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毅: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文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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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8-12-05  来源:新华网


  •   大家好,下面我们一起来探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文化逻辑。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第一,对今天探讨的内容做几点说明;第二,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特征;第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纲领——儒学依赖;第四,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品性——政治主宰;第五,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基石——小农文化;最后,谈几点体会。

      一、几点说明

      首先,我先对今天探讨的问题做几点说明。第一,此处的“古代”特指秦汉至清代的中国古代历史。第二,所谓文化逻辑,是指从大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经济思想与社会文化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第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主要是零散、非体系化地体现在政令、哲学思想、文集、宗教经典,乃至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中,专门论述经济问题的著作实属少见。所以,我们更多地是从这些零散的思想当中,总结概括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第四,反映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代表文献有八篇:《管子》、《商君书》、《论贵粟疏》(晁错)、《盐铁论》(桓宽)、《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王安石)、《资政新篇》(洪仁玕)、《公车上书》(康有为)、《建国方略》(孙中山),我们主要研究这些经典文献中体现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

      二、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特征

      下面我们一起分析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为什么要先分析特征呢?因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受中国古代社会的宏观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有四个方面:第一是封闭的地缘结构,第二是小农经济基础,第三是中央集权统治,第四是儒家伦理的约束。

      第一个主要社会特征是封闭的地缘结构。中华民族是以炎帝、黄帝生活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作为文化发祥地。这个广阔的领域,便于农业生产,阳光充足,雨水适中,地势平缓,土壤肥沃,因而成为世世代代养育中华民族的摇篮。这样的地形结构,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地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也是人类社会主要特征的自然前提,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界主要研究地缘经济的学者,特别是法国年鉴学派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有一个“长时段”理论,他指出:“长时段,也叫结构或自然时间,主要指历史上长期不变或变化极其缓慢的现象,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这类现象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的和根本的作用。”所以地理和自然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有重要的制约作用,甚至是首要的制约作用。

      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仿佛一个大的向心的圆圈。越是中心地区,越是中原地区,发展也越充分,自然也要求统一。为什么我们说像一个圆圈,甚至为什么叫封闭的地缘结构呢?

      主要是因为在古代社会,特别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在黄河长江流域这样一块土地上,中原地区和世界边缘地区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结构。中原地区东面临世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是一个天然的屏障;西南是青藏高原,也是一个自然的屏障,很难逾越的;北面虽然地势相对比较平缓,但是气候比较寒冷,不适宜居住,而且跟游牧民族部落民族差异较大,也是一种自然的屏障。或因高山峡谷,或因气候,形成了中原地区和周边地区的隔绝,所以,中原地区和周边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这种地缘结构决定了中国的生产方式——以自然经济为主。而自然经济的发展,又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作为保护。这种地缘环境,自然为农业发展,为家庭本位的建立,为中央集权统治,提供了充分的依据。越是向中间地区越发达,周边地区越落后,长时间的形成了我们内向型的心理结构。我们是典型的内陆国家,大的自然环境决定了我们内敛性的心理素质。中国这样一种地缘文化不仅作用于本土,而且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影响。古代中国之所以能被周边国家供奉不绝,不但在于中国的强大,也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落后。

      第二个主要社会特征是小农经济基础。小农经济实际上是指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以家庭成员自然分工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形式,是“男耕女织”自然经济的典型形态。因其经营规模非常小,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所以我们又称之为小农经济。

      中国农业的历史悠久,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在漫长的奴隶制时期,在农业生产的组织和劳动上,基本上实行奴隶大生产,并采用两人协作的耦耕制。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奴隶制的瓦解,特别是铁器农具和畜力的广泛使用,使农业生产力得到显著提高,农业生产也从粗放农业向集约农业转变,这样一种自给自足的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开始得以确立。确立的标志就是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使小农经济制度在秦国得以建立,标志着小农经济制度开始确立。小农经济制度的建立,不仅为秦国建立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奠定了基础,也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商鞅变法在构建小农经济基础方面做了一项重大的改革,就是使所有的大家庭变成小家庭,每一家只要有两个以上的男劳动力的,必须要分家立户,保证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男劳动力。这样就保证了农业生产能有重组的劳动力来耕作,小农家庭从而得以确立。不仅如此,商鞅变法在税收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推行按户征税,鼓励每个家庭耕作更多的田地,促使农业得到发展。这样一种改革促使当时的秦国迅速发展,不仅在农业方面迅速的强大,同时军事也强大了,因为平时劳动力是在田里耕作,碰到战争了,每家每户的劳动力就是他的军事兵源。商鞅变法后确立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无疑为自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证。它使土地、劳动力、家庭、农业、自给自足这些因素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构成一幅男耕女织祥和安谧的田园诗景象。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小农文化,构成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和本质特征。这样的小农文化从秦汉到清代,一直影响了两千多年,在今天仍然对我们有很深远的影响。所以小农经济基础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背景。

      第三个主要社会特征是中央集权统治。中国并不是自古以来即为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中国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发端于春秋战国,确立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大生产向小农经济发展,因此需要建立与小农经济相匹配的管理体制,这时候出现了向中央集权过渡的一种方式,这个过渡时间也比较长。小农经济是最需要稳定的经济,它需要风调雨顺的自然稳定,更需要安居乐业的社会稳定。但是,当时的分封制不足以维护小农经济的稳定。所以,春秋战国大变革时期的任务之一,是要建立与小农经济相匹配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发端于春秋,定制于商鞅变法,确立于秦始皇,一直延续到清代的郡县制。从中央直接任命县一级的官员,这样一种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和小农经济社会相得益彰,保证了小农家庭的稳定,保证了社会的稳定,保证了一个大国的稳定。

      所以从秦汉开始,中央集权的专制文明又有两个非常鲜明的风格:一是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国家非常之大;二是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规模之小。所以,国家之大和生产单位之小是中央集权的专制文明的两个独特风格。这一大一小的结合且相得益彰,是中国古代先贤们摸索总结的独到之处,也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或者说,它的绝妙之处是使这两者之间结合得非常完美。怎么完美呢?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第四个社会特点。

      第四个主要社会特征是儒家的伦理约束。一个国家很大,并且是农业国家,而且还是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单位,这两者怎么结合呢?这就需要一种伦理来约束它。在春秋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学,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思想的资源。虽然儒学在春秋时期并没有被重用,但是到秦汉以后,小农经济基础和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使这种思想有了用武之地。所以在秦汉到明清之间,儒学就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主题。儒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主题有四个基础:一是中国自秦汉至明清皆为中央集权制国家;二是中国古代社会是小农经济社会;三是农业自然经济需要稳定,也最渴望稳定;四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发展属于渐进式的发展类型,比较温和,讲究渐变,讲究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儒学思想正好维护了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的特点,维护了社会的结构,也维护了社会发展的发展类型。所以,儒学思想体系既保护了中国特有的小农经济基础,也保护了中央集权统治的基础,中国农业国家之大与生产单位之小,靠儒学的伦理思想体系维系起来了。

      儒学的特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一是崇尚“礼乐”和“仁义”的等级制;二是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三是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四是注重伦理道德和自我修身养性。这些特点正好和小农经济社会、中央集权的等级制、大一统国家完美得结合在一起,因为小农经济的大国需要稳定,儒学最讲稳定;小农家庭需要秩序,儒学最讲秩序;专制社会需要等级,儒学就是最充分最有理性的等级文化。所以,这样一种儒学思想资源,正好和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完全吻合。所以它虽然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始产生,但是只有在秦汉以后才能够有发挥的舞台。

      在这个时期,儒学思想作为文化主题,实行了一种政治-伦理的中心主义。政治是伦理,伦理也就是政治。在这个时期,伦理的重要性使儒学有可以发挥的历史舞台。中国是个大国,又是小农经济的国家,如果没有维系大国和小农经济这二者的价值系统,这样的大国就无法统一。不统一,则大国的稳定就没有保证;不稳定,则小农经济无法正常运行。因此,以忠孝为本,以忠孝治天下的理念就可以大行其道。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经济关系简单,社会关系也简单,一切经济关系,乃至一切社会内容,都由道德伦理来调整,都由大的伦理来约束。儒学思想、儒学伦理能够在这个时候有这么重大的作用,和这种状况有极大的关系。宋代赵普有一句话叫“半部《论语》治天下”,意思也就在这里。其实《论语》能不能治天下,有待商榷,但这个典故的意思是告诉我们,在中国这种“政治就是伦理,伦理就是政治”的社会条件下,用伦理来治理天下、治理社会是非常有效的。正因为这样,修齐治平、三纲五常的道德信念,才维护了中国大一统专制社会,保护了中国的小农经济,符合自然经济和中央集权时代的本质要求。

      儒学伦理的约束的作用是非常深远的。儒学伦理和中央集权、小农经济的结构方式,使中国两千多年的古代社会基本稳定(也有人说这是一种超稳定的结构),这和三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密不可分。中国古代特别是在农业文明时代,辉煌时期能够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也和这种结构有直接联系。很多西方学者也一直在探索:为什么中国的农业文明时期能够独领风骚?儒学伦理约束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当中起的重要作用非常明显,也非常深远。

      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纲领——儒学依赖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小农经济需要稳定,儒学讲稳定;小农家庭需要秩序,儒学最讲秩序;专制社会需要等级,儒学就是最充分最有理性的等级文化。所以我们说,儒学的思想体系,既适应也保护了中国特有的小农经济和专制社会基础。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纲领——儒学依赖从三个方面来体现:一是理论观点的儒学化,二是治理经济的自然秩序,三是经济思想的发展曲线。

      (一)理论观点的儒学化

      我们可以从分配观、产业观、价值观、消费观四个方面来探讨经济理论观点的儒学化。

      第一,平均主义的分配观。孔子在《论语》中有一句话:“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有人说,孔子没有讲要平均啊,没有讲平均主义啊!实际上“均”并不是完全的平均,平均是“均”,均衡也是“均”,均衡也不是绝对的平均。孔子这句话的思想,更多的是如何看待均衡问题,他主要是反对破坏礼制的均衡,反对破坏等级差异的均势。但平均主义作为一项国策,则从体制上和分配制度上支撑了贫苦农民对土地的保护,也抑制了权势者对土地的大肆掠夺和兼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的“不患贫而患不均”,有了积极意义。

      第二,重本抑末的产业观。产业观是我们现代的概括,古代的概念是重本抑末,这也是中国先贤们的一种创造,用“本、末”两个字或者说两个极端的对立面来概括产业问题。最早是商鞅提出“事本禁末”,“本”就是农业,“末”当时没有特指工商业,但是从他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主要指工商业,他是什么态度呢?崇尚农业同时压抑禁止末业(工商业)。到了汉代,《盐铁论》中提出“重本抑末”,就是有轻有重了,还不只是“轻”,而是“抑”。在商鞅时代,虽然商业还并不是很发达,但是当时已经提出“事本禁末”。

      到了汉代,商业发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汉初采取的政策就是“重本抑末”,把对工商业的压制作为基本国策。这样一种儒学信条,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也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古代的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现在看来,这样一个观念和当时中国古代社会有自然联系和必然联系。这个产业观就是把农业和其他产业完全对立起来,不仅对立而且采取“本末”的观念。

      第三,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在价值观念的取向上,中国古代社会主张重义轻利,讨论利益、追求利益都是不被赞扬的,只有重视仁义才是应该崇尚的。当时孔子没有这么明确的言论,他说“罕言利”,不轻易谈论利益问题;同时谈利益问题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叫“义以生利”,就是要用仁义道德来讨论和维护利益问题,所以他把利益问题也纳入到这样一个伦理范畴,纳入到道德评价范畴里面去。到了汉代,贾谊主张“以礼义治国”,“置天下于仁义礼乐”。《盐铁论》把重义轻利作为重要的价值准则和教条, “抑末利而开仁义”。不仅要重视农业,而且对农业以外的产业都要采取压抑态度。这样一种产业政策和当时的农业社会是有内在必然联系的。确实,在农业自然条件有限,生产力不是很发达的条件下,如果不充分保障在农业的足够投入,很难使农业生产得到保障。农业生产得不到保障,人们的衣食就不能够有基本的保障。所以必须要动员所有的资源来保护农业,维护农业,农业以外的产业不被看好。从客观形势来看,如果大家都去经商,农田撂荒,农田没有人经营,我们就没有基本的生产保障。所以两千年来我国主要的历史时段都采取了这样一个产业观和价值观,来维护小农经济的长期稳定。

      第四,崇俭黜奢的消费观。崇尚勤俭,鄙视奢侈。孔子有一句话:“奢则不孙(通“逊”),俭则固。与其不孙(通“逊”)也,宁固。”就是说为了不要超越礼仪,我宁可勤俭,宁可喝凉水吃粗粮。孔子的观点在于要把节俭和维护礼制结合起来,他认为一切的核心就是围绕着伦理道德,特别是要把礼制的等级作为一个核心,不仅把利益,而且把节俭、消费也纳入到这样一个价值观念里面去,这是他的特点。万变不离其宗,这也是理论观点的儒学化。

      (二)治理经济的自然秩序

      第一,强调治理经济的自然秩序,与社会农业文明基础直接相关,甚至密切相关。只要是农业社会,那么它从理论上、观念上,更多的就是强调治理经济的自然秩序。所以“重农主义”一词的法文就是由两个希腊单词组成的,一个是“自然”,一个是“权力”,含有人类社会、人类活动要受到自然规律支配的意思。法国农业也比较发达,作为欧洲的传统农业国家,它有这样的思想也是非常正常的。

      两千多年来,中国古代在经济思想上强调治理经济,同时也要遵循自然秩序。中国人深信,人是在自然中演化和创生的,因而人属于自然,人的发展变化也和自然的变化原理完全吻合,即“天人合一”。因为农业经济服从自然规律,服从四时规律,所以人的社会活动也要遵从自然规律,所以老子也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为农业自然经济需要稳定,小农家庭和礼制社会需要等级秩序,这种稳定状态和等级制度就是符合自然要求的自然秩序。

      第二,强调治理经济的自然秩序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先礼后经,天下安而后有农。先礼之后讨论经济,天下安稳了,才有农业的繁荣昌盛,才有农业的丰收,不言利而利益自在。孔子当时是不言利,或者罕言利,但是不言利不是不追求利益,毕竟人还要活着,社会还要发展,需要农业基础,需要衣食住行,怎么办?利益是可以有,但是必须在服从礼制的等级条件下追求你的利益。所以要用仁心仁术、三纲五常来治理国家,这在汉代、唐代以至宋代都取得了历史的辉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过程看,在逻辑顺序上,往往是先有政局稳定,再有经济繁荣、农业丰收、文化昌盛。我举三个历史时段的典型案例。

      第一个是汉代,从文景之治到昭宣中兴。汉景帝的时候,还是在创业阶段,还在制度建设时期,维护社会稳定。经过几十年的社会调整,制度的调理,到了昭帝和宣帝才出现了文化的繁荣,才出现了社会的繁荣景象。

      第二个是唐代,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这中间也是有几十年的时间。唐朝开国时期,也是在调整理顺关系,调整制度,来维护社会稳定。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和努力,到了开元才出现了唐代文化的鼎盛时期。

      第三个是清朝,从康熙开始,经过雍正,最后到乾隆出现繁盛。康熙和雍正时期都是在创业阶段:康熙主要是平定社会的动乱,维护整个新的王朝的统一;到了雍正时期,进行制度调整,使社会出现稳定的格局。最后到乾隆时期出现繁盛,达到鼎盛。

      这三个历史时段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这样一种治理秩序是有效的,而且只有这样一种顺序才能够取得文明的辉煌。

      二是先义后利。先考虑仁义道德,再考虑利益问题。所以当时子贡向孔子问政,怎么治理国家,孔子说了一句话:“去兵,去食,民无信则不立。”军备、粮草、民心这三个哪个重要?孔子说,如果要去掉一个,首先要把军备去掉;如果再去掉一个,可以不要粮草,如果没有民心,如果没有信义,军备没有用,粮草也得不来。儒学在考虑经济利益时,不仅要把它放在仁政和社会安定之后,同时认为经济利益与道德理念、与仁义礼智信相比,是次要的。后世后人也一直在遵循这样的理念。

      (三)经济思想的发展曲线

      儒学产生前,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处于极其低下的水平,迄今还未发现一件论述经济问题的专书和专文。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学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和动力,特别是随着儒学主导地位的建立和巩固,这种作用尤其显著。

      到了汉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学理念在经济思想中开始大行其道,最主要的标志就是《盐铁论》这本著作。《盐铁论》将经济思想中的“贵义贱利”“重本抑末”和“黜奢崇俭”三个观点完全儒学化了,从此成为正统经济思想的三个主要信条,从而也使这些观点教条化和保守化了。

      到了清代,鸦片战争爆发,社会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新的关节点。我们看张之洞的洋务运动。虽然张之洞是洋务大臣,但是他办洋务不忘“中体西用”,办洋务于兴儒并举,可谓一大悖论。为了“以正人心”,张之洞明确提出:“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圣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他在那个时期还在推崇三纲五常,用三纲五常的理念和规范来办洋务,不仅发展现代工商业,还想跟西方的列强来抗衡。

      康有为也是如此,他是戊戌变法的主将,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提出了一系列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主张。但康有为变法维新主张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依然要借孔子的权威来论证其维新的权利,要依托孔子的思想精髓,证明自己是孔子道统的继承者,证明变法合于“圣道”。

      张之洞和康有为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过程当中,还不忘兴儒,高举三纲五常的旗帜来兴办洋务,来和西方列强抗衡,来进行维新变法,这是一个中国近代特殊的现象。这是从思想曲线发展角度考虑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儒学的紧密联系,甚至是依赖关系,并且这种依赖关系不仅没有削弱,还在逐渐增强,这也是一种奇特的现象。

      四、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品性——政治主宰

      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品性就是政治主宰,从三个方面体现。

      第一,思想家身份的政治性。思想家绝大部分是官吏,尤其是高级官吏,因此,从管子到康有为,除去太平天国的领袖之外,经济思想中主要强调的是治国方略,其政治品性可见一斑。

       第二,思想主旨的政治性。由于中国古代政治—伦理中心的文化特性,又由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家身份的政治性,使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旨也显示出鲜明的政治性。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强调治国、富国,少谈富家,强调治理经济的目的在于治民。

      第三,思想内容的政治性。古代经济思想更多表现在国家政令、文集,甚至哲学著作、伦理著作、文学著作当中,所以他们更多的内容是把政治伦理作为核心主线,加上一些经济思想,所以表现形式也是经济谋略(思想)加上王朝(皇帝)的政令、政策,再加上一些伦理的保障,完全表现一种政治性的内容。所以我们说古代经济文献是一种不规范或者说不充分的经济文献。我们只是从这些思想内容当中来提炼概括出经济思想。这些政治性的内容也体现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要品性是政治性:不是讨论资源的怎么配置问题,更不是讨论怎么样让民众富裕的主要线索。

      五、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基石——小农文化 

      第五个大问题,主要讨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基石——小农文化,从五个方面讨论:一是中国小农文化的独特风格;二是小农文化的主要表现:从需要统一到要求一统,从以商补农到重农抑商,从勤劳节俭到不思进取,从顺乎自然到难于创新。下面我们来逐个进行探讨。

      (一)中国小农文化的独特风格

      第一,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以男耕女织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规模之小。第二,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国家之大,这样的大国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以农业为主,长期的集权统治,而且延续这么多年。中华文明延续五千而没有发生过断裂,这样的大国是很少的。第三,以中央集权的专制和政治-伦理中心本位的文化粘合力之强。

      因为有了这三个特点,尤其是有了强大的文化粘合力,才使小农之小与大国之大得到统一。所以,原本在西方表现特别脆弱和涣散的农业自然经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具有一种超稳定的结构,这个结构一旦形成,便如行云流水,绵延数千年历史。中国古代经济的本质特征,就是以农业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小农文化,因此它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本质特征。

       (二)小农文化的发展趋势

      下面四个问题就是讨论小农文化的发展趋势。第一,从需要统一到要求一统。本来需要统一是正常自然的,然而其逐渐发展变成要求一统,这就出现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农业生产,是对古代农业生产的基础性保护。这种保护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只有这种保护是不够的。农业自然经济除了这种基础保护外,还需要安定的地区社会环境和国家社会环境保护,而地区统一和国家统一,是地区社会安定和国家社会安定的根本保障。所以,统一是小农经济维持长期稳定的稳定器。这样一个稳定器在西欧社会是不存在的,因为他的世俗权力薄弱,王权比不过教权,更不可能实现统一。所以西欧的小农就变不成中国的小农。

      中国的小农文化绵延多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的统一,或者说虽几经分裂但终将统一,为中国在封建时期取得农业文明的辉煌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或许这正是中世纪的欧洲和其他人类文明不能与中国比肩的深层原因。

      正因为中国文化具有统一的需要,所以很快就会成为一统的要求。小农经济决定了小农文化,小农文化又决定了中央集权的一统天下。韩非子从天下“定于一尊”的构想出发,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中央集权政治设计。因此,中国自古就是最重视权威的国家,也是最需要权威的国家。现在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变,社会基础也发生了变化,所以需要我们在这方面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和环境。

      第二,从以商补农到重农抑商。这也是一个思想变化。小农经济社会重视农业十分正常,甚至是天经地义。然而,在重农的同时,是否一定要抑制商业?至少在中国古代并不是始终如一。伴随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的确立和发展,在对待商业与农业关系的问题上,有一个从以商补农到重农抑商的总的变化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段,也会有起伏和变化。

      中国奴隶制时代商品交换规模十分有限,与西方奴隶制相比,是一种不发达的奴隶制:农业奴隶多,工商奴隶少;贵族奴隶主多,工商奴隶主少;工商官方垄断多,工商私营少。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虽然私营商业已经有所发展,甚至形成了官商、私商并存的局面,但是在对待商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上,仍有不同的思想主张。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思想是管仲的思想,他主张工商“通轻重之权”,由国家经营工商业,实行以商补农政策,他治理的齐国也有重商传统。齐国拥有山海渔盐之利,有盐和渔业的发展资源,所以它的商业相对发达。管仲并没有抑制商业,而是发展官商业,抑制私商,发展对外贸易,通过商业来补足农业。所以当时管仲提出了“四民分业”的理论,第一次把商业提到重要地位,虽然是末位,叫“士农工商”,但是他把商业也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来对待了,同时给商业一定的地位,这是管子的态度。

      商鞅开始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但是他抑商的目的在于重农,或者说为了重农必先抑商,这都是为了新兴专制政权的巩固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所以商鞅限制农民弃农经商,对商人征以重税,实行盐铁专卖,不准商人从事粮食经营,提高粮价。所以重农抑商的政策是从商鞅开始的。当然,这也不完全是因为商鞅对商业有偏见,从商鞅以后除去《吕氏春秋》受黄老无为思想影响,重农而不抑商以外,几乎所有的思想流派都主张重农抑商,特别是法家、儒家。商业在古代农业社会时期得不到很好的发展,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反过来,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古代专制政权,没有一次不是被农民以外的政治力量推翻的。说明什么问题呢?只要农民不稳定,就要闹事,这个社会就不会稳定,所以所有政权的倾覆都是因为农民起义。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是重之又重,所以历代政府主要时段都是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因为农业不稳,土地不稳,国家社会基础就不稳定。所以从整个的小农文化发展趋势来看,是一个从以商补农到重农抑商的过程。近代以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商业经济占了重大比重,自给自足经济得到瓦解,这样的政策也就面临着新的困境。

       第三,从勤劳节俭到不思进取。小农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劳动生产力比较低下,自然条件有限,致使生产水平落后,生产规模有限。在农业文明时期,我们的自然条件有限,人民生活和劳作都非常辛苦,所以才需要勤劳节俭,这是一种自然的需求。所以,节俭的优秀品德也是小农文化所造就的。勤劳节俭为中华文明延续几千年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精神支柱。

      由于古代中国人具有这种文化环境和生活经历,所以特别崇尚、宣传勤劳节俭的精神,也特别喜爱像愚公移山、精卫填海、悬梁刺股、磨杵成针、卧薪尝胆一类的寓言和传说,这些都是激励人们顽强劳作、与自然抗争、与社会困境抗争的精神粮食。古人不仅把他们作为激励人们顽强劳作、艰苦奋斗的精神支柱,也深信只有这种精神才是人生衣食温饱事业成功的保证。这种精神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来弘扬。

      同时,由于人们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特别是广大农民,条件有限,环境有限,产出也有限,所以他们就表现出一种对生活知足常乐的态度,以及对艰苦生活、艰苦环境的隐忍和安贫乐命的精神。与此同时,一切听天由命、听命于人、逃避肆虐、不思进取的意识也逐渐的滋生。这种意识长期循环往复,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往往从勤劳节俭最后演变成不思进取的态度。

      第四,从顺乎自然到难于创新。农业自然经济,顺乎自然这是天理。因为人们的主要生产活动要合乎自然、不违农时,要根据自然条件选择耕种的品种和耕作的方式,所以长此以往,人们的言谈举止、思维方式,自觉不自觉地和农业自然的周期联系起来,和大自然的节律完全贯通,这就是顺乎自然。所以我们不仅在生产、生活中,包括在艺术创作中,也追求这样一种自然。人们在小农社会中年复一年地重复进行播种、生长、收获这种循环往复的劳作,经历四季周而复始的转换,久而久之,极易产生循环论的思维方式。因为农业生产随四时循环往复,而人们又极易满足于现状,满足于简单再生产,因而缺乏扩大再生产的动力,反而容易滋生追求永恒和静止的意识。“天不变,道亦不变。”

      顺乎自然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有它的合理成分。但是如果一味顺乎自然,难免要导致行为保守,从而难于创新。因为要顺乎自然,要追求永恒,所以祖宗成法不可更改,宁可坚持旧法,也不接受新事物。“万变不离其宗”。这样一种负面的思维方式长期的影响了我们,使我们在创新的意识、创新的理念、创新的方式上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两千多年前的“秦砖汉瓦”一直用到清代,农具、作业方式基本维持几千年不变。从这个角度来看,小农社会同时也造成了我们思想的禁锢,产生了很多负面作用。

      六、关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文化逻辑的五个体会

      最后我再谈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文化逻辑方面的几个体会。

      第一,我们讲思想的逻辑、思想产生的文化环境,实际上是要表明一种态度: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既是我们汉唐辉煌的体现,也是晚清衰败的缩影。我们探讨或者梳理、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不要脱离古代社会大的环境。

      第二,中国古代社会文化整体结构的变迁,制约着经济思想的形成、发展,也决定着思想的性质和水平,规定着思想的内容和结构。所以近代以来,因为我们没有商业意识,逐渐落后于西方工商业社会。我们在近代工商业兴起以后,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因为面对工商业发展,我们用什么态度来迎接这样一种变革,决定了我们具体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第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在经济领域的思想体现,所以它又是中国古代的经济结构、运行方式和发展变迁的直接反映,直接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第四,我们今天探讨的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国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发已经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基础的演化和历史性的转型,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在社会化大生产及其运行机制,社会治理法治化、现代科学技术、国际化全球化浪潮、现代思想方法等宏观大背景条件下,亟需社会经济管理在体制机制、思维方式等方面进行整体性变革。所以我们中国的改革也是一个全新的改革,是千年的历史剧变,也是和国际社会大的浪潮完全吻合的。

      最后,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古代经济思想,虽然是古代的内容,但是我们应该怎么继承,怎么样弘扬,怎么样变革?文化传统理应继承,但是传统文化必须改造。这里有两个概念要区别: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一个过去完成时,它是有时态的;文化传统是现在进行时,它是需要我们继承的。作为一个整体性的传统文化,它实际上已经完成、完结了,我们必须对这样一个整体性的传统文化进行改造,才能使中国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也使我们的人民更加富裕,国家更加富强。

      小结

      最后我们简单把今天的内容作一个小结。第一,探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文化逻辑问题,首先我们要考虑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和运行的。所以我还们讨论了一下中国古代社会的四个主要特征:封闭地缘结构、小农经济基础、中央集权统治和儒家伦理约束。这四个主要的社会特征直接制约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发展的轨迹和它的形成。接着我们讨论了中国古代经济思的三个发展逻辑: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纲领是儒学依赖,中国古代思想的品性是政治主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基石是小农文化。

      以上是今天的主要内容,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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