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完全在于应用。“应用”也好，“管用”也好，关键是坚持实事求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所谓中国化，就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前不久，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习近平同志围绕领导干部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了讲话。讲话立意高远、提纲挈领，笔者以《学好经典 坚定信仰》为题，在媒体上发表了领会讲话精神的文章。感到意犹未尽，遂重阅邓小平的相关论述，写下学习邓小平的经典观的若干感悟，与读者分享。

　　老祖宗不能丢

　　老祖宗不能丢啊！这样一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充分表现了邓小平这位久经考验的老政治家、大政治家的坚定信仰和谆谆嘱托。邓小平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所谓老祖宗，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这些革命导师所创立的主义和思想，它们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我们党的先进性的根基所在。丢了老祖宗就丢了根本，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还从何谈起？

　　邓小平在与美国记者华莱士的谈话中坦陈心迹，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后来说过，马克思主义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这是邓小平的一个非常鲜明、坚定并一以贯之的基本认识。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写或者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他多次表示，我们绝不会像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那样全盘否定毛泽东，我们必须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同时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特别是他晚年所犯的错误。邓小平在对待这个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原则的坚定性以及分析问题的科学性、分寸感，对于我们党在实现拨乱反正、进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思想稳定，具有极为重大的指导意义。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领导干部要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1985年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提出的四点意见之一，就是关于干部的新老交替和理论学习。他说：“现在我还想提出一个新的要求，这不仅是专对新干部，对老干部也同样适用，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指出，有的同志问现在我们是在建设，最需要学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学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实际意义的认识，是一种误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提高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他明确要求：“我希望党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由此我们联想到，毛泽东曾经这样提出过：“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所不同的是，毛泽东是在抗日战争初期这样要求的，邓小平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类似的要求，说明在重大历史任务的转换时期，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尤为突出。

　　学马列要精和要管用

　　在1992年视察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非常鲜明而精辟地指出：“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

　　怎样理解“精”？“精”就不是全部，照顾到所有的细枝末节、求全求备，自然就不会“精”了。“精”也不是表层，只做表面文章，不能深入其中，不能紧紧地抓住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内部联系，当然也谈不上什么“精”了。精的反面是粗，只有去粗才能取精。

　　学马列所要的“精”，可以理解为三层含义：一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立场就是工人阶级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人们观察一个政党、一个团体、一位领导人是否具备这样的立场，就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观点和方法，就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对这个观点和方法，能够融会贯通、运用自如、得道自然，做到知与行的统一，确非易事。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清楚经典作家是怎样提出这些原理，这些原理的实质是什么，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又是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当成行动的指南而不把它们当成教条，就一定要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知原理为何物，就只能记诵老祖宗的个别词句。比如，马克思主义最为基本的原理，就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基石。前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后者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特殊规律。两者相互贯通、互为依补。三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脉，就是实事求是。不坚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之源就会枯竭。关于实事求是的内涵，毛泽东的论述极为精辟，他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今天，我们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的”，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即从“实事”出发，去“求”，即研究当代中国发展、改革和稳定之“是”，“是”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求的实事求是。

　　上述三层含义，是我们受视角的规定及论述的便利而言的，实际上三层含义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贯通和依存，不能割裂，不能偏废。

　　学习马列要“精”的要求应该是有层次的。对于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来说，要求他们读很多大本本，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他们应该是知道马列，知道马列的基本原理，更应该信马列，心口如一地信，而不是信权钱，更不是信鬼神。但是，对于担负重大政治责任的领导人及高层的理论工作者所要求的“精”，就应该是“精通”马克思主义，他们就应该读一些本本，至少是一些最为基本的著作。不然，他们的信仰和主张就缺乏根基，所言所行就容易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谱。

　　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完全在于应用。“应用”也好，“管用”也好，关键是坚持实事求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所谓中国化，就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列宁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教导我们说，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指出：“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正是这样做的，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实际相结合，领导俄国革命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这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走向胜利的一条基本的成功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践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经验证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能够给实践提供科学指导，使人们在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的基础上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精髓，一脉相承的都是实事求是。我们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实践党的基本理论，所必须遵循的科学态度就是坚持实事求是。

　　当年毛泽东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针对我们党内以及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的干扰影响。后来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针对的是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对社会主义的种种曲解，尤其是所谓苏联模式的影响。他们所提倡的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相结合”依然是我们今天坚持中国化之必然。但是，我们应该明确两点，一是这里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确实更应是“基本原理”，而不是个别的观点、论断，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在老祖宗的本本里找到具体的答案。邓小平曾经告诫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二是我们今天的中国化，已经不是在经过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的中国化，而是在已经取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系列重大成果基础上的中国化。在当代中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用这些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指引人民，是我们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立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成功之本。

　　既要学经典又要讲新话

　　1983年，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时说道：“不解放思想，什么事情只搬马克思、列宁和毛主席的词句和语言，我们的事业就不可能得到提高和发展。”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给予了高度评价，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1987年，在同日本客人谈到党的十三大时，邓小平说：“我们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一方面敬尊老祖宗，不丢老祖宗，一方面又提倡讲新话。不丢老祖宗与讲新话，是辩证的统一。学经典，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讲新话，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要讲新话？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这就是讲新话。党的十五大指出，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既是高擎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伟大旗手，同时又是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善于讲新话的光辉典范。关于这一点，难道还会有任何疑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