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话，我们讲生产关系的调整，通常会滞后于生产力，所以会出现金砖银行，包括现在亚投行，下一步还要搞丝绸之路基金，这些新的机构出现，恐怕确实跟发展中国家以及形成强大的经济实力，但是传统的国际金融体系这种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有点并不相适应，所以我想要是用中国古代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我们要做一些这种金融机构出来。

     我想我们在这种政府投入资本的同时，要撬动各个资本的进入，首先是从资金来源上，我们可以在中国，包括其他国家发债，这个对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有帮助的，也可以跟国际大型基金相结合，我这个银行形成一个母基金，形成更多的资金的进入。从资金运用上，我们想为了更好的来体现这种治理提高效率，我们也吸取一些教训，中国经济发展非常快，不争的事实，我们存在一些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我们自身形成了不少问题，我们也不希望把中国的问题带到国际金融机构中去，我们在项目选择上还是应当坚持这种商业化的导向，同时吸引多种资本的进入，要把社会资本动员中跟银行的资金共同投入到项目中，同时要跟这些被投资的国家和项目，要对他形成一种硬约束，才能保持金融机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郭田勇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