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现在的经济下行是过去结构失衡的结果，也包括政策的失误，如果结构继续失衡，宏观政策不作调整，那未来面临的困难还要更加严重。因此，现在的经济下行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硬要靠人为措施来改变它，一定要把保短期经济增长率作为首选，那必然要延续过去不适当的宏观政策，加大刺激，必然要把结构性改革、把体制改革无限期向后推延。而且这些刺激政策是不利于结构改革、不利于体制改革的，所以在促改革、调结构和维持短期经济增长之间做选择，第一位的应该是促改革、调结构，而不应该把保短期增长摆在第一位。

推动改革和结构调整，为的是在渡过困难期以后经济增长能够更加顺利，更可持续，而避免经济不断下行，陷入长期箫条。具体的说，就是应该果断减少过去不适当的政府干预、不适当的各种优惠政策、不适当的投资鼓励、不适当的货币刺激，回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轨道上来，培育有利于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是供给侧改革要做的事情。

而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应该着重解决导致收入分配失衡的若干体制和政策问题。首先，过去政府收入占比不断上升，但是政府支出结构不合理，过度偏向于投资，也过多用于政府行政支出，但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却仍然不足。这不利于消费需求回升。必须说明，这几年政府的公共服务支出是明显上升的，有些领域上升还较快；但总体而言，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特别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公共服务支出都仍然是不足的，公共医疗、教育、保障性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都存在着不足。

各级政府过去热衷于GDP增长和扩大投资，把这些看作政府的主要政绩。但经济增长和投资的任务主要应由市场、由企业来完成，政府减少干预，可能市场会做得更好。当然有少数领域需要政府干预，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因为短期内不赚钱，所以私人资本可能不会去做，需要政府来投资。但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也需要合理适度。并非所有基础设施投资都是好的，有些是低效或无效的。政府的中心工作应回归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维护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公共秩序，建设一个服务型的政府。这是政府的基本职能。过去的一个偏向是政府常常去抢应该由市场来做的事情，而忽略了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中国目前七亿多城镇人口，其中三分之一是没有城镇户口的新城镇居民。他们多数人没有享受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他们长期在城市里打工，但家还在农村，孩子还在农村，长期身份不能改变，不能在城市安家落户。有些人已经在城市工作了很多年，还是不能获得城市居民身份。这正是当前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前年国务院提出了一个目标，在2020年以前要解决一亿人的城镇户口，但据我所知，户籍改革进度很慢，按现在的进程恐怕完不成这个任务。各级政府对完成这一任务不积极，它们不认为解决这些居民在城镇安家落户、获得户籍、给他们提供公共服务，是自己的职责。但是很多不该投资的项目，得到了政府的积极支持。这说明政府行为发生了偏差。这是政府改革要做的事情，政府改革要使政府回归公共服务职能，政府政绩好不好，应该由老百姓说了算，而不是由上级用几个指标来评价，我觉得这方面需要一个根本的变化。

政府现在的财政支出结构需要有一个重大调整，减少不必要的政府投资，减少过大的行政管理支出，增加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这一步很关键，做到了消费率就会回升，过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就会逐渐下降。所以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是现在的当务之急。

用低工资保持比较优势？不合理！

共识网：您最近提到我国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很多学者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而财政部长楼继伟先生认为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为工资提高、《劳动合同法》等因素，抬升了企业用工成本。但老师刚才提到中国现在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工人或者居民的收入应该符合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老师怎么看待通过降低或者改变最低工资、修订《劳动合同法》，以度过中等收入陷阱的观点？

王小鲁：我也注意到了这些观点。中国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不是低收入国家了；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人均GDP才200美元，现在是7000多美元，那你怎么可能指望工人工资不增长或者是低增长，怎么可能一直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永远维持经济高增长呢？就算能够靠低工资维持高增长，但如果老百姓不能从增长中得益，这样的高增长有意义吗？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老百姓，中国已经度过了低收入阶段，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工资水平和中等收入国家相适应，是非常正常的。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的低工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