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日前表示，目前中国政府性债务中最主要的风险，在于地方隐性负债。解决政府债务问题，要有堵有疏、疏堵结合。

　 贾康指出，政府债务问题，要在“治存量”(逐渐消化收缩已有隐性债存量)的同时，“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或“疏通明渠，堵住暗沟”，发展规范化、有利于风险防范的“阳光融资”式地方举债机制。

　 他表示，2009年后，正式的“地方债”在中国已登堂入室(但还实际上附带有中央政府的隐性担保)，但与地方隐性债相比，这种正式的“地方债”只占很低比重。而地方隐性负债中，至少7，000余家融资平台的债务是比较主要的部分。

　 贾康表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主要风险包括，与制度安排缺陷相关的“不透明”及其风险，一些局部的和项目的风险，以及部分地方和单位违规融资和违规使用债务资金带来的风险。

　 中国财政部此前发布2014年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办法的通知，明确2014年上海、浙江、广东、深圳、江苏、山东、北京、江西、宁夏、青岛试点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

　 国家审计署去年底发布的《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6，988.65亿元人民币(6.2000, -0.0035, -0.06%)，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9，256.49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66，504.56亿元。

　 贾康指出，中国政府隐性负债的成因主要有四点：一是省以下分税制不到位，地方税体系迟迟未成型，地方收入紧张；二是转轨与发展进程不断强化地方“有偿”筹资和政策融资的现实需要，但制度建设在混沌状态中未得到规范推进；三是GDP考核压力生发地方短期行为动因；四是中央部门、地方高端自上而下的“达标”要求形成的压力。

　 他并称，解决地方债务问题，还应积极地在改革创新中以公私合作伙伴(PPP)方式化减部分地方政府债务，这样既可减轻政府债务的压力，又可调动民间资本、社会资金的力量来加大、加快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取得更好的资金使用结合绩效，同时扩大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

    贾康  财政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