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财经》杂志、财经网主办的“《财经》年会2015：预测与战略”于2014年11月25日-27日在北京召开。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永忠出席了本次活动。

    李永忠称，当前我国反腐成效显著，但却是输不起的斗争。第一，从路径来看，这是治标为主而非治本为主取得的成效；第二，这是强力惩处取得的成效，而非异体监督取得的成效；第三，从主体上看，是专门机关孤军作战、单打独斗的取得的成效，而非动员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取得的成效。李永忠还表示，如果不改革苏联模式权力结构，权力反腐肯定输，通过设立政改特区的先行先试，以在局部率先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制度反腐则肯定赢。

    以下为演讲实录：

   李永忠：我汇报的题目是“反腐斗争的输与赢”。大家也许会想，两年的反腐斗争取得的成效相当明显，但是怎么会在这个阶段谈输与赢的问题呢？我想说的是，输与赢不是我想谈不想谈的问题，是有出处的。2013年1月，习总书记第一次在中央纪委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道：“我们所说的无论什么人，无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这绝不是一句空话。一年半后，原称之为常委的周永康落马，验证了此言不虚。周永康案的查处，至少有五大意义，但是，最大的意义是证明我们的权利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因此，今年11月3号，王岐山书记在人民日报撰文称，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原因何在？

   这次《财经》年会，两天时间，谈论最多的是新常态，我认为当前中国所有重大问题都可以从30多年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严重的不同步中查找病因，均可以从政治体制改革或权利结构改革严重滞后中找到答案。王波明昨天讲了一句话，把这次财经年会的主旨表现得很突出，新常态不仅表现于经济，而且体现于政治。

   前德国总统科勒发言中以制度建设应对出现的新秩序，希望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进行这种结构性改革，我以为，30多年改革开放，过分依赖于权力、依赖于投资、依赖于速度，而非依赖于市场、依赖于技术、依赖于效益。

   前不久，我在一个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上谈到三个问题：我说30多年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是你们这些自生自长又自生自灭的民营企业家，你们在帮助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中功不可没，但是，用一句时髦的话讲，爸爸到哪儿去了，翻译过来，每年国家投资的资金到哪儿去了？民营企业很难享受；第二，政治地位到哪儿去了？用会选方式进入人大或者政协，但是离真正的政治地位还有相当的距离。第三，法律保障到哪儿去了？我们要抓一个国企、央企业的法人代表或者高管，我们都会把下一个接班人想好，工作做到家才进行“两规”，但是民营企业家想什么时候抓，一个派出所所长、一个税务所长甚至比他级别更低的都可以随时把他抓起来，他们可不可以用交保证金监视居住的办法让即使有问题的民营企业也能得到平稳发展，法人代表有问题，并不代表企业就有问题。我讲三个观点：

   第一，反腐成效显著，为何却是输不起的斗争？

   一是从路径来看，是治标为主而非治本为主取得的成效；第二，这是强力惩处取得的成效，而非异体监督取得的成效；第三，从主体上看，这是专门机关孤军作战、单打独斗的取得的成效，而非动员人民群众广泛积极有序参与主力参战取得的成效。 我们打败蒋介石八百万，靠的什么？一想就明白了。重灾区的山西三创一天打两只老虎的全国记录，梁滨又是从山西走出的省部级干部，他是十八大以来现任组织部长的第一个落马的，同时又是十八大以来第57个高官落马。同时，他是十八大367名中央委员、130名中央委员、一共497名中央和中纪委委员当中的第10人。

   中央委员落马3人，中纪委委员落马2人，这个数字相当可怕，十八大选举产生不到500名中纪委委员和中央委员，居然有10名有问题，而且不是一般的问题，每年处分党员的平均处分率千分之一点五到一点七，很难超过千分之二，而我们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以两年来算，已经超过了1%。 高官何以高危，一两个高官出问题，通常是个人素质出了问题，七八个高官出问题，应该是思想教育处了问题，十多个高官出问题，大约是组织监督出了问题，几十个高官出问题，主要是制度设计出了问题，上百个高官出问题，肯定是权力结构出问题。

    高官高危，大官大贪，小官就不小贪了吗？一个科级干部，2012年才当副处级的马超群，上亿元，发改委能源局一个正处级副司长，两个多亿，为什么现在麻木了？如此级别的小官都能做到这样的大贪，高干得几千万，对这种小官的大贪来说，当然人们有理由麻木。所以，腐败依然前赴后继，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

    第二， 局面好看了，同时也更危险了。第一，从客观来看，是过去呆帐的成效；第二，从主观来看，是与过去查处相比的成效，反腐成效虽然撑住，但三十多年的存量呆帐太大；第三，从时态来看，是暂时收敛收手的成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一句名言，利润率超过300%的时候就不怕上断头台了。 30多年反腐败的不理解，群众不理解，党员不理解，干部也不理解。反腐反腐，越反越腐，为什么80年代末流传开了，基层不理解，中层不理解，高层也不理解，县处级以上干部隔一个枪毙一个有冤枉的，统统枪毙有冤枉的。权钱交易，隔墙开枪，问题怎么一查一个准，狱中交代，怎么叫谁下谁准下？所以，所有的疑问都一个指向，30多年的权力反腐到底怎么了？十多年前的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必须过渡到制度反腐。在中南海王岐山书记办公室里，他告诉我凡事要想明白，明白才能说明白，说明白才能做明白，反腐败尤其如此。十八大前，我专门提出新一届党中央中纪委将面临三个不得不的关口：一是政治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二是两极分化，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三是反腐困难。

    第三，治标虽然赢得时间，治本才能赢得空间。 第一，从标本之道来看，暂时赢得时间不等于长久赢得时间。第二，从时空关系看，赢得治本的时间，不等于赢得了治本的空间。第三，从路径依赖来看，只有先赢得政治体制改革特区的局部空间，才能逐步赢得整体和全局的空间。邓小平之所以成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就是通过他30多年前在沿海前画的几个圈，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才成熟了。用输不起倒逼必须赢的政治反思。关于清廉指数，国际去年第一次给了中国40分，我以为输不起有九个可能性：一是多年治标，让治本输不起；二是党不管党，让党建输不起；三是执政输不起；四是政改输不起；五是让普选输不起；六是让化解输送部分起来；八是让民意输不起；八是让自身输不起，九是失之交臂，让机遇输不起。

    输不起，不但要赢得时间，更要赢得空间，因为赢得时间虽然是输不起的前提和条件，赢得空间才是输不起的关键和根本。30多年改革开放证明，当年邓小平在沿海边画的几个圈，设立经改特区，是赢得空间并最终成功的关键和根本，经济体制改革如此，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困难、更复杂、更艰巨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尽快设立政改特区，这样才能真正赢得空间。赢得空间之所以重要，既是两军对垒抢占滩头阵地，也是科学家必须有的实验场，也是试作纠偏的试验田和发展巩固的落脚地，更是可供复制拷贝的样板间和升级换代的N.0版。高压态势的下一步，一是时间上的聚焦；二是空间上的聚焦。如果我们弄不好，苏联的昨天，正如习总书记讲的，就是我们的明天。摒弃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和用人体制改革，用人体制既是当前反腐败的治本之策，也是不走老路走出新路的权力之道，最大问题是沿用至今的苏联模式，最大困难是没有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 当前，强力高压态势下的强力反腐使我们更清醒的认识到更大的政治勇气已经不是敢不敢反，更大的政治智慧已经是敢不敢改，必须从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我们才能赢得空间，有了它的目标。

    结论，首先，反腐败斗争的输与赢，既表现于能否赢得时间上，更体现在能否赢得空间上。古今中外历史反复证明，国家、社会治理的好坏，常常赢在权力的合理保障和伸张，而输在权力的过度滥用和膨胀上。其二，只有改革党的领导，才能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否则适得其反。再不改革党的领导，很可能输，只有坚决改革党的领导，我们则会赢。其三，不改革苏联模式权力结构，权力反腐肯定输，通过设立政改特区的先行先试，以在局部率先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制度反腐则肯定赢。

李永忠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中国民生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