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专家简介：林毅夫，著名经济学家，原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八、九、十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于2005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现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1-1975台湾国军陆军官校第44期毕业；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2；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6；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 1987-19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19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2008年，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2008年2月4日，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正式任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拟定研究计划及发展方向上扮演相当重要的决策角色，林毅夫出任世银首席经济学家将更进一步转变世银与中国的关系。林毅夫是首位在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如此高职位的中国人。目前为止在国外经济学期刊中发表论文最多的中国大陆经济学家。

林毅夫:治雾霾要放缓经济,这说法不太成立

    近日雾霾笼罩中国多地，雾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再次被大众讨论：是否放慢经济增长速度，雾霾就能治理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在2015年5月6日北大的一个研讨会上就对此提出了观点。旧文重读，对当今仍有借鉴意义。

 

　　林毅夫指出，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人们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误区：

 

　　一是认为中国不应该再搞投资拉动了，应该改成消费拉动。林毅夫说，这是“因为他们简单地把投资拉动等同于产能过剩。”

 

　　二是认为雾霾严重的原因是经济增长快，放慢经济增长速度可以换取环境改善。林毅夫说，“不能说经济增长的速度跟环境没关系，但这不是根本问题。环境污染跟发展结构有关系。”

 

　　三是认为政府既然做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差，就不应该做。“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政府来搞基础设施是最好的时候。”林毅夫说，“按照经济回报率，说政府不应该做。我想这是妨碍我们在利用有利的资源来做稳定增长反周期的一些观点。”

 

以下为林毅夫教授的演讲实录，由思客编辑整理：

 

　　自201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下滑，持续长时间的增长速度下滑，我认为有机制问题、体制问题，也有结构问题，但其实更多的是外部性因素。既然是外部性和周期性的因素为主，政府就应该有稳增长的责任。在这方面中国有很大政策空间：一方面，中国在投资资源上相对好，因为政府的财政赤字比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相对低，另一方面，我们货币政策的空间很大。把这些政策空间用起来以后，我们应该有能力靠投资来启动经济，而且投资了以后，创造了需求，创造了增长，也创造了就业。有了就业以后的话，那收入增加、消费的信心也会增加。投资跟消费增加的话，我相信保持7%左右的增长，而且力争达到7%以上，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些条件非常有利，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把那些有利的条件用起来。比如说一个千万富翁，即使他有很多钱，如果不吃饭的话，他也会饿死。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的。我认为，在目前经济下行的背景下，人们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误区，主要有以下三点：

 

误区1：中国不应再搞投资拉动，应改为消费拉动？

 

　　因为他们简单地把投资拉动等同于产能过剩，投资拉动是不是一定就产能过剩呢？我们现在有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大家知道建材行业、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确实有产能过剩。然而，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不能再去投资钢筋水泥了？当然不是，我们可以投资产业升级，可以投资那些基础设施。所以简单把投资等同于产能过剩，这是不合理的。

 

　　我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看，反而应该投资一些产业升级，跟我们处于瓶颈状况的基础设施，产能过剩的行业反而会减少。

 

误区2：雾霾严重的原因是经济增长快？

 

　　在1979年的时候印度的人均GDP比我们高30%，现在的人均GDP连我们的四分之一都达不到。印度雾霾的程度一直比我们严重，所以并不是说把经济增长速度放下来了，雾霾就会减少。不能说经济增长的速度跟环境没关系，但这不是根本问题。环境污染跟发展结构有关系。如果产业以制造业为主，制造业的能源使用密度高，排放密度也高，相对于在农业耕种阶段的时候，以及在高收入阶段以服务业为主的时候，环境压力就大。

 

　　在老牌工业化国家，如英国、德国、美国，当他们处于中国如今的发展阶段时，环境也很差。新工业化国家，如日本、韩国也是如此，因为这是产业结构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有一个不利的因素，即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再加上地方监管不利，这三个因素叠加导致环境恶化。

 

我认为我们能改善的是加强监管，加强监管能缓解环境问题，但不能彻底根除。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来换取环境改善，这个说法不太成立。如果我们放慢经济增长速度，那意味着我们进入高收入阶段的时间要延长，如果不进入到高收入阶段，就没办法把我们的产业结构变成以服务业为主。　　

 

误区3：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差，所以不应该做？

 

　　2008年以来，政府投资和发展了很多基础设施，但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的投资回报率却在下降。一种观点认为，政府既然做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差，就不应该继续做下去。

 

　　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第一，基础设施投资回报周期长。第二，基础设施回报是长期的项目，如果是一般的制造业，就是十年。第三，基础设施的投资很多都是外部性的，比如基础设施的改善，供给的时间减少了，企业的交易率就下降了。汽车的轮胎折损少了，企业的回报率就多了。

 

　　所以，基础设施的回报跟一般的民间产业回报有必然的联系。即使你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还会发现一般的基础设施回报比一般的产业回报低，这种情况下政府该不该做？如果要民间去做，就要给它垄断力度。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让民营企业在基础设施上面垄断，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如果说不让民营企业垄断，民营经济不去做，那政府该不该做，如果政府不做，你会发现基础设施的欠债就非常多，民营企业也发展不起来。

 

　　实际上这就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问题，人们认为既然基础设施是经济活动，那么就该由企业来做。结果发现只有一种基础设施民营经济很积极，就是移动通讯系统，其他的基础设施基本没人做。所以今天你到发展中国家去，不管是拉丁美洲还是南洋那边，都存在基础设施欠债。

 

　　在这种情况下，基础设施应该做，而且应该由政府来做。什么时候做最好？如果政府该做的话，是在经济发展很好的时候做好，还是在经济疲软的时候做？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政府来搞基础设施建设是最好的时候。现在国际上有了这个共识，《世界经济展望》中专门有一章来讨论，其实这是中国的经验。国内还有不少人认为，按照经济回报率，说政府不应该做。我想这是妨碍我们在利用有利的资源来做稳定增长反周期的一些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