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简介：

　　主要职务：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研究领域：企业产权理论与经济发展，制度创新理论、人本体制理论、广义产权理论、中国发展转型理论。

　　主要兼职：兼任中国经济学术基金(香港)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香港亚太法律协会产权顾问，中外企业集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组组长、并兼任清华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特聘专家、东北大学等数所高校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经济学奖专家委员会委员、科技部国家新材料发展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特约研究员、综合开发研究院(深圳)名誉理事、香港政策研究所特邀顾问、香港中小企业国际交流协会名誉会长、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台湾社会大学台商学院兼职教授

　　工作履历：1979年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同年，参加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经济结构调查组。1980年开始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职随读政治经济学专业研究生核心课程(非学历学习)。1982年晋升为讲师。1984年出席全国第一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会议(莫干山会议)，会后参与发起创办《中青年经济论坛》，翌年在津创刊，任常务编委。1985年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同年被选为天津市中青年经济学会会长。1987年晋升为副教授。1988年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90年破格晋升为教授。1991年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同年，担任全国高校经济学学科专家评议组成员。1993年应邀赴美出席在耶鲁大学召开的“迈向21世纪的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回国后被选为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同年，被确定为南开大学经济学学科第二梯队学术带头人。1994年担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产权研究中心主任。同年被选为天津市企业经济研究会会长。1995年应邀赴日本一桥大学进行学术交流，作《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学术报告。同年，调入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机构从事经济研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副司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1997年被南开大学评为博士生导师，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同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在美国哈佛大学举行的中美日韩四国“亚太论坛”第一次会议。同年，应聘担任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团经济顾问。1998年任国家计委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外企业集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组组长。同年，赴香港大学讲学。1999年任中国经济学术基金(香港)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2000年任香港政策研究所特邀顾问。2001年任清华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特聘专家。2002年任香港中小企业国际交流协会名誉会长。2003年作为中方代表，赴日本出席“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第23届年会”，作题为《中国新领导体制形成后的经济体制改革走向》的基调报告。2004年应聘担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东北大学合办的“转轨经济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招收“转轨经济理论与企业制度”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2009年香港亚太法律协会产权顾问。2011年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台研所特聘教授。2012年台湾中华两岸企业发展协进会顾问。2012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博士后合作导师。

　　学术成果：主编：《资产重组：中国企业兼并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主笔：《现代企业创新论——中国企业制度创新研究》(国家“八五”重点科研项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换体”的革命》，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主笔：《产权交易理论与运作》，经济日报出版社1995第一版、1998第二版；《中国企业产权界定》，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人本体制论——中国人的发展及体制安排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代表作)；《广义产权论——中国广领域多权能产权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代表作)；《产权人本共进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版；《创新立国战略》，学习出版社、海南出版社联合出版2013年版；《包容性改革论——中国新阶段全面改革的新思维》，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代表作)。

　　主要荣誉：《企业创新论》，常修泽、戈晓宇(《经济研究》1989年第2期)，获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授予的“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入选论文奖(1988)。《资产重组：中国企业兼并研究》，常修泽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获国家教委全国高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1995)。《现代企业创新论——中国企业制度创新研究》，常修泽主笔，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国家“八五”重点科研项目，获天津市人民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二等奖(199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为中共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提供的内部研究报告，常修泽为主持人之一)，获国家计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98)。《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研究》(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达的内部研究项目，常修泽为主持人)，获国家计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999)。《“十五”计划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常修泽为执笔之一，获国家计委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00)。《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要问题研究》(为中共十六大报告起草工作提供的内部研究报告)，常修泽为主持人之一，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04)。《关于发展先进生产力问题的研究》(为中共十六大报告起草工作提供的内部研究报告)，常修泽为执笔之一，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05)。《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提升研究》，常修泽主持,获中央组织部重点调研课题成果一等奖(2009年)。

　　被学界称为中国“人的发展经济学领军人物之一”和“对产权问题素有研究的经济学家”。其理论贡献被收入《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第2卷。曾入选美国传记研究中心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出版的《国际名人录》。多次应邀到海外讲授其“人本体制论”、“广义产权论”和“中国第三波转型理论”。

　　社会影响：其治学业绩载《中国经济学希望之光》一书(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香港把其列为“代表着大陆经济学新一代实力和潜力的中青年学者”之一(香港《大陆经济学新星荟萃》1992)；学界称其为“对产权问题素有研究的经济学家”(1994)和“广义产权论”的拓展者之一(2010)；入选美国传记研究中心(ABI)《国际名人录》第5版(1994)；入选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IBC)《国际名人录》第26版(1998)；其理论贡献入选《1949-2009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第2卷(2010)；被国内“人的发展经济学”界推选为中国“人的发展经济学领军人物之一”(2012)；多次应邀到海外讲授其“人本体制论”、“广义产权论”和“中国第三波转型理论”。

　　主要观点：

　　1.提出“包容性改革”

　　中国正处在由“第二波历史大转型”向“第三波历史大转型”转换的历史阶段。依据大历史观，与上述转换相适应，中国改革应该进入“五环式改革”，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制度全方位改革的新阶段。新阶段应该有新的战略思维。

　　“包容性改革”与“包容性增长”是内涵不同的两个命题。“包容性增长”属于“经济增长”范畴，“包容性改革”属于“制度创新”或“体制改革”范畴。我不希望“文明冲突”和“社会博弈”成为中国新阶段改革的主流形态，我期盼包容性改革能够成为下一步中国改革的战略选择。

　　“包容性改革”的三大要义和制度安排

　　第一要义：包容性思想——海纳百川、包容互鉴。它针对的是心胸狭窄、唯我独尊。第二要义：包容性制度——公正市场、社会共生。它针对的是非包容性的或称排斥性的体制。第三要义：包容性运作——超越极端，双线均衡。针对的是绝对极端，剑走偏锋。

　　三大要义中核心的东西是建立包容性制度，而且我主张“五环式改革”应“环环瞄准包容性制度”。具体来说：经济改革，寻求建立公正的深度市场化经济体制；社会改革，寻求建立多元阶层社会共生的社会体制；政治改革，寻求建立具有最大政治公约数的政治体制；文化改革，寻求建立多元文明交融的文化体制；生态体制改革，寻求建立以天地人产权为基础的环资制度。这样做，是想把包容性制度贯穿于“五环式改革”中，而且争取贯彻到底。

　　2.提出“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

　　下一步整个国家改革的战略或者路线图，我认为是20个字，这就是经济转型、政治变革、社会共生、文明交融、天人合一。我有三句话，第一，穷人不能再穷，必须遏止这个贫困化的现象。第二，富人不能出走。标志就是富人出走率怎么样，中国的富人出走率这么高，难道不值得我们自己反思吗？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方略是不是有问题？第三，中产必须扩大，来实现这个协调。

　　3.提出国有与民营都该看成共和国的“亲儿子”

　　国有和民营都是共和国的亲骨肉，好比是手心手背，都是亲骨肉嘛！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句话说得好，它们“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实践上有些部门并没有把民营经济当成国家的亲儿子，而仍然看成是“庶出”，其骨子里是这个思想，但未必说出来。由于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社会上存在一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形成了在处理国有与非国有之间关系方面“贵国有，贱民营”的弊端。《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在处理周边民族关系时讲过的一段名言：“自古皆贵中华（指中原），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套用唐太宗这个句型：“长期皆贵国有，贱民营，应独爱之如一。”具体做法就是实行“两平一同”，即：1.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2.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3.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真的“爱之如一”，就要把国有民营都看成是亲儿子。能否做到以上三点，是区分是否“爱之如一”的试金石，也是产权结构创新的主要着力点。

　　国家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和民间投资发展的思路是明确的。但也须看到，往往是太爱大儿子，对小儿子虽也开始爱，不过关键时刻还是认为他野性十足，挺淘气，不喜欢。实际上，往往是淘气的孩子有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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