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有的国企明明赚钱能力很强,为啥还要对其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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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8-07-13  来源:新华网


  •   从中央到地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步伐正在显著加快,在这一场并购浪潮中,资本市场正在有望成为主战场。其实,国企改革的步伐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这些改革的国企中,有很多是涉及煤炭、钢铁等产能过剩领域,但也有一些改革的国企既不亏损,也不产能过剩。
     
      那么为什么有些每年盈利超上百亿,甚至成为世界500强的国企还要进行改革?国企改革改的到底是什么?
     
      国企改革的经验回顾
     
      国企改革持续时间长,改革历程复杂,到现在还没画上句号。围绕国企改革的讨论,尤其需要以可观察的经验为基础。
     
      在理论上,国企改革差不多就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部。社会主义体制初建时的构想,是凭借布尔什维克掌控国家机器,打造出一个超级国家公司,以至所有人都受国家雇用,实行计划经济。过去市场理论强调企业之间的竞争,但计划理论则强调把国民经济办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基本是同一个议题。
     
      广泛地看,金融和其他国有体系,以及地方(政府)公司等,也都是超级国家公司分权改革的产物。当然,由于苏联和中国都不发达,所以“超级国家公司”在实践中不可能纯粹。苏联有集体农庄,中国更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农民集体经济长期存在,搞不成清一色国有制。不过,农村非国有经济也服从国家指令计划,也为国家工业化服务。
     
      农村围城市,市场围国企
     
      计划经济时代,农村通过价格低廉的农产品支持国有企业的低工资、低物价、高积累。中国酝酿改革时,在1978年的经济务虚会上提出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经济低效率。当时中国领导人走出去看世界,发现中国不仅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加大,就是以前不如中国的国家和地区,不少在战后也发达了起来。这使那一代领导人产生了紧迫感,希望中国经济能够加快现代化,也因此提出放权改革的思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四川经验为基础,将加强国有企业自主权写进了《决议》。那就是国企改革的先声。三中全会对农村部署休养生息,决定用外汇进口粮食来缓解农民的贫困。但实践结果,安徽、贵州、四川、内蒙古等地农村通过包产到户成为改革的领跑者,其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形成了“农村围城市”的改革态势。在竞争环境里,国企不改就稳不住了。
     
      更大压力来自开放。早年特区自广东、福建等“边陲”开始,把中国台湾企业、香港企业、日资韩资企业“放”了进来。加上本土的乡镇企业和1988年《宪法修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宪法修正案》)给予合法地位的本土民营企业,国内产品市场的竞争激烈起来,再也不是国企一统天下。市场竞争的逻辑很简单:谁的产品质优价廉,消费者就买谁的账。过去基本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怎么说国企优越都行。等到有对手上场,光靠嘴巴说说是赢不了的。更何况,竞争会从产品市场传导到要素市场,于是,按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新准则登堂入室,一系列市场定价问题提上日程。
     
      其实,所谓资源定价问题,讲到底是产权界定问题,因为谁有权叫价、谁有权还价、谁必须承受价格决定带来的经营压力,归根到底都是财产权界定的问题。正是在市场竞争环境里,传统国企的控制权、经营权,乃至法定所有权的变革,相继提上改革的日程。
     
      这样形成国企改革路径,与苏联有很大不同。中国经验是先放出一个市场,将国企推入,然后由市场竞争的逻辑推着国企改革向前走。起先人们接受企业经营自主权,后来发现,是产品定价权和要素定价权,最后才深入到企业产权的界定。一拍接一拍,随着市场竞争深化,人们关于国企改革的认知也不断深化。
     
      背水一战,抓大放小
     
      1997年末,中国越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最后关口。再有五年准备期,中国就全面融入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恰恰在这个时段,国企大面积亏损。挑战很严峻:在有限开放环境里国企尚缺乏竞争能力,一旦入世全面开放市场,国企怎么生存?中国被逼推进国企改革,拉开了背水一战的帷幕。
     
      须知当年国企职工人数最高峰值为1亿多人。本来国企大面积亏损,从成因分析与工人的关系不大,因为从体制到管理都不是工人们在做决策。但是,到了大批国企包袱过重、积习难改之际,财政兜不起、银行帮不了、股市容不下,一大批国企非破产、重组不可,涉及“下岗”的工人就达几千万之众。不少老牌国企,很多工人一家几口都在一个厂子工作,企业亏损、欠薪、下岗,波及千家万户的生计。中国能从那个局面走出来,绝不仅仅只是经济层面的麻烦,还连带思想观念、社会生活乃至政治架构层面的挑战。
     
      大的招数就是依据不同的国企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同状态,从实际约束出发寻求不同的突围之道:绝不能因为都叫国企就按一个套路来处理,而是把国企这张“大纸”,一片一片撕开来谋求实际问题的解决。就是说,要像庖丁解牛一般,把数目惊人的国企分拆开来,各自求解。事后按大类分,第一板块就是数目最多的中小国企,机制旧、包袱重、竞争力弱,甚至严重资不抵债。客观上,要这类企业全部扭亏增盈,重新以国企的身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一席之地,根本没有可能。办法就是最早山东诸城出来的那条路:承包、出售、资产债务重组,实现国企转制,把一批扭亏无门的国企重新“放”回市场,允许国企破产或改成非国有企业,了清历史债务,在市场环境里重新出发。若问这片纸究竟有多大?大数是100万家企业、好几千万员工。用当时的语言,这是“放小”。
     
      第二板块,是一批规模比较大的国企,但基本上在竞争性市场环境里运作,经营绩效不好,可是用“放小”的办法也不合适,因为资产规模很大,如以较高价格出手,社会上能接手的企业不多。“贱价出让”呢?又犯“国资流失”之天条,反正不是用诸城之法说转制就转得了的。对这类国企,后来基本是在股份制框架里,允许非国有资本以增量进入,逐步改变全盘国资的结构。
     
      以上两大板块改成之后,国企扭亏增盈的压力基本就减下来了。当然,并不是完全在国企架构下实现扭亏增盈,而是把相当一批国企转制成非国企,或者改成非纯粹国企,才消除了国企大面积亏损。剩下第三板块,即经由合并重组、在国有控股前提下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释放小部分股权的大型国企。对这个类别,在国资委成立后,管人、管事、管资产,改善企业治理,并主动与世界500强大公司对标,改出一批国有或国有控股的世界级大企业。
     
      盈利的国企还要深改的理由
     
      上一波国企改革的中心任务是扭亏增盈。这也带来一种认识,即认为但凡国企实现了盈利,余下的就是做大做强,再也不需要进一步改革。到了国企普遍盈利,特别是央企的年利润高达数万亿人民币、不少名列世界500强时,说国企还要深化改革,听起来似乎就不那么入耳了。
     
      我的看法,对央企的盈利还可以做点深入分析。
     
      第一,企业账面利润并不完全是经济学范畴的利润,其中一部分可能是企业所占用资源的租金。譬如资源型企业占用大量可开采资源,以及国家通信公司占用通信基础设施等。这些稀缺程度极高的资源,给谁占用,都会产出收益。如果开放竞争,非国有企业或非央企公司,谁不愿意出一个价来争相占用这些资源?这里所说“出一个价”,是资源租金而不是利润,应该从央企账面利润里扣除,因为它并不代表央企经营决策和管理努力所带来的真正贡献。
     
      第二,在市场经济里,利润具有资源配置导向的功能,因为不论利润如何产生,总意味着“需要向产生利润的方向投入更多的资源”。换言之,利润导向与市场准入注定在一起发挥作用,才不断把企业创新之果“外溢”到整个产业、市场和国民经济。但是,在我国现实条件下,部分央企获得高额“利润”,但所在市场又不开放准入,其他企业眼见这里存在超额利润,也不能进场来竞争一番。这种“关门赚得的利润”,对整体经济并不具有正面意义,因为这类“关门赚得的利润”,其实构成了一切其他企业和消费者的成本。现在大家看到,中国在全球市场上的成本优势消失得很快。其中一个原因,是大批中国企业的成本中含着“硬硬的难以消化的部分”。当下不少央企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资费水平偏高,甚至需要政府领导人出来喊话降低资费,恰恰表明市场不准入条件下的关门利润对国民经济不是福音,而是一种成本负担。
     
      第三,央企的巨额账面利润,大部分留存央企自己支配,在分配上并没有全额上缴国家财政,更没有回馈其产权主人即全国人民。至于把很小一部分央企利润或资产划给社保,本质上是对历史欠账的一种补偿,因为我国社保缺口主要来自过去低工资时代国企工人没有,也不可能预扣下的足额养老金。但是,国有资产并不仅仅来自国企工人的贡献,全国人民包括农民也对国资形成做出了贡献,因为多少年低价缴纳的粮食税,也是国资形成的一个来源。
     
      第四,中央巡视组对一批央企巡视的结果,暴露出拥有天量利润、资产和无数“实际好处”的央企,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只关在牛栏里的大肥猫。在道义上、道理上和法律文本上,央企当然是国企,从而属于全国人民,但从实际控制权角度看,缺乏有效的制度监督是当下超大型国企的一个普遍的致命伤。
     
      综上,盈利的国企固然是过去改革的成果,但并不意味着再也不需要深化改革。从紧迫性来看,现在也不亚于90年代上一波国企改革的那个时代环境,因为从机会成本的视角分析,当下盈利国企如不深化改革,代价将不仅仅是某一个经济部门的,也是国民经济全局的;不但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和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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