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仅靠查案解决腐败问题，必须首先从权力结构改革开始

    在反腐高压持续，不断有高官“落马”之际，《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出台，新的规划充分体现了新一届中央的反腐思路，其中改革"党的纪检体制”的内容最为引人关注。如何看待未来改革，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接受了财新记者专访。

　　财新记者：如何评价过去腐败惩防体系的建设？

　　李永忠：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不能仅仅在原有的权力结构和原有的体制下小修小补，否则的话，与其说是在建体系，不如说是在“写文章”、“装样子”，肯定是中看不中用的！过去的惩防体系建设，无论是带着行动搞得比较早的，如深圳的反腐保廉体系搞了十多年了；还是在五年规划中搞得比较好的，像杭州、苏州，既没有防住许宗衡、许迈永、姜人杰，也没有震慑住薄熙来、刘铁男、刘志军。

　　因此我认为，过去在改革方面的力度不够。这次中央政治局强调要把改革创新的精神贯彻在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这就反映出前后认识和行动的差距。

　　目前的腐败“地雷”很多，但反腐的探雷器不行。因为它基本上是同体监督。纪委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监察部门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这种探雷器，对腐败的地雷要么指针失灵，要么装聋作哑。

　　香港的廉政公署制度，最有价值，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异体监督。它不属于香港的公务员系统，直接对特首（回归前是总督）负责，对香港政府各部门保持严格的独立性。同时，还有各种制度规定保证它能依法独立地行使职权，因此它能够实施及时、到位、有效的监督。

　　财新：在新的规划中，有没有就此进行改革？

　　李永忠：8月27号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工作规划，就提到了改革党的纪检体制，具体还要看下一步的具体措施。我的观点是，建立第二个五年规划体系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加大步伐，推进政改特区或者是反腐特区的试点。

　　体系建得再好，如果没有特区进行试点，就只能是一些原则性的工作建议和政策部署，只能是号召进行改革。就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解放思想为旗帜，以敢闯敢试敢冒相号召，但要制定出像包产到户这样的改革样板出来，必须靠安徽、四川农民去闯（进行改革试点）才行。

　　再不抓紧搞，将来就没有机会了。为什么中央强调要“以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来推进各方面的改革？我认为，包括反腐廉政特区的改革。设立反腐廉政特区，可以把暂时难以在全国推进的、风险比较大的宏观层面制度改革，集中到一个区域内进行试点、过渡，这样就更容易实现突破。

　　财新：改革的关键点在哪里？

　　李永忠：改革关键是要调整权力结构，重点要针对苏共亡党的两个根本原因，一个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权高度重叠的权力结构，二是自上而下层层任免干部的选人用人体制。

　　邓小平在33年前就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既是“苏联模式”的总病根，也是我们一切问题的总病根。反腐也要针对这个总病根去改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腐败分子，因为绝对的权力绝对的倾向于腐败，这是一个人之常识、不证自明的公理。程维高、薄熙来等等，都是如此。

　　中国经济领域的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在合资企业、民营企业解决得比较好，即使垄断程度高的国企，要真正进入市场经济，要想成为有竞争力的百年老店，也必须按照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进行改革，董事会管决策，总经理及经理层管执行，监事会管监督，三个权力必须科学分解、合理配置。

　　在选人用人体制的改革上，我们不妨看看市场经济是怎么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的。30多年来，几乎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不是从中央组织部到县委组织部任命的，他们是市场经济“用脚投票选举”出来的！尽管每天都在被市场经济所选择或抛弃，但通过这种前赴后继的残酷筛选，他们在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李永忠 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