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9年6月开始，党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对此，我们将从理论史角度入手，解析李大钊先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一经典著作，通过深入探讨其深刻内涵、内在逻辑两个方面，论证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以及使命所在，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从理论史看“初心”，必须要给予充分的逻辑论证，特别是在认识论方面，深化对“初心”的理解，丰富“初心”的内涵，提升“初心”的境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心”有其特定内涵。“心”通常被视为思想和思想的器官。在中国思想史上，心学是儒家的一门学派，强调生命的过程，主张身心性命之学，重视思辨及其过程，使儒学哲学化。从这个意义引申开来，“心”实际上就有了认识论的内涵：既是认知的工具，又代表认知本身，始终贯穿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之中。

 

　　我们讲到的“心”的理论形成过程，在中国思想史上所呈现的就是知与行，而心学之最高境界便是“致良知”。良知成为了心之本体，指导人们的行动。明代的“阳明之学”更注重立志、修身，通过修身对典籍做切身的感悟，以达到思想的升华。

 

　　从“心”到“初心”，我们可以联系到另一个概念：使命。什么是使命？我们需要将使命看作职责，即一般由理想信念所决定，与现代的政党、政府相联系，有明确的目的性。进一步从使命的角度审视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使命的重要内涵，构成了党的根本宗旨，反映着不同时期的突出特征。今天，我们的党和政府就是要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也是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的100周年。值此之际，我们特别怀念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先驱——李大钊先生。今年也是李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100年前，正是他们率先勇敢地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改变了“五四”思想启蒙的方向，中国人才开始认识马克思的学说，其中的代表作就有李大钊先生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1919年9月和11月，李大钊先生在《新青年》“马克思研究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这篇具有百年历史的文章，是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介绍、分析马克思的学说的开山之作。今天，我们重温这篇文章，并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理论史的高度思考其深刻内涵、揭示其微言大义与逻辑所在，有着特殊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一、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深刻内涵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先生开宗明义，说明了介绍马克思的学说的本意。他说：“‘马克思主义’既然随着这世界的大变动，惹动了世人的注意，自然也招了很多的误解……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先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其关键就是“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

 

　　通观《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篇文章的最为深刻之处是李大钊先生把握住了马克思学说的本质内容，包括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些内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曾经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从而进一步凸显了李大钊先生思想上的先觉与深刻。

 

　　李大钊先生对马克思的学说的认知，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他以《资本论》为本，阐释唯物史观、阶级竞争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批评当时传统知识分子完全忽视经济学的短视，告诫后人，“从前的历史家，完全把经济的意味蔑视了，也实未当。我们批评或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就是了”。

 

　　我们说，考察一个人的思想，必须要了解他的知识背景和思辨过程。这是我们在做思想史研究当中需要考虑的非常重要的一环。李大钊先生的知识背景与其留学日本的经历有着直接的关系，他的思辨过程也与日本近代思想的发展进程密不可分。李大钊先生早年就读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根据自己的求学经历，他反复说明要具有法学、史学、经济学知识，并把它们看成有机的整体。李大钊先生称这个整体为“社会学”，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今天的“社会科学”。李大钊先生的这种和马克思相近的知识背景，为他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学说创造了必要条件，而这种条件又是当时部分共产党人所不具备的。

 

　　我们考察李大钊先生的思想内涵，需要有新思维，使用新方法，不能孤立地罗列他的文章、观点。事实上，我们曾经的很多研究就是这样做的，习惯于用教条化的标准把李大钊先生的观点与马克思的学说进行对号入座，如果没有达到想象中的一致就将其归于不成熟。今天，我们在研究中要十分注意联系李大钊先生在同一时期的思想活动，分析他在同一时期相关的文章，从认识论出发，在动态中揭示李大钊先生特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内在价值。

 

　　这里，我想简单对李大钊先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创作过程做一点分析。为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最后定稿，李大钊先生在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大会之后，利用暑期到昌黎五峰山小住。在此期间，他有三篇文章问世：《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关于再论问题与主义》《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在五峰山上，李大钊先生还撰写了游记和诗文。与自然的接触，为他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创作心境，而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恰恰忽略了创作环境。同时，我们也要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再论问题与主义》两篇文章联系起来考察，这两篇文章相通的关节点就在于李大钊先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在李大钊与胡适的讨论中，胡适所责难的主要就是主义与实际的脱节，指明了当时思想舆论界的主要危险。在胡适眼中，当时舆论界的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社会需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胡适说：“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神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胡适担心人们曲解他的意思，还特别说道：“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在这一讨论中，李大钊先生坦然承认：“不论高揭什么主义，只要你肯竭力向实际运动的方面努力去作，都是对的，都是有效果的。这一点我的意见稍与先生不同，但也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这是读先生那篇论文后发生的觉悟。”李大钊先生特别意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殊重要性，在文章中鲜明地指出：“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那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他那互助友谊的精神，不论是科学派、空想派，都拿他来作基础。把这个精神适用到实际的方法上去，又都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提出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理性表述。

 

　　同时，李大钊先生也说服胡适，在宣传主义的过程中，滥用主义的危险固然存在，但却不要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李大钊先生也耐心纠正了胡适的某些“偏颇”，他坚信主义和问题是不可分的，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主义的指导。“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至于问题的根本解决，李大钊先生当时也提到，在问题“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先生也明确谈到了理论与实际环境的关系，即“一个学说的成立，与其时代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正是特定的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李大钊先生接着说：“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们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和那特别的发见。”

 

　　所以，我们看到李大钊先生在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时候，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某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不可以拿某一个时代、某一种环境下出现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的社会，而必须要把这种理论、主义和学说同我们中国的实际紧密地结合。我们在《再论问题与主义》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两篇文章中，都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李大钊先生这样的思想，就是理论和实际的结合。

 

　　二、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内在逻辑

 

　　李大钊先生虽然以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但在具体的理论表述中，更多的是使用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等概念。这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中性的，既有特定的内容，又有内在的逻辑关系。因此，《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有其独特的内在逻辑，即：以唯物史观为基点，着力论证唯物史观在整个马克思学说中的重要价值，并围绕它展开对其他学说的分析，认定在人类思想有效果的概念中，唯物史观占优尚的位置。所以，李大钊先生用了一半篇幅来解析唯物史观也就不足为怪了。

 

　　李大钊先生认为，要使人们真正认识唯物史观的价值绝非易事，因为马克思并没有专门阐述唯物史观的著作，有关论述都是散见于其不同著述中的，给一般读者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和障碍。鉴于此，李大钊先生一方面提醒人们要多加留意马氏所持的“独特的唯物史观”，另一方面则着手以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河上肇的翻译为蓝本，专门归纳出马克思的历史观纲要，其内容主要来自《资本论》《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先生回顾了西方文明史上历史的唯物论者的主要论旨，还原了其发生、演变的基本历史过程，证明马克思并不是首创者，但却“持有独特的史观”。所以，从理论史的角度去看，《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还起到了还原理论史发展过程的作用。

 

　　李大钊先生将马克思这种“独特的史观”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唯物史观与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即“离了他特有的史观，去考他的社会主义，简直的是不可能……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二是唯物史观与阶级竞争说的密切关系，即我们可以通过唯物史观来观察阶级竞争的发展；三是就理论要点而言，这一史观所揭示的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即唯物史观和文化的关系。

 

　　其中，“人民”概念的出现与李大钊先生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长期以来把“人民”概念看作是一个舶来物，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李大钊先生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第一次提出了“人民和社会主义的关系”，最早把“人民”概念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从我们今天的“初心”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理论环节，即“初心”和使命都是和人民联系在一起的。

 

　　李大钊先生提出“人民”概念，并与社会主义紧紧联系起来，是有一个过程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李大钊先生给“民”的概念赋予了更实在的内涵。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和“民”不仅是分离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立的。李大钊先生敏锐地觉察到了，并试图对“人”和“民”的概念作出具有近代精神的文化改造。在日本留学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发表过一篇重要的文章，《民彝与政治》。在这篇文章当中，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民彝”。中国的传统文化把“民彝”看成是一种神器，“彝”包含祭祀的意思。李大钊先生提出，“古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宗彝，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民彝”，即赋民以权利，使“民彝”成为“吾民衡量事理之器”“民宪之基础”。“民彝”概念是李大钊先生的一个重要思想和理论创造，也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把“人民”概念和社会主义连接起来，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先生并没有把阶级竞争说看成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要素，而是把它看作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限定于“过去历史的一个应用”，因为他感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虽然两者有密切的关系，但是“马氏实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李大钊先生认为，虽是如此说法，“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如阶级竞争的同时需不需要考虑人类的互助精神。

 

　　需要强调的是，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确实存在着一种令人憎恶的“庸俗唯物主义”倾向。恩格斯曾经尖锐地批判过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保尔·巴尔特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歪曲成为宿命论的谬说；也对有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把唯物主义当成“套语”“标签”，鼓吹“经济唯物主义”进行过严肃的批评。同时，恩格斯自己也公开承认，在马克思主义初创时期和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为了同唯心史观作斗争，他和马克思不得不强调被他们的论敌所否定的“经济决定论原则”，着重揭示政治、思想所赖以产生、存在发展的经济根源。这样，就导致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特点和相对独立性“强调的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两人都有同样的过错”。

 

　　我们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能够发现，李大钊先生也相当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强调的不够”，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本身还存在某些“偏弊”。李大钊先生特别强调，新文明的建设既要进行物质的改造，也要进行精神的改造，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这说明李大钊先生在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没有盲从，而是对马克思的学说采取了科学、认真和求实的态度，展现了其实践理性。

 

　　从总体上看，李大钊先生的重要贡献在于，从学理意义上对唯物史观作出了审慎严谨的评价，充分肯定了唯物史观的进步；把从前各自发展的三个学科，经济、法律、历史连为一体，即社会学；发现了阶级竞争的根本法则，指出了从前被误解和蔑视的经济现象在社会学中的重要性。我们通过学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可以看到，这篇文章集中体现了李大钊先生所特有的理性精神，其中文章的题目以“我”字当头，展现了“五四”的理性精神。

 

　　在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一年之前，李大钊先生就曾发表《强力与自由政治》一文，正式提出了自己的立言原则。“彼西洋学者，因其所处之时势、境遇、社会各不相同，则其著书立说，以为救济矫正之者，亦不能不从之而异。吾辈立言，不察中国今日之情形，不审西洋哲人之时境，甲引丙以驳乙，乙又引丁以驳甲，盲人瞎马，梦中说梦，殊虑犯胡适之先生所谓‘奴性逻辑’之嫌，此为今日立言之大忌。”这段话充分体现了李大钊先生的实践理性，即在接受西洋学说的同时有着独立的审视和思考，完全不是“拿来主义”。因此，我们说，李大钊先生的立言原则，既是他对西方文明的基本态度，也是他的个性化追求。正是源于这种追求，他在理解马克思的学说时，能够保持自我认知的独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