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网曝“坐拥20亿资产”的深圳某社区干部周伟思因在旧改项目收受“好处费”，以涉嫌受贿罪、行贿罪被执行逮捕。

 

　　近年，一些地方社区干部、村官拥巨额财产被曝光、查处的案件，已有多起。这些事件反映的共性值得评说。

 

　　舆论对这类事件的反应，大多没有让人们的认识更清楚，反而让人们更糊涂。

 

　　反应之一：富裕地区的村官普遍比别人有钱，其财产增值必与其官位有关，属不义之财。的确，若说村官们的财富与官位完全无关，没有人相信。可是，多少年来，各地已普遍主张选拔能人“带领百姓致富”。在不少地方，如果老百姓日子过好了，村官日子更好，似乎会被一般老百姓所接受。这里面的是非责任如何划分？

 

　　反应之二：这类事件的发生，一定与民主自治制度不健全有关。但是，据笔者调查，我国富裕地区村庄选举要比其他地方竞争更激烈，参与度更高，也就是说更“民主”。可见，贪腐与民主的关系也不是单线条的。

 

　　反应之三：与监督不力有关。当然，如果监督有力，贪腐不易发生。但老问题总在：谁来监督监督者？面对金山银山，再好的制衡机制也不免失灵。

 

　　显然，我们的认识未触及要害。要害是传统集体经济制度存在弊端，村干部权力的“含金量”太大。

 

　　解决问题的办法有两个关键点：

 

　　一是在社区、村庄实行“政经分离”制度。要让村委会干部只负责村庄公共事务，把集体经营性资产的管理独立出来，交给类似“股份社”这类经济组织。这样一来，村干部权力的“含金量”就变小了，监督成本会大大下降。广东佛山南海正在这样做，效果比较明显。

 

　　二是对经济组织本身进行改革。先要有集体资产交易的公开平台，提高经营管理的透明度。进一步再建立股份交易平台，设立一整套规范，逐步使股份集中程度提高，让“股份社”这类经济组织最终转变为股份公司或合伙企业，形成市场化经营主体。这样一来，企业领导人贪腐的动机会大大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