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本书中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普遍幸福主义；新社会主义就是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发达国家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正是在于拥有发达的新社会主义（如发达的社会保障制度）；延安时期毛泽东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实际并不是他所说的“新资本主义”，而是一种发展中国家的新社会主义，亦即处于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的新社会主义。

　　应当指出，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实际是一种以理论形式表现出来的政治策略，而并不是其深层思想之所在。关于这一点，我在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的建国方略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书中已经给予了强烈的暗示，后来在与友人的通信、交谈中，又给予了明确的肯定，最近在《新民主主义与新社会主义》一书中，更给予了明确深入的分析。事实上，我从1980年起即明确认为，毛泽东不懂唯物史观，这就是其在建国后很快放弃“新民主主义”的根本原因。当时中央为制订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广泛争求意见，也派人到了吉林大学，我作为学生代表当时已在会上明确地表达过这种意见。当然，正如本文所示，从毛泽东当时的直接论证来看，他的“新社会主义理论”确实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因而就此来说，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显然也是正确的。但是，另一方面，从毛泽东的整个思想来看，他在延安时期之所以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证方式，却又是由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政治需要所决定的，因而这种论证方式自然也就是可以因着政治形势和政治需要的变动而遭放弃的。事实上，真正支配毛泽东本人思想走向的，并不是货真价实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而只是他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力量对比决定论。这就是毛泽东能够从延安时期的极右（按中共标准，绝对是极右）心安理得地转向“文革”时期的极“左”（实际上，林彪、四人帮也都不如他“左”）的根本原因。

 

　　当然，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因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具有策略性而否认这种理论所包含的创造性和合理性，那也是不适当的。特别是，如果我国要成为一个充满自信的伟大的现代文明国家，那就不仅需要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深刻批判，而且更应注重对于包括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在内的中国近百年一切优秀思想成果的必要的肯定、继承和积累，并由此形成和拥有中国自己的现代思想传统。否则，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自我否定，只是一个“黑瞎子掰苞米”式的民族的话，那么，我国自身现代思想文化传统的薄弱和民族自信心的匮乏，就将使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最终实现现代化。

　　最后，我还想借此机会再说几句：

　　真理不在两极，而在中间。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已经表明的那样，在广泛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只要国家再采取混合经济、国家干预、城乡兼顾、公私兼顾、劳资合作、劳资两利、扶助中农、发展合作社和实行民主政治等等适当的新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和政策，那么，我们就不仅能够避免全国性的两极分化及其所带来的种种严重弊端，而且尤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良性互动和动态平衡。由此，我们的道路也就不应当是任何极端主义的道路，而只应当是一种中间主义的道路，这条道路，或者也可以叫做介于纯粹资本主义和纯粹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我们不应忘记，中国革命的道路——新民主主义道路—— 实际就是这种意义上的第三条道路。我们也应看到，中国未来真正有效的发展道路，也只能是这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第三条道路。

　　一、引言：一个属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重要理论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在思想上最为马克思主义化的时期，也是他在理论上最富于创造力的时期。特别是，他在这一时期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理论，更是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所获得的最重大、最富于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全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新民主主义，实际就是新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就此，毛泽东当时曾十分明确地指出：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但也不是老资本主义，是新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是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也区别于社会主义的经济。［（1）］新民主主义－－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有关论述，就是由“新民主主义的或三民主义的”国营经济、［（2）］“新式资本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3）］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这四种基本的经济成分所构成的新式资本主义性质的混合经济。因而，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未来新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论述，也就是其新民主主义－－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论述，从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广大发展，给予了比较充分的肯定。对此，毛泽东在“七大”上曾指出：“关于资本主义：我在报告中（按：指《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引者注）有所发挥，就是比较充分的肯定了这个东西。这有什么好处？我们肯定的不是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之外，肯定广泛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4）］当时，毛泽东严肃地坚持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坚决地反对了“党内的民粹主义思想”；［（5）］正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极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对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作了极其明确的规定。毛泽东同志在其政治报告中对于这个问题所作的规定和说明，为大会所一致通过了。”［（6）］这样，就形成了全党在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上的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也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反复指出，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决不能重走欧美式资本主义的老路；也就是说，它必须是新民主主义混合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实行“节制资本”、“劳资合作”、“劳资两利”的政策，必须限于自由资本主义的范畴之内，一句话，它必须走一条新民主主义－－新式资本主义的发展路线。这样，毛泽东就创造性地阐明了有关这种经济成分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理论，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论述，不仅属于过去，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还属于现在和未来。这是因为，其一，毛泽东的这些理论论述，实质上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中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时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基本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大成果；而当代中国，则正是处于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关键时期；因而，从这一方面（生产力基础方面）看，毛泽东的这些论述就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符合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的。其二，从1948年9月起，毛泽东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否定了“新资本主义”，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和以公有制为“主导”和“主体”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初级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当时，毛泽东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所以才在绝大多数场合，一般仍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称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将初级社会主义的经济称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7）］值是注意的是，按照这种初级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完全可以，而且应当和必须成为构成初级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的一种基本的经济成分的；而毛泽东关于初级社会主义时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理论论述，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正是在继承了其在延安时期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理论论述的基础上，而迅速地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然，他的这种继承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因而使其初级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8）］但这一切已更直接地表明了，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这些理论论述，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适用于初级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期的。其三，从1987年4月起，邓小平重新肯定了“三大改造”前的中国社会已是社会主义社会，并指出，“三大改造”实质上是“照搬外国模式”，而这个“外国模式”，则正是今天的经济改革所要否定的对象。［（9）］这表明，按照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时至今日，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仍然是可以、应当和必须发展成为构成初级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的一种基本的经济成分的。这样，邓小平理论就不只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而且，它还使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论述，具有了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论述，有许多后来未能收入《毛泽东选集》，而收入《毛选》的部分，则又根据其1948年9月以后的认识，大都在建国初期做了某些内容上的修改。有鉴于此，本文拟根据大量原版的毛泽东著作，尽可能完整地恢复毛泽东的这些理论论述和理论观点的本来面貌，以便于我们依据今天改革开放的实践，从中汲取一切至今仍然有用的东西，从而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所有制改革），不断地推向前进。

　　二、私人资本即是自由资本

　　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观点，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列宁关于自由资本与垄断资本的理论而逐渐形成的。毛泽东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也有两个组成部分，这就是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其中，关于中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毛泽东指出，这种垄断资本并不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通过资本积累和资本积聚而自然形成的，而“是蒋介石等利用其独裁权力横征暴敛、假公济私而来的”，［（10）］因而，虽然它已“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却未能使中国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它只是“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11）］而未能为社会主义（按：毛泽东当时所说的“社会主义”，指的都是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并非指我们今天所说的本质上与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相平行的初级社会主义）的建立准备相应的物质条件。关于这一点，我将另著专文予以讨论。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对于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认识，曾有一个长期的形成过程。我们知道，从1925年底到1939年底以前，他曾长期地只讲“民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并未形成“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和“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这种概念。但从1939年底起，这种情况开始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当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首次引用了孙中山关于“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一段论述，从而表明了，他主张民主革命后所应发展的，将是“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12）］1941年4月，他在《农村调查》的“跋”中，又首次将这种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明确地称作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当中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13）］1944年8月，他在与约翰－谢伟思的谈话中，又开始使用了“自由企业”这一概念。［（14）］同时，自1944年起，鉴于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都是私营的，而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则都是官营的或官僚借助权势经营的，所以，为了反映它的这一特性，毛泽东又开始把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通称为“私人资本主义”。然而，由于私人资本主义的实质毕竟是自由资本主义，进而，民族资产阶级的实质自然也就是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所以，从这时起，毛泽东又开始提出并广泛地使用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概念，并且直到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以前，这种情况始终未发生任何的变化。这表明，自1939年12月起，毛泽东已逐渐确认了：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或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就是中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因而，所谓“民族资产阶级”，也就是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