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难得的机遇期和巨大的严峻挑战面前，一定要明确这几个问题：

   一是中国当前需要强力领袖。因为中国的历史传承——信“官”而不信“教”。中国是一个信“官”而不信“教”的民族。原因在于，在中国，政权和儒教是合一的。由于信“官”，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容易治理的民众，没有哪个国家老百姓像中国老百姓这样信“官”。如果治吏不严，治吏无方，一旦“贪污贿赂横行，把经济搞上去又有什么意义”（邓小平语），中国老百姓将是世界上最不容易治理的民众。

   二是改革开放的成功，也是“防止颠覆性错误”的成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仅是中国最伟大的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强力领袖，而且还是“防止颠覆性错误”的高手中的高手。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面临的情况是比新中国建立时的情况更为严峻。新中国建立时，全党全军高度团结、认识一致，只需推翻一个旧政权就可以了。而邓小平在70年代末，不仅要把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把计划体制变成市场经济体制，而且还要面临上上下下不同程度的分歧。“辛辛苦苦三十年，一觉回到解放前”，有严重分歧怎么办？总设计师用划经改特区的方法，成功了就拷贝复制，即使失败了也买得起单，从而防止了颠覆性错误。笔者曾谈过的深圳特区的先行先试，对全国的经改就起到了“化大为小、化远为近、化险为夷、化整为零”的“四化作用”。

   三是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一定要把握住四个关键词。第一个是“问题导向”，说的是方向要明确。我们过去总是回避问题、粉饰问题、掩盖问题，致使问题拖成难题，难题拖成老大难题，现在有些问题已经积重难返了。习近平明确这个情况之后提出了问题导向。第二个是“底线思维”，解决的是方法问题。在如此严峻的三个关口（政治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两极分化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反腐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面前，一个大国要完成转型、转轨，全面深化改革，一定要想到底线在哪里。把预案想好了，即使出现了大乱子也能够应对。戈尔巴乔夫就缺乏底线思维，结果失败了。兵家有句话：“善战者，先立于不败之地”，而后求战、求和、求胜。所以说一定要有底线思维，有了它就可以从容应对。第三个是“防止颠覆性错误”，强调的是方针问题。这么大的党和国家，积累如此多的问题、难题，不改革——等死！不建立特区就大规模搞改革——找死！全面深化大胆搞改革，但不能犯颠覆性错误。必须先抓试点，尽快设立政改特区。第四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习总书记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施政目标。因为，如果权力不能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相当多的官员就可能被关进监狱的笼子里。

   四是要把我们国家的特色讲清楚。中国两千多年都是中央集权制的体制，这是一种超稳定的结构。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当年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集权，这是由其客观性和主观性，即前面所讲的5个要点所决定的。像陈独秀、早期的孙中山想用民主化来推动都不行，只能用至少是专断的方法来解决。所以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这也是当前中国的最大特色。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邓小平语）。因此，党内必须分权，以“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如果地方各级党委书记的权力得不到监督制衡，不仅腐败会“越演越烈”，而且中央的权威也会受到严峻挑战。据此，县、市、省必须通过改革党委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坚决摈弃“苏联模式”，这样可以降低地方权力的相对高度。所以我在十八大前讲过，就战略而言，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并保持“三个相对”，即中央必须相对集权，地方必须相对分权，纪检、司法必须相对独立、垂直。中国从邓小平之后进入了常人政治，中央的权威高度下降了，于是一些问题就出来了。中央权威的相对高度要能出来。地方要相对分权，省委、市委、县委就要把决策权、指令权、监督权通过党代会常任制改革进行分开，即党权三分：党内分权、党政分工、党政分开。党权三分一定要解决，三中全会强调党内要形成“决策科学（的决策权），执行坚决（的执行权），监督有力（的监督权）”。中央的相对权威高度如果能出来，就能强力推动地方先走民主之路，最后中华民族就能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李永忠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