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文化是我国目前十分引人关注的研究课题，而休闲经济则是我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形态之一，是创意经济服务经济的高端形态。随着我国国民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的不断增加，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越来越多。随着物质的相对丰富，推动经济增长和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将逐步转向服务经济和闲暇经济。今天的公民意境越来越关注生活的幸福指数，闲暇观念和对闲暇生活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休闲也将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何以发生如此的转变？回到原初，是对于人类发展观的重新认识。魏翔提出，发展的终极目标应该是人民的快乐，经济增长是为了人民的快乐，政治善治也是为了人民的快乐，文化发展还是为了人民的快乐，而社会和谐更是为了人民的快乐。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收入增加能相应带来一定的快乐。但是，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快乐效应就开始递减。

     魏翔说得很对，我和大多数人一样，十分赞成。学术上的研究证明，人的幸福受到基因、文化、教育、环保、人权保障、工作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影响。“有钱能使鬼推磨”，但有钱却不能保证人的幸福快乐。作为一个美学研究者，我很感兴趣魏翔对“畅”的论述。魏翔认为，“畅”在休闲研究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既是可以与“娱乐”、“游戏”并列的心理概念，有时又指一种情景状态，与中文的“陶醉”之意相近，但又有所不同。因为“陶醉”强调客体的影响，而“畅”则强调主体自我的作用[1]。

　“畅”是美国心理学家奇克森特米哈伊提出的概念[2]，是指在工作或休闲时产生的一种最佳体验，类似于马斯洛提出的“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即人在进入自我实现状态时所感受到的一种极度兴奋的喜悦心情。这种感受不常出现，但又是多数人都曾有过的。它不仅出现在科学发明和文艺创作等活动之中，而且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和平凡的劳动或工作中有所体验。

     其实中国美学对于“畅”有更深刻的体味。它叫“畅神”。中国美学意义上的“畅神”说，是源于道家文化的一种自然审美哲学。它主张人的精神的自由旷达，恬淡闲适，摆脱物质欲求，排除功利杂念，以超然的心境观照自然与人事，荡涤心灵，神超形越，高情远志，俯仰宇宙，真正产生康德所言的“无功利而生愉悦”的审美享受。

    “畅神”一词，最早见于南朝宋时期著名的绘画理论家宗炳的《画山水序》，他认为：“山水质有而趣灵”，正是“畅神”的对象“峰岫峣嶷，云林森吵，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他在这里描绘的是，当人们陶冶于自然的山水之中，嬉戏游乐，激发出生命的热情，就以非功利的超然，进入了一种生命的自由状态。在宗炳看来，畅神不仅是一种艺术境界，更是一种人生境界。

     美学家李泽厚在谈到审美时说到对美的体验的不同层次，给我们休闲文化良多启示。畅的感觉可以分为三层：那就是悦耳悦目——直觉感知层的畅，悦心悦意——观想情欲层的畅，悦志悦神——意味意境层的畅。

     在中国，休闲是一种境界。中国美学走过的“致用”、“比德”和“畅神”三个阶段，也是今天休闲得以真正实现的充分必要条件，首先是物质的基础：要有休闲的各种条件，比如经济基础，收入支持，休闲场所，休闲设施，以及可以“有闲”——不必整天为五斗米折腰等等；其次是“比德”，比德观是从自然山水的形态和特征中，联想到君子的某种人格美，特别注意到审美中的人伦精神。休闲主体也必须具备休闲的审美基础，文化素养，艺术品味，人文历史，鉴赏能力，然后才能真正进入更高的休闲阶段——畅神。畅神是既悦耳悦目，又悦心悦意，更悦志悦神的境界——所谓“澄怀味象”、“应会感神”的境界。其核心是人的精神的快适、愉悦与享有。

     当然，现代的休闲生活有着更多的层次，比如身体的休憩，精力的复原，生态的滋养，娱乐的放松，生命的保养，容颜的护理，趣味的体验，甚至病患的养护等等。它们虽然不一定都到达审美的境界，倒也是休闲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奇克森特米哈伊(1975)所提出的那样，参与程度的最高形式(或者说投入强度的最高等级)可以指几乎完全投入的精神状态。投入强度至少会在某一时刻达到很高的状态。而另一个极端则可能是那些低强度活动，这些活动通常对活动参与者的最低要求，并且往往是以休息和康复为主要目的的。

金元浦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