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这是毋庸置疑的。毛泽东之所以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最根本的，是教条主义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突出的表现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即长征。

    整风针对的是教条主义

    当时中共的许多重要干部都有在莫斯科学习或工作的经历。毛泽东认为，虽然那些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们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本，但实践经验很少，对中国的情况不熟悉，仅靠会背“本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1930年5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尚未召开，王明在党内仅仅充当一般干部，所谓王明教条主义在党内还没有地位，但毛泽东对于“本本主义”的不屑，已经充分表达出来。他在《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不但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而且明确表示：“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虽然这里他所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但从中也不难看出他对那些“本本主义”者的态度。

    延安整风启动之时，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领袖地位已经确立。在1938年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表示：“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领袖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王明在党内的影响力自然无法同毛泽东比拟，他虽然仍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但主要只负责统一战线工作和妇女工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甚至提出将总书记（或称负总责）一职让给毛泽东，但毛泽东当时没有同意。尽管如此，自此之后，张“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毛主席决定”。此后的张闻天“实际上只负责宣传部和干部教育部的工作”。所以，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之时，他们对毛泽东的政治领袖地位已不构成挑战，双方之间自然也不存在所谓权力之争的问题。

     理论结合实际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之后，环境相对安定，毛泽东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而且写下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文章，如《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尽管如此，延安整风即将启动时，毛泽东是中共党内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已获得普遍认同，而毛泽东同样是杰出的理论家的地位似乎还没有树立。在延安许多干部的心目中，只有马列的书是理论，“毛泽东的文章虽好，却没有认识到这就是我们党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之后，连一向攻击共产党没有自己理论的国民党理论家叶青也不得不表示，自从读到《新民主主义论》，“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可是，当时负责中央宣传工作的张闻天，“只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列入临时的策略教育和时事教育内，只当做中央的一般性文件看待”。

     王明、张闻天等人在党内特别是在理论上仍有很大的影响。在延安的许多干部看来，党内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还是王明、张闻天等人，他们仍是重要的理论领袖。王明不但能背诵许多马列著作中的词句，而且颇有口才，“当时他的一些观点还并非完全没有市场，有人听了他口若悬河的演讲之后，还受到迷惑，认为他了不起，理论有一套”。1940年3月，王明将其1931年写的、集中反映他的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重点讲到什么是理论和理论家的问题。他说：“我们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论家呢？也不能的。因为马列主义是马恩列斯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它，但是没有根据它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创造出合乎中国实际需要的自己特殊的理论，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还说：“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马列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读马列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所以，要解决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问题，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就必须认清教条主义者的真面目，把教条主义者从理论家的神坛上拉下来。这恐怕是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罗平汉  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