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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9日由北京四海昌信咨询中心承办的＂中共邵阳市委中心...

2016年4月29日由北京四海昌信咨询中心承办的"中共邵阳市委中心组学习报告会"在邵阳举办，报告会邀请到了著名党建专家，反腐理论研究专家，«红旗»杂志原副总编辑,«求是»杂志研究员黄苇町做精彩报告，市委四大班子成员，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了此次学习。

我们党首批53名党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其中北大的师生和校友就占21名，而工人出身的党员其实只有一个人，叫郑凯卿，他还不是产业工人，是武汉文化书院的一个工友。但是我们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从一开始就是非常鲜明的，建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提倡平民教育的合法民意组织党员深入工人区，创办工人夜校，从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入手来启发阶级觉悟。而工人运动有了党的领导立刻蓬勃兴起，从1922年初和1923年初，我们党领导的各种工潮就有100多次，包括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原五矿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总同盟罢工等，参加者超过30万人，这对于无论当时只有两百多名党员的我党来说还是只有两百多万中国产业工人的队伍来说，这种动员群众的规模和能力都是世所罕见的，所以也成为了我们党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重要标志。

  而我们党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几位领导者，除了广州农讲所第二任所长毛泽东他出身富农外，其他都是出身地主家庭，这个不奇怪，要是那时候家里没有几个钱就很难外出读书，更别说接受马克思主义了。广州农讲所第一任所长彭湃，他们家的佃户就超过了1500人，他留学回来已经当到了县教育局局长，可是却抛弃了荣华富贵的前途，发动农民起来革命，他甚至直接带人来分自家的地，这块给你了，那块给他了，把家里人给气坏了，却被农民称为“彭菩萨农民王”。广西的“韦拔群”，他家也是当地的首富，村村都有他家的粮仓，他们家的牛群之多导致有的牛因为拥挤踩踏致死过了很长时间都不被发现的程度，可是他也开办了农讲所，还变卖家产给农民自卫军购买武器，被壮族同胞亲切地称为“拔哥”。

  湖南的夏明翰则出身豪绅家庭，世代为官，他却当了全国农民协会的秘书长，那首大气磅礴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就是他就义前的绝笔。这几位当时都很年轻的共产党员，是我们党联系农民群众的最早纽带，那个时候的农村，文盲要占90%以上，而且生活环境闭塞，除了逃荒要饭，很少有人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样，无论给他讲马克思主义还是劳工权利，他们都很难听得懂，更别说理解和接受了，真正吸引这些农民的，是这些共产党人极其另类的表现，他们是富家子弟，却为穷人谋解放，甚至不惜散尽家财，变卖祖产，直到为了贫苦农民的翻身贡献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是什么使他们变得如此与众不同，所以人们才开始认真地听他们讲的道理，琢磨道理在哪里，琢磨他们的主义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如果说在中国的城市是先有马克思主义而后有共产党人，那么在中国的乡村，更大的程度上是先有共产党人，而后有马克思主义。亿万没有文化甚至不识字的群众正是从这些共产党人身上，从他们所作所为中第一次认识到我们党的，认识到共产党人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穷人的真理。

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这个结合的产物就是毛泽东思想。早年的中共，应该说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还缺乏深入认识，而共产国际一方面为中国革命提供了很多重要援助，另一方面也施加了很多错误的影响，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90%，有的白区的党组织甚至损失了百分之百。直到遵义会议之后，我们党才逐步走出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发展道路，才创立了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革命战争方式，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后来的反蒋统一战线。因此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胜利。

  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你就要集中全党的智慧，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尤其重要。应该说，我们很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党的五大选举的29名中央委员里，有3个人出自同一个家庭，就是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桥年，当时他们也都还不到三十岁，按照现在有些人的思维，作为“官二代”，他们提拔这么快，肯定和当总书记的父亲的影响有关。实际上，绝大多数代表都认为，他们的当选是实至名归的，父子关系也可圈可点。陈延年是当时中共的广州区委书记，作为大革命的中心地区，他所辖的当时占到了全国党员的35%，中山舰事件发生以后，当时陈独秀本来是准备组织左派反击，但是在共产国际压力下被迫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当时广东很多党员都想不通，陈独秀就给陈延年写了封信，他在信里引用了“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这么一个典故，来规劝他的儿子说不要违反党的纪律，但是陈延年仍然在区委会议上对中央派来的代表张国焘表示自己明确反对，他说虽然我和陈独秀是父子关系，但是我必须坚持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而陈乔年在五大之后代理“李维汉”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在党的“八七”紧急会议上就发言说了，他说我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大革命失败，遭受挫折，也使我哥哥延年、李大钊和赵世炎等同志惨遭敌人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后来他调任江苏，就去看望那时候已经被解职的父亲，当时苦闷中的陈独秀看到儿子非常高兴，但是话语间对共产国际把失败责任全推到自己身上颇为不满，陈延年却有理有据，又充满感情地对他父亲说，爸爸，就不说共产国际，你自己对汪精卫过于轻信，于大革命失败是负有责任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党必须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

  下面我再讲一个我们党内开展自我批评的典范，1930年，蒋阎冯新军阀大战爆发，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李立三错误地估计形势，要求城市地下党也趁机暴动，并且调全国红军去攻打大城市，这个盲动路线很快碰壁，红军和地下党都遭受了重大损失。李立三也被要求去莫斯科做检查，当然他被免职了，可是当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人听完了他的检查就纷纷评价这是一个共产党人的坦诚，他对自己的错误没有任何文过饰非，对党造成的损失非常沉痛，给他作出的结论是没有两面派手段，他的这个检查是真诚的。东北解放以后，中央同意他回国工作，但是犯过大错误的李立三名气太大了，不好工作，为了便于工作，就开始他的化名叫做“李敏然”。哈尔滨的领导人，当时还不太清楚，看莫斯科回来这么一个风度翩翩的老布尔什维克，就说你给我们高级干部讲讲党史吧。李立三就很痛快就答应了，可是党史那么长，讲哪段呢？李立三想了想就说，我就讲“立三路线”吧，他就在会上分析了“立三路线”产生的原因、领导人的责任、从中应该吸取的教训等。讲完以后，场上一片称赞声，说这果然是莫斯科回来的，水平就是高。这时候有个干部就举起手来，就问了，您把犯错误的领导人的心理活动都讲得那么详细，你是怎么知道的？报告人的回答都让全场都意外，他说我就是李立三。话一出口，当时所有人的表情都凝住了，谁都没有想到，就是李立三本人在讲“立三路线”。经过短暂的沉寂之后，会场上爆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很多人多少年以后回忆说正是通过听那次党课，我才知道什么是一个老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自我批评精神。

中国革命有三个公认最艰苦的时段，长征时期、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时期，特别是抗联，孤悬敌后14年，牺牲的师以上的干部就达到上百人，所以那时候经常没有饭吃、没有冬装，伤病员也没有医药，如果不是群众豁出命来接济，也许我们一天都没法存活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同志说，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密切联系群众，就要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抗战胜利之后，我们党十万干部战士出关，三年以后变成了百万大军入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适时开展了土地改革，在保田参军的口号下，光东北解放区就有160万人穿上了军装，淮海战役的时候，表面上是我们60万我军和80万蒋军的对决，而实际上各地踊跃支前的民工达到了543万人，平均每名战士背后就有9个民工，其中随军行动的民工超过80万人。小平同志讲，“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作为淮海战役的统帅，他这句发自肺腑的话是有深厚的历史内涵的，而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体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党性和人民性的根本统一。

在这一点上，刚才您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新的时期来我们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应该说，随着现在经济社会的转型，现在是社会上有什么成份，我们党内就有什么成份，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是对共产党员的党性的一个基本要求，而且我们还要正确地把握群众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的共同利益，不同特殊群众的具体利益的关系。包括在有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简单地讲少数服从多数都是不行的，你必须通过协商，尽量寻找大家都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用句初等数学的话，就是要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否则你少数人的合法权益也得不到保障。在这里，对群众的感情很重要，因为感情决定态度，感情产生动力。我们很多同志都知道小平同志那句“不管白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名言，实际上这句话原来是“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白猫”，是引进波斯猫以后才出现的。小平同志什么时候讲的这句话呢？这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小平同志下去调研，面对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他心急如焚，他提出来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生产出粮食来，不要让我们农民被饿死就行，他是在这个背景下讲“黄猫黑猫”的，是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提出来的，尽管他以后两次被打倒，第三次复出还是提出要为人民做事，而不是做官。他在三中全会前去东北视察时，一路上看多讲少，最后他对辽宁省委负责同志讲了七个字，“我们对不起人民”，作为一个党的主要领导人做出这样沉痛的自责是前所未有的，也说明他对人民群众的非常深厚的感情。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现在确实也有一些干部，原来是群众的一员，但是现在随着地位变化、职务升迁，对群众的感情越来越远，有时候作风粗暴，甚至采取非理性手段，造成矛盾激化。更有个别党员，受所谓官场“潜规则”，认为眼睛向上才能上去，眼睛向下只能下来，领导喜欢的会进入领导层，群众喜欢的会留在群众中，因为他只怕上级批评，不怕群众反对，以作秀来代替做事，势必凉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心，也不符合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报告会主讲嘉宾：

    黄苇町，男，1947年生于山西省泽州县周村镇苇町村，籍贯湖南省华容县。著名经济学家、党建研究专家、反腐理论研究专家、反洗钱专家。以《苏共亡党十年祭》一书轰动国内外。曾任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现任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研究员。

    曾任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现任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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