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小蕾:调整结构与增加新供给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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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6-10-27  来源: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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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简介:左小蕾,著名经济学家,美国伊里诺依大学国际金融、经济计量学博士。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等,在宏观经济发展趋势、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汇率和利率机制的改革、资本市场发展等方面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的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消费增长平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73%;新兴产业的增长超过11%,高于GDP增长;PPI负增长的幅度大幅收窄。这些数据是否显现了经济转型的迹象?另外,固定资产投资降至一位数9%,特别是民间投资增长继续呈现下降的态势,这是否表明民间资本仍缺乏投资意愿,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存在?带着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银河证券首席总裁顾问、本报专家委员会委员左小蕾博士。
    记者: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数据,透过这些数据,您认为有哪些问题应引起关注?
    左小蕾:通过对近期数据的分析,我认为有两个问题需要给予关注。一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二是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今年上半年GDP增长6.7%,通胀水平1.9%,由此匡算的名义GDP增长8.6%左右,与11.8%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比较,M2的增长超过名义GDP的增长3.2个百分点。与既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13%的目标比较,M2仍然在预期范围之内,显示货币政策的实施呈现稳健态势。同时,基准利率已经达到近年来的较低水平,但民间投资仍然显现意愿不足。
        对于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必要关注挤出效应。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政府投资增长达到15%,高于全国9%的固定资产投资6个百分点,高于民间投资增长12.2个百分点。这些数据提示,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是民间投资增长下降的原因之一。
    记者:政府投资可能从哪些方面产生挤出效应?如何减少挤出效应?
    左小蕾:首先,政府投资挤出效应来自迅速增长的政府引导基金。近年来,在“双创”政策的持续推动下,国内政府引导基金成为集聚创新要素的重要力量。2015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引导基金数量和规模都呈井喷式增长,从2015年初设立400亿元的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再到600亿元规模的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在国家各项政策的积极推动下,地方政府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并成立专项基金,各区县级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也发展得如火如荼。
      从中央层面看,2015年新设立了两大基金,一是总规模为400亿元的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社会各方面资金参与超过1800亿元;二是总规模600亿元的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撬动社会资金千亿元以上。从地方层面看,随着中央鼓励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态势明确,各地方政府设立的各类政府引导基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遍及科教文化、产业投资等各个领域。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5年12月底,国内共成立780只政府引导基金,基金规模达21834.47亿元。2015年新设立的政府引导基金为297只,基金规模15089.96亿元,分别是2013年引导基金数量和基金规模的2.83倍和5.24倍。
      这些引导基金的管理和运作模式有差异,相对过去补贴式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式也有很多改革和创新,但是引导资金直接参与一些“双创”企业的股权投资,成为主要的投资资金还是占比很高。特别是南方创新创业非常活跃的地方,一旦出现好的项目,引导基金会利用其政府背景优势而捷足先登,成为民间资金的项目竞争对手,这对民间的天使、风投和不同层次的股权投资基金产生的挤出效应是非常明显的。政府引导基金支持“双创”企业是完全正确的做法,但是政府的职能定位和体制机制,导致其直接参与投资管理和运营,可能并不是优化资源配置,不是达到扶持“双创”企业发展的最佳形式,会有一些负面作用,比如产生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
      其次,政府投资挤出效应来自央企的投资基金。国企改革鼓励国有资本通过投资优质民营企业保值增值,国企为主的投资基金也如雨后春笋。虽然国资委还未公布央企的投资基金规模,但根据央企资产规模,随着新的基金不断发展,估计不会低于万亿元规模。加上各部委的投资基金,国家层面的投资基金规模可能达到1.5万亿元甚至更高。超万亿元的国有企业的投资基金投资优质的民营企业,对这些民营企业原来的融资和投资的方式会有一定的替代作用,这部分民间资本投资增长自然会相应减少。
      第三,政府投资挤出效应来自地方债和城投债对PPP模式中民间资金参与的影响。根据WIND数据统计,2016年第一季度共发行652只城投债券,发行金额为6501.6亿元,较上一季度分别增长了10.65%和8.48%。政府债去年发行3.8万亿元。今年截至7月4日,发行3.6万亿元,已经与去年全年相当。
      在稳增长背景下,城投债和地方债成为拉动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融资来源。随着发改委等部委逐步放宽城投债发行条件以及以加大赤字为特征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城投债和地方债发行数量和规模都在上升。企业债占比的回升表明,城投公司可以募集到较长期限的资金去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研究显示,虽然地方债有还旧债和支持民生事业发展为主的使用导向,但仍然有半数以上的规模是发改委和财政部批准的各类基础设施项目中的主力资金。政府通过大规模发债成为基础设施项目的主要投资主体,这显然是不利于PPP模式中民间资金的参与。
      另外,银行开始试点“投贷联动”,也可能对民间投资产生影响。银行存款余额几十万亿元,每年贷款以十万亿元计。如果银行把“投贷联动”作为“转型”的主要战略,银行资金大规模展开与贷款规模相匹配的“投资”活动,将出现“大水漫灌”的失控局面。
      要减少政府引导基金的挤出效应,引导基金运行的最好方式是按照政府产业发展导向,选择一些更专业的民间股权投资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投资活动,能更精准地扶持创新创业企业和引导新型产业的发展。政府引导基金与民间资金共同承担风险,将对培育国内以天使、风投和股权投资基金为主的多层次的民间“双创”企业扶持资金体系有益,对“引导”更多的民间和社会资本参与“双创”企业和经济转型的投资活动起到重要作用。当然,制定新的规则和考核标准,是推动政府引导资金创新投资管理模式的重要的基础性改革。在投资政策上进一步完善,加大PPP模式的推进,在基础设施投资中吸引更多的民营资金,也有利于改变民间投资增长下降的颓势。虽然银行的“投贷联动”还在试点之中,还没有形成挤出效应。但是在银行全面向投资银行 “转型”的态势下,未雨绸缪是十分必要的。
    记者:我们应该如何通过这些经济数据研判未来经济走势?
    左小蕾: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判断,应该对各方面的信息充分对称分析,避免单边放大信息的偏颇。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变化,引发国际国内关于中国经济将硬着陆的判断。但是4年过去了,危言耸听的判断并未成真。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一直领先世界其他国家。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虽然增长速度与高速增长期的两位数增长相比有所放缓,但仍然一直保持全球最高经济增长水平,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处于全球领先水平。更重要的是,近几年全世界只有两个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两位数,美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10%,而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25%,是名副其实的全球经济的稳定器。目前,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下降,地缘政治震荡加剧,欧洲难民问题凸显等,都使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大,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中,中国经济保持全球领先的增长水平实属不易。
      其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符合经济规律。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阶段与前三十年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劳动力比较优势的改变,因此需要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的转变。观察经济发展的历史,世界上所有的发达经济体,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也就是劳动力比较优势消失后,都经历过经济增速放缓的阶段。所以中国新常态经济发展阶段增长速度的放缓是符合经济规律的。经济发展规律也显示,随着一个经济体的规模越来越大,潜在增长速度必然会逐渐放缓。例如,美国2015年经济总量达到17万亿美元,假设美国2016年仍然保持10%的经济增长,即GDP总量将增加1.7万亿美元,相当于两个半土耳其的经济总量。美国的高速增长就意味着大规模的资源占用,在资源有限的现状下,全球经济将出现严重失衡。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下,全球经济失衡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一枝独秀,美国盲目推动经济的高增长不可能持续。中国经济规模已经接近11万亿美元,6.5%的年增长将产生一个土耳其的经济总量,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必将遭遇资源约束,潜在增长速度的放缓将不可避免地逐渐显现。
      第三,结构调整对第二产业的影响是“已知”信息,不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增量”信息。近几年对统计局发布的月度和季度经济数据,特别是对第二产业相关数据的某些分析,误导了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扭曲了市场的心理预期。近期数据显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呈现下降态势,国内外一些观点每次都给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判断,并不断释放“货币政策要进一步微调”的预期。我们已经做了几年的“三期叠加”的分析,经济增长下行的主要原因与第二产业中“三高”企业结构调整相关,应该是“已知”信息。近期的工业增加值下降、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等数据,无非是在印证前期已经做出的分析和判断是合理的、正确的。把上游生产资料行业产能过剩调整所带来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放缓,解读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这是没有正确使用相关信息,误导了政策预期。
      近期出口出现负增长分析也存在把本该是“已知”信息变成“增量”信息并重复使用信息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强调全球经济放缓,国际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出口形势堪忧。在经济增长目标的设置时应该已经充分考虑了出口增长贡献下降的影响。但在出口出现负增长的时候,本应该是印证我们对国际市场贸易形势的判断正确,但是一些分析总是把负增长变成新的“增量”信息,使其又成为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的依据,又成为经济增长预期进一步下调的理由。
      我认为,必须从思想方法上进行纠正,否则会不断误导市场预期,影响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记者:您怎样认识我国未来经济发展?
    左小蕾:供给侧结构调整不但瞄准了新常态发展阶段第二产业的结构性调整的主要矛盾,也提出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调整思路。
      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调整”最大的新意,是强调“不合理的供给结构调整”与“形成合理的新的供给结构”并进。一方面,对“不合理的供给结构的调整”是目标,也一定会带来经济下行的压力。但是另一方面,创新驱动,新兴产业的培育,“形成新的合理的供给结构”也要同步推进。新的合理的供给结构的形成既对减缓经济下行有重要作用,也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新动力。政策在平衡经济增长方面已经做了相应的安排。短期内,今年五大任务中的“一降一补”就是希望通过“降低”企业税收,保持非产能过剩企业的竞争力,提升第二产业增长能力;通过“补短板”,加大农业水利建设投资,加强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棚户区的改造,可以减少“三去”带来经济下行的压力。虽然总需求层面的三大驱动力在现有供给结构下都存在下行压力,但是如果能够从增加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角度着力,总需求增长也存在新的空间。比如用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替代加工出口贸易;增加品牌产品供给提高消费在GDP中的贡献。新供给结构形成和新的增长点的培育也有利于拉动民间的有效投资,实现从供给创造需求的良性转化。
      只要认识到供给侧结构调整的“新意”,使我们的政策更务实、更接地气、长短结合,短期一定能实现今年的增长目标,中长期一定能够理顺产业结构,形成新的创新驱动力,完成经济转型,实现2020年全面小康和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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