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导读】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乡一体化蓝皮书显示，预计到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有可能达到70%，基本完成城镇化，这意味着我国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然而在这场史上最大规模的变局中，进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道路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如何避免地方政府走“土地城镇化”的老路，管好在新型城镇化中政府的“有形之手”，防止急于求成的“造城运动”？

 

    6月30日，经济日报社原副总编，品牌中国产业联盟主席，中国民生研究院高级顾问艾丰应邀参加第二届媒体发展高峰论坛——新型城镇化与农村体制改革，艾丰就新型城镇化与农村体制改革作了主题讲座。

   粗放型城镇化“弊端显现”

    作为《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系列研究报告》的主编之一，艾丰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是建立在外延式的粗放发展模式之基础上，城镇化的质量低，资源环境代价大，市民化严重滞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目前中国城镇化出现六个方面的不协调、不同步：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城市建设滞后于城镇化速度，城镇住房建设滞后于人口增长，农民工的身份转换滞后于职业的转换，城市管理滞后于城市发展。

   “首先，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是建立在资源高消耗、‘三废’高排放的基础上，耕地资源被过多侵占，水资源危机日益加重，能源矿产消耗急剧增长，主要污染物排放居高不下，城镇化推进的资源环境代价大。”艾丰说。

    其次，中国城镇化建设过渡依赖土地扩张。艾丰表示，自“十五”以来，中国城镇建成区和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迅速扩张，其增速远快于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

    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11年，全国城镇建成区人口密度由0.85万人每平方千米下降到0.73万人每平方千米，人均建成区面积由117.1平方米每人增加到137.3平方米每人，已远远超过城乡规划法规定的人均80—120平方米的标准，也已达到甚至超过主要发达国家水平。“从某种程度上讲，近年来中国城镇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土地的‘平面扩张’来支撑。这种扩张造成了大量耕地被侵占，耕地数量与质量均趋于下降。尽管国家实行严格的耕地‘占补平衡’政策，但各类建设项目占用的大多是优质耕地，耕地占优补劣现象较为严重。”艾丰说。

   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这是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任务。艾丰说，“传统的粗放型城镇化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难以为继。”当前，中国城镇化面临的主要矛盾并非是速度不快、水平较低的问题，而是质量不高的问题。未来中国城镇化的推进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重速度、轻质量的做法，切实把着力点放在提高城镇化质量上，追求有质量的健康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

    艾丰认为，在城镇化和政府行为这个问题上，理论上和实践上有个难点，因为城镇化不是纯经济问题，单纯用市场手段、价值规律很难解决。这里包含很多社会问题，还有一些介于两者之间的问题，比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问题，它也不是纯经济问题，因为它不是按照价值规律来运作的。

  “从原则上来说评价政府的行为有三个评价词，即‘到位’、‘缺位’和‘越位’，而从实际情况看，目前这三种行为都存在。”艾丰表示，到位的地方有很多，但是“越位”，比如政府通过行政命令让农民上楼的情况也有发生。对于“缺位”，艾丰以某旅游大县为例，当地旅游发展得很快，去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农民盖楼也很多。但是由于政府没有规划，不好管理，长期下去周围的环境将会遭到破坏，这可能会造成“缺位”。

   艾丰表示，真正把城镇化作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之前没有把它提到全局战略层面。“这说明我们的政府对工业化的认识比较充分，对城镇化认识不充分。”他表示，因为城市化有布局问题，工业化没有跟着城市发展去布局，所以就出现了鬼城。这一块政府不到位的原因就是对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间的关系认识不清，搞工业化的时候忽略了城镇化。现在仍然面临产业布局的问题，怎样用空间格局的概念搞城市建设值得思考。

    “当前，中国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城镇化率超过50%，已经进入到城乡融合和一体化的新阶段。在新时期，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必须以新型城镇化为引领。”艾丰表示，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本，是一种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必然要求以市民化为核心，消除户籍歧视、城乡歧视和区域歧视，为全体居民提供全覆盖、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使进城定居常住人口以及农村居民，都能享受到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艾丰  中国民生研究院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