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其中一个重大改变是政府不再纠结GDP。但不纠结不等于不重视，从官方的公开文献看，到2020年GDP每年增长7%仍是底线。所不同的是：以往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出口拉动；今后则主要靠创新驱动

　　经济增长转换动力，牵一发而动全身，显然是明智之举。当前国内产能过剩、结构失衡、出口受阻，不实施创新驱动何以打破眼前的僵局？若再拖下去，积重难返日后会更被动。由此看，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实施创新驱动乃势在必行。这里要明确的是，创新包括体制创新与科技创新，十三五期间创新驱动到底是指哪一种创新？

　　若以贡献论，体制创新对经济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体制创新居功至伟。不过我认为政府今天所说的创新驱动是指科技创新。并非我主观臆断，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的就是科技创新；而且学界对此也无分歧。当前人们关注的焦点，是政府应如何支持科技创新。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弄清何为科技创新。并不是咬文嚼字，因为对概念的理解关系到科技体制怎样改。最近查文献，发现大多都将科技创新解释为科学与技术创新的总称。说实话，这解释我不同意。技术当然可以创新，但科学却不能创新。科学研究揭示的是规律,规律只能发现，不可能改变。请问对勾股定理、引力定律我们怎么创新呢？

　　于是这就带出了本文的重点：第一，科学研究是发现规律而非创新，那么政府要不要出钱资助？第二，技术可以创新，可这是否意味着所有的技术创新都得靠政府投资？不知读者怎么看，我的观点是对科学研究政府应全额资助；而对技术创新，政府是否投资不能一概而论，要区分具体情况分别处理。

　　先说科学研究。科学研究需要政府资助，因为它研究的是基础理论。与应用性的技术研发不同，技术研发的成果是某个商品，而理论研究的成果则是某个原理或定理，由于没有商品载体，不能直接用于市场交换，因而难以通过市场取得回报。十八届五中全会也指明了科研创新的若干原则立场。

　　另一个理由是从经济学角度看，科学研究的成果是公共品。所谓公共品：一是消费不排他；二是不存在边际成本。我认为科学研究正好具备这两个特性。科学家发现的某个规律（或定理）一经公布，不仅使用不排他，使用人数的多少也与成本无关。比如引力定律，你使用并不妨碍我使用，大家同时使用，发现和使用定律的成本不会变。

　　以上两点读者若同意，对政府资助科学研究就不应该有异议了。目前学界一致的看法，现代市场经济政府的职能是四项：保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公平、提供公共产品以及助弱扶贫。既然大家都认为提供公共品是政府的职责，而科学研究的成果又是公共品，这样看，政府资助科学研究不过是在尽自己的职责，义不容辞。

　　转谈技术创新吧。相对而言，技术创新的情形要比科学研究复杂些。技术创新虽属应用性研究，成果可以商品化，但也有特例，有些技术成果具有商品属性却不能转让。这方面的例子多，最典型的是国防军工技术，由于事关国家安全，该领域的创新成果国家不允许转让。也正因如此，国防军工技术创新通常得由政府投资。

　　除了国防军工技术，其他大量创新则是民用技术。民用技术与国家安全无关，创新成果也可有偿转让。问题就在这里，对此类可以转让的技术创新政府要不要资助？若听研发机构的意见，肯定要资助，而且是多多益善。而我的看法相反，成果既然可以有偿转让，那么就应该面向市场筹资，不能由政府包揽。

　　有数据说，我国技术专利的数量已连续4年居全球之首，去年专利申报达92.8万件，得到的专利授权16.3万件，是了不起的成绩。然而产学研脱节问题也很严重：专利转化率平均不足20%，产业化率不到5%。令人奇怪的是，如此多的专利成果无人问津，研发者却无动于衷。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有多方面，但归根到底我认为在投资体制。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如何改变体制机制我们拭目以待

　　是的，要推动产学研融合，现行的投资体制必须改，不然研发机构就这样由政府养着，实现产学研融合将遥遥无期。但可以想到的是，一旦政府真的对研发机构断奶，相关利益当事人会出来反对。为稳妥起见，政府不妨以退为进，先设一个过渡期，分两步走：第一步，过渡期内财政仍拨给工资，但不再下拨课题经费；第二步，过渡期满研发机构即由事业单位改为企业，国家不再拨工资。

　　要特别说明的是，提这样的设想并非为政府卸包袱。创新驱动乃国家战略，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置身事外。事实上，政府支持创新并非只有拨款一种方式，依法打击侵权保护创新者权益、为技术成果转化提供“中试车间”等也是对创新的支持。这么说吧，除了不拨经费，与创新有关的所有公共服务政府都可提供，而且必须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