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4日，何伟（右）等人前往经济学家于光远（左）家中探望并送上自己的最新作品《谏策与诤言》。李小宁 供图

2010年2月4日，何伟（左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晓亮（右一）、原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副秘书长李小宁（右二）与经济学家于光远（左二）合影。李小宁 供图

　　1992年，时年66岁的何伟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离休了。

　　这一年，《何伟选集》由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系统总结了何伟多年来对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国企改革、按劳分配等关系的论述。

　　同样是在这一年，何伟开创了一项新事业，连同其他40多位经济学家发起成立了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编注：以下简称“开达”）并任理事长，张罗起了中国市场经济论坛。

　　在此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开达成了在北京的“经济学家之家”，给这些人提供了一个交流思想的平台。

一路化缘办开达

　　于光远、薛暮桥、龚育之、杜润生、董辅礽、厉以宁、吴敬琏……

　　这些经济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字，正是开达40余位发起人名单的组成人员。虽然如此，对何伟来说，要想经营好开达并不轻松。

　　举办论坛场地费、交通费、聚餐费都需要钱，开达也就需要挣钱来维持运营，用原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副秘书长李小宁的话来说，开达需要“造血”。

　　李小宁说，开达刚开始办的时候，培训部做得比较好，不过很快，这一块分了出去，由别人去做了，和开达没关系了。

　　在后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开达一直没有解决自身的“造血”问题，不少投资者进来了又出去了，“总经理前前后后换了三四位”。

　　“当时的一个说法是，开达的经济学家有‘三大’，首先是名气大，然后是年龄大，最后是宏观大，他们讨论的都是国家政策层面的事情，与企业的具体需要很难衔接。”李小宁说，“核心团队年龄老化，宏观与微观的偏差是开达不能做大做强的主要原因。”

　　没有多少“造血功能”，开达的运营只能主要依靠何伟的“化缘”能力磕磕碰碰地往前走了。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开达的中国市场经济论坛先后举办了100多期，每年的新春论坛也照常进行，也算是一个“奇迹”了。

　　目前也开公司的女儿郝奇志说，父亲这一辈的经济学者长于对马恩经典有诠释能力，而基本上没有经济的实操能力，“所以开达办不起来太正常了，一点也不奇怪，不过在同龄人中，像我爸爸这样战过商海的人还是少之又少。”

　　何伟的原同事兼好友、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原副院长宋养琰说，在那些年里，在北京的学术机构里，开达举办的论坛次数最多，影响也最大，“如果没有何伟的挂帅，调动我们这些人的积极性，我们这些人连一个讨论的地方都没有了。”

　　宋养琰认为，何伟的一生有两大最大的贡献，一个是思想理论方面，领风气之先，另一个就是组织方面，主要就是组建了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

　　2006年底是开达最困难的日子，“当时只剩下一个专职工作人员和一台电脑，还借用其他公司的地方办一下公。”当年唯一的专职工作人员、开达原办公室主任何晓容回忆说，当时要举办新一年的新春联谊会，开达一下子拿不出来钱来，“我们就商量，要不今年的会就不办了。”何伟当时就说，“我自己去借钱，也要把会办下去。”后来，何伟多番努力，终于找到了一个赞助单位，那一年的新春联谊会顺利地办了下去。

　　到了2008年，李小宁和何伟商量，一方面，开达面临经营困难，另一方面，开达的历史使命也告一段落了。商量之后，他们决定结束开达。

　　不过，即使到了今天，开达的影子还随处可见。一份在经济学家圈子里面颇有影响力的内部出版物《经济学家周报》的学术单位之一还挂着开达的名字，其学术顾问也大多是开达的老人。就在今年1月份，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联合开达举办了2012年首都经济学界新春论坛。

　　开达如同那个热火朝天改革时代的一个象征，怀揣着这些经济学家的希望。而作为运营实体的开达，早已远去。

　　提倡积极休闲文化也是何伟最后20年力倡的一件事情。

　　1995年3月2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签署了国务院第174号令，决定自1995年5月1日起实行双休日，即“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实行统一的工作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为周休息日”。

　　于光远和何伟就认为，应重视休闲问题，提倡积极休闲、文明休闲、健康休闲、有意义的休闲，并为此发起成立了北京六合休闲文化策划中心。

　　就是这样的一个主张也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并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公开批判休闲，认为这是剥削阶级的享乐思想，是玩物丧志。

　　何伟主张，应将休闲从吃喝玩乐、游手好闲、玩物丧志等贬义词中解脱出来，提倡休闲的积极意义。何伟认为，“休闲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产物，有了发展个人兴趣、特长，自由支配的时间。” 

　　在这场争论中，中宣部原部长朱厚泽支持了何伟的主张，并让其感念不已。在后来《悼念厚泽同志》的文章中，何伟回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达举办的一切活动，朱厚泽只要在北京有时间都来参加，“在会上他讲话朴实、言简意赅、恰中要害，不少精彩火花，有时语惊四座。”后来，朱厚泽还被聘为开达的顾问。

　　“厚泽同志讲，积极休闲观不是玩物丧志，而是玩物壮志。”何伟说，“这句话成为我们为休闲正名的名言。”

为马克思主义原旨论战

　　在“关门弟子”、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思远看来，何伟是“经济改革理论家”，女儿郝奇志认为，爸爸是一个“马克思原旨主义者”。何伟则对自己的治学宗旨概括为“离经不叛道”——经是斯大林的排斥商品经济模式的传统观念之经，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道。

　　杨思远认为，何伟在经济改革理论中最为突出的贡献是系统研究了商品经济理论。20世纪50年代末，他就提出按劳分配中的实际不平等权利，其性质是无产阶级法权。随后，他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应是商品经济，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和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如何与商品经济相对接，如何按商品经济要求实行改革的问题。 

　　杨思远还记得何伟经常说的一句话：如果说只有社会主义救了中国，那么只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才能救社会主义。

　　2010年10月，何伟曾应科学出版社出版《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经济卷》的要求，系统总结了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和主张。

　　除了罗列自己在倡导商品经济、推动市场经济改革、改革全民所有制、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等方面的观点和主张，何伟还花了很多的篇幅叙述了自己对斯大林的重新评价、前期马克思主义与后期马克思主义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作用。

　　曾经有一个相对年轻的经济学家对郝奇志说过这么一句话：“如果对年轻的经济学家来说，何伟是落后的；那么在老派经济学家看来，何伟又是‘离经叛道’的。”

　　在一些批评者的眼里，何伟的确已经叛了马克思主义的“道”。    在人生最后两年的时间里，何伟的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了撰写回应某个指名道姓批判者的文章上。这位批判者是他原来在人大经济学院的同事。

　　这位批判者在文章中说，何先生一再声称他要“离经不叛道”，然而以经载道，经是道的载体，经与道是不能分开的，不能经在斯大林手中，道在马恩手中。

　　这位批评者还写道，何先生曲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点由来已久。粉碎“四人帮”后，“我曾与他一起合作过几年，但后来相互的理论观点渐行渐远，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杨思远曾经不止一次地听何伟说过，要闻过则喜，对于别人的批评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对于别人提出的商榷意见，他每次都非常重视，积极回应。”

　　何伟在晚年曾编辑了《何伟文存》的小册子，一共出了11辑，在最后的几辑里，他的回应文章占了很大篇幅。何伟还将批评者的文章全文附录于后，以便获得文存的人能够对照阅读。

　　通读两人的文章，何伟与批判者的交锋点主要集中于中国《宪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何伟认为，中国《宪法》第七条已将斯大林的全民所有制界定为国有经济，而《宪法》第六条却将斯大林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就是说，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以后，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也消失了，又要回到斯大林所设计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体制，用计划经济体制代替市场经济体制，回归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制度。

　　批判者则认为，何伟将中国《宪法》第七条与第六条对立起来是出于逻辑认识上的纰误，中国《宪法》将国营或国有经济界定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而不能倒过来说。批判者还说，查遍斯大林的论著和苏联宪法，都不存在中国《宪法》第六条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表述，苏联农业集体化是实现集体农庄制度，而中国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既包括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也包括城镇中的集体所有制。

　　郝奇志说，很多年轻的经济学家已经不太关心这些老人们争论的东西了，“不过，在我看来，父亲的研究依然符合中国的现实需求，依然是有意义的。”

　　在1992年，何伟就在其选集的后记中如此自况道，“我自认为是一位虔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决捍卫者。因此社会上一些改革比较激进的同志认为我的观点保守，而一些持传统观点的人却认为我的观点有问题。”

临终赶稿10余万言

　　今年4月份，何伟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例行体检。这一体检不要紧，查出来他已是胃癌晚期，并且向肝脏转移得很厉害。

　　何伟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现实并做了两个决定：一、采取保守治疗的方案；二、完成最后一本著作《自由人联合体的曙光：解码若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早在患病前，何伟就不止一次地和好友以及家人谈过写作这本书的想法，“如果不是这次患病，这本书不会这么赶。”何伟曾表示，自己晚年最大的愿望就是摆脱斯大林理论对于中国思想理论的影响，“摆脱死人抓住活人，重新认识斯大林，重新认识科学社会主义，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

　　郝奇志回忆，父亲发现自己得病之后，就不再见客了，也没有对外宣布自己的病情，而是埋头写书，少数亲友知道了病情想过来探望也大多被谢绝了。

　　在最后的几个月里，何伟整天就坐在电脑前，一边查阅资料，一遍写作，“一个月就写了10万字。”

　　何伟去世后，郝奇志查阅了父亲的电子邮箱，确认这本书稿最后完成于9月4日，并于当天发给了郭丁。郭丁是何伟在中国人大经济学院的同事，何伟当时的体力已经不支，就把这本书稿的审定工作完全托付给了这位老友。

　　9月底，何伟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这一次就没有出来了。

　　在讨论病情的时候，何伟的主治医生曾经让家属有一个心理准备，由于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肝脏，病人到最后会很痛苦。

　　何伟临去世前的一天，医生查房，循例问了一声：“何老，你哪里不舒服么？”何伟回答，“我有地方不舒服。”医生一听就很紧张，忙问“您哪里不舒服”。何伟说，“我后面垫的垫子不舒服，你把我垫子弄一下我就哪都舒服了。”

　　10月8日夜里，何伟去世前的晚上，有几个学生从外地赶到北京来探视何伟，其中有一个学生正在新疆挂职，也赶来了。

　　几个人临走的时候，何伟突然对这个在新疆的学生说：“你没给我带新疆葡萄干。”学生愣了，没想到老师这时候还能说出这样的话的来，忙说，这次走得匆忙，下次一定给您带。

　　第二天夜里，何伟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