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南昌起义具有无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和伟大的历史意义。党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角度看，八一南昌起义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最好范例。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王东教授讲述了南昌起义的历史背景和过程，并总结了南昌起义的重要历史地位与伟大意义，以此纪念八一南昌起义暨建军92周年。

 

　　王东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

 

　　王东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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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八一南昌起义92周年。南昌起义具有无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和伟大的历史意义。当前，党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角度看，八一南昌起义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最好范例。92年前，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以共产主义的理想和革命必胜的信念，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白色恐怖面前，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继续战斗。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创建新型人民军队的新阶段，拉开了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宏伟历史序幕，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一段历史。

 

　　一、南昌起义的历史背景

 

　　南昌起义前，中国共产党正处在生死关头。

 

　　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驻地，打死打伤300余人，在4月13日又袭击请愿队伍，100多人牺牲，伤者不计其数。接着，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大肆逮捕和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江浙区委领导人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等在此次政变中英勇牺牲。随后，南方多省以“清共”“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东南各省陷入反革命白色恐怖之中。仅广东一地，包括萧楚女、熊雄、邓培在内的2000多共产党人被捕杀。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指使反动军警采取突然行动，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李大钊等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和国民党左派、苏联使馆人员以及居民等80余人。4月28日，李大钊等20人在北京英勇就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4月18日，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南京国民政府，与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

 

　　5月间，武汉地区的政治形势也越来越严重，反共活动迅速表面化，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一步步向右转。5月13日，原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公然通电联蒋反共，并向武汉发动军事进攻。21日，在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阴谋策划下，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变，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捣毁湖南省总工会、农会和其他革命团体，大量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半个月中全省被屠杀的革命群众在一万人以上。因为事变这天，中文电报用韵目“马”字代表21日，所以称这一事件为“马日事变”。

 

　　在此紧要关头，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会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并给中国共产党发出指示：（一）开展土地革命；（二）吸收新的工农领袖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改组国民党；（三）动员二万名左右的共产党员和五万革命工农，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四）将新工农分子安排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去代替原有的委员；（五）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6月1日，中共中央收到上述指示。5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将电报内容告知汪精卫，幻想争取汪精卫的同意。汪精卫不仅没有同意，而且以此为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的阴谋”的凭据，为自己找到了“分共”的一个借口。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和共产国际代表对汪精卫的反革命面目没有认清。

 

　　7月14日、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连续召开秘密会议，接受了汪精卫的“分共”主张，把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说成是“破坏国民党的阴谋”，是对国民党生命的“根本危害”。由此，汪精卫同蒋介石一样，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在汪精卫“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走一个共产党员”的叫嚣声中，大批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群众被杀害，武汉顿时成了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人间地狱。顿时，全国时局剧变，阴霾满天，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

 

　　汪蒋合流，使持续了四五年的国共合作顿时破裂，昔日的盟友忽然变成了凶残的刽子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内思想异常混乱，一些同志和不坚定分子离开党的队伍，党员数量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与此同时，工农运动走向低谷，相当多的中间人士同共产党拉开了距离。

 

　　而从党内来看，右倾机会主义在大革命时期一直在统治党中央，忽视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忽视了军事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在八七会议的发言中说：“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仍无坚决的概念”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土地革命初期，中共中央最看重的仍是工农暴动，常把军事运动、特别是做正规军的工作，严厉批评为“军事投机”，不同意多做这方面的工作。事实上，在长期持久、规模不断扩大的军事行动中，如果缺乏既有革命思想、又受过严格军事训练、遵守组织纪律的军队作为骨干，只临时发动缺乏严格军事素养的工农暴动，是很难战胜敌人的。

 

　　大革命的失败充分证明了，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中国共产党想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就必须要建立自己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可以说，没有一支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中国人民是不可能获得真正解放的，即使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也会丧失殆尽。人民也在挫折中切身感受到：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无法实现和维护人民的利益。人民也热切地期待着人民军队的诞生，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获得彻底解放。毛泽东同志后来就讲，“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为创造中国人民的军队而奋斗，是全国人民的责任。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指出，“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中国人民之所以几千年来长期受内外反动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根本的问题在于手里没有枪杆子，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创建人民军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当务之急。

 

　　二、南昌起义的爆发经过

 

　　由于当时中共中央特别是中共领导人，在大革命胜利发展的过程中忽视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那时，南方的绝大部分军队都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或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国民党人张发奎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中，其中包括贺龙、叶挺等部队，他们正分驻在江西北部。这是革命和反革命双方共同注目的力量。1927年7月中旬，汪精卫实行“分共”后，立刻调动军队对这个地区采取包围之势。张发奎也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党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的表示。局势已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再不当机立断而稍有迟疑，仅有的这点革命武装力量必将被断送。

 

　　而且，宁汉合流的趋势日渐明朗，党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也愈益强烈。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五人组成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实际上剥夺了陈独秀的中央领导权。同时，临时中央开会讨论挽救时局的办法。决定在张发奎部队中发动军事暴动；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等省举行秋收暴动，并召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共产国际的代表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提议“准备一些军队去南昌回广州”。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宣言谴责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抛弃劳动群众，背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政策，“使武汉同化于南京”，使旧军阀统治一变而为“新式军阀伪国民党之统治”，因此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不久，中央发现汪精卫在极力拉拢张发奎，便又给九江的同志以张发奎如跟汪精卫走我部则与他脱离关系的指示。7月20日，在九江的中共中央委员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与叶挺、聂荣臻一起分析形势时，认为张发奎已靠不住，必须实行脱离关系的原则。为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7月26日，周恩来离开武汉，赶往南昌。7月2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成立，领导实施起义计划。

 

　　（一）战胜张国焘的干扰破坏

 

　　7月26日，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的电报指示。共产国际的这封电报，是斯大林亲自决定并由布哈林具名发出的。中央十分重视，下午4时就南昌起义再次召开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来电内容：“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指南昌起义）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办法）是让（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到农民中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即加伦将军）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的军事工作人员参加（南昌起义）是不能容许的。”

 

　　对于共产国际的这封电报，大家有不同意见。罗明纳兹认为来电的真正意图是不同意举行南昌起义的，因而尽力阻止起义计划。但以中共中央当时的理解，电报的意见是“这无异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中央常委会的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均认为，南昌起义“必有胜利机会”。罗明纳兹没有办法，只好要中央派一得力同志立即去前方送信，最后大家推定张国焘负担这一任务。然而，张国焘和罗明纳兹的想法是一致的。而且，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较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张国焘的认识。因为中国共产党准备起义的部队中的几支主力，事实和名义上，大都归张发奎指挥。如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周士弟所率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及影响并参与起义的七十五团，七十四团机枪连，蔡廷锴的第十一军第十师等。由此看来，当时的张发奎如果有革命姿态，甚至参与进此次暴动，这当然最好不过，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此时的张发奎所倚凭的是汪精卫武汉政权，已明确反共，并采取各种手段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力量。但张国焘仍认为：“张发奎年轻有为，没有军阀气味，称得超模范军人；既是革命正统，又英勇善战，人们崇拜他为铁军英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他都甚为敬爱。”更重要的是，形势已然如此，张国焘不从时局变化和人的态度转变去考虑，却反复强调张发奎爱护袍泽，不分共产党或非共产党员。在一度时间，张发奎的确表示过自己的第四军将保护共产党员，但眼下，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起而暴动”，张发奎还会“保护”其而支持吗？当然不会。此时如果仍将希望寄存在张发奎身上，显然是非常危险的。

 

　　7月26日开完中央常委会，张国焘便奉中央之命赶赴南昌。当晚，他乘上长江下行船，先由汉口前往九江。第二天早晨，张国焘到达九江。由于局势动荡，这里集中了一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他们大部分是候车转赴南昌的，也有一部分正设法潜往长江下游上海等地。张国焘很快就找到了贺昌（中共中央委员）、高语罕（武汉军校政治教官）、恽代英（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员）、廖乾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关向应（中共中央委员）等共产党人，向他们简略传达了会议精神。但是，张国焘已将自己的理解渗透了进去，有了不进行起义的意思。

 

　　听了张国焘的话，恽代英非常激愤。他与其他同志一样，一致认为南昌起义势在必行，没有讨论的余地。在张国焘追问为什么不能重新讨论时，恽代英表示，此事没有必要等候你来了再行讨论。因为事情已经决定了。当张国焘以自己理解的共产国际电报精神告诫恽代英时，恽代英怒斥共产国际，认为现在南昌起义一切都准备好了，忽然又发这样的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恽代英表示首先誓死反对这样的指示，进一步强调不理会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按照已经决定的计划干下去。对于张国焘一再以中央代表身份进行阻挠，恽代英愤怒地说：“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

 

　　恽代英的愤怒，使张国焘“为之色变”，同时让他感受到革命党人心中久积的压抑。恽代英平时十分正直也很有礼貌，对他人(包括张国焘)非常友善；个人没有野心，事事以大局为重，理论水平也很高，在共产党人中素有“甘地”之称。此时若不是愤怒之极，是不会这样的。一时间，张国焘无话可说，他只好希望到南昌后再行讨论。当时南昌起义已箭在弦上，但通往南昌的道路却非常不畅。身为中央代表的张国焘在九江就困了两天。就在29日赶往南昌前。在此之前，他还连发两封密电给南昌的前敌委员会，告知“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我到（后）再决定”。当然，南昌前线的起义工作并未停止。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匆忙赶到南昌。他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举行会议。会议上，他仍然按照自己的偏执理解，传达了共产国际的电报和会议精神。他告知，共产国际的电令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这是张国焘的偏见所致。张国焘并进一步强调所谓加仑将军主张与张发奎一同回师广州的建议；并认为自己是来考察这里实况的，希望大家告诉他南昌的情况，并对这次起义与否重新讨论。这当然也是张国焘以准备不足为由反对起义的一个借口。

 

　　听了张国焘这番言论，几乎所有到会的人都表示反对。李立三马上站起来表示否定：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什么现在还需要讨论？说完还不经意地“哈哈”了两声。因向国民党表示不满，辞去国民政府农政部部长的谭平山大发脾气。他一面表示对共产国际电报的不满，一面大骂阻挠起义行动的张国焘“混蛋”，这让张国焘觉得很没面子。平素只努力工作，常常化解矛盾问题的周恩来，此时也很生气甚至拍了桌子。他愤愤地表示：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命令又如此。这种意思，与中央派我来的精神不符。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今天的特别委员会我也不出席了。周恩来的这一表态，使张国焘感到无法收场。他赶忙说：“这有什么辞职不辞职的，又不是闹小孩子脾气，周恩来同志还是出席特别委员会。”其他如恽代英、彭湃等人当然也同意起义。张国焘没有办法，只好说：那我还是找个别同志了解了解情况再说。

 

　　张国焘首先与李立三交谈。李立三告诉张国焘，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上已来不及做任何改变。暴动决不能停止。第一，我们不能违反与贺龙所订的密约；第二，如果改变计划，我们原来发动暴动的意图已无法保持秘密。贺龙当时不是共产党员，但一直非常进步，一心革命，此次决心与中国共产党一同起义，成为革命军队中一支重要力量，共产党人当然十分珍视。初次合作，便出尔反尔，或许将引起严重误解。此外，李立三还详细地告诉张国焘，此时知道起义机密的人已经很多。除去中共的重要领导人外，还有十多位国民党左派人物，贺龙部的重要将领，已经超过一百多人，几乎已无密可保；再加上其他如湖南平江、江西九江等处的部分力量，也已约定同时举事。有些情况，不仅停不下来，就连准备的时间都有些来不及。因此，李立三还是坚持大多数人的一致意见：起义不能停止。

 

　　第二天，即7月31日早晨，张国焘又要求召开第二天讨论会议。此时，张发奎与汪精卫、孙科在庐山召开会议，封闭了九江《同民新闻》；针对南昌军事人员（如叶挺、贺龙等）采取行动的迹象已十分清楚。起义已没有退路，必须马上发动。

 

　　此时的张国焘却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大做文章。他先说要修改起义时发表的宣言。谭平山说当天下午就需用“宣言”，以便发出。张国焘却说，这个东西我今晚才能改好。谭平山便说，那就不必改了。张国焘坚持说，大家多斟酌下也好嘛！谭平山见张国焘如此推三诿四，心中十分不满，他说：为什么宣言非得你修改不可，难道你想操纵这次暴动？张国焘感到很狼狈，就说：我不管这宣言了，你们哪位去改吧。聪明的周恩来顺口接了过来：回头还是我来改吧。

 

　　此时，张发奎的态度已经基本明朗，可张国焘仍然坚持认为，起码表面上，还应保持与张的良好态度，可以打电话给张发奎，甚至派人与他联络，尽量使他不对这次起义产生反感。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显然欲盖弥彰，也很幼稚可笑，你用人家的军队起来暴动，脱离他的部队，还想人家认同甚至支持，岂不痴人说梦！所以，看到张国焘的种种作为，谭平山特别愤怒。他力主将张国焘逮捕起来，不让他再干扰起义的进行。周恩来没有同意。他认为，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随便绑呢？从这些反应可以看出，当时起义的领导者对张国焘的反感到了怎样的程度。这次会议，起义领导人同张国焘争论数小时之久。由于大家的坚决反对，张国焘只好无奈地表示，他可以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同意当天晚上（第二天凌晨）举行起义。张国焘所有阻挠起义的企图，终于失败。

 

　　当时的张国焘是中央临时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对一些党内决议负有重要的决策权。但是在南昌起义前，他的思想混乱，看不清汪蒋合流的现实，也看不清张发奎已经倒向国民党反动派的现实，以个人意志强加组织决定，层层阻挠。如果不是周恩来、恽代英、谭平山、李立三等人极力反对，张国焘完全可能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断送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军事行动。

 

　　（二）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第一枪

 

　　南昌起义军领导机构如下。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委员：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中央代表：张国焘。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贺龙，前敌总指挥叶挺，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代主任恽代英）、副主任章伯钧。

 

　　在起义部队中，有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第二十军全部，共６个团，贺龙任第二十军军长、起义军总指挥，党代表廖乾五。所辖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党代表方维夏；第二师师长秦光远，党代表陈恭；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党代表徐特立。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和十师一部，共８个团，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兼），党代表聂荣臻。所辖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兼），党代表颜昌颐。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第四军二十五师的七十三团和七十五团，由周士第指挥。第九军军长韦杵（未到职），副军长朱德，党代表朱克靖。第九军实际上是个空架子，没有下属部队。教育团参谋长陈奇涵，政治保卫处处长李立三。另有第四集团军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３个连和国民党南昌市公安局２个保安队，朱德时任军官教育团团长和公安局局长。起义部队共两万余人，实力最强的是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其次是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周士第领导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一部。

 

　　当时，前委决定起义时间为8月1日凌晨4时，贺龙部攻打敌军的指挥机关和第九军第七十九团，叶挺部攻打敌军其余几个团。按照前委确定的作战部署，贺龙部负责攻打敌军的指挥机关和第九军七十九团，叶挺部负责攻打敌军其余几个团。朱德则遵照前委部署，7月31日晚，利用他在滇军中的影响，以请客吃饭、打麻将为名，在大士院32号宴请敌两个团的团长和团副，削弱敌人两个主力团的指挥力量。

 

　　起义前夕，由于起义军的一名副营长叛变告密，泄露了消息，中共前委当机立断决定提前两小时起义。8月1日凌晨2时，一声枪响划破了寂静的夜空，起义部队向敌人驻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经过四个小时激战，起义军完全控制了南昌城，歼灭南昌守敌3000余人，缴获机枪800余挺，步枪4000多枝，子弹70多万发，大炮数门。其后，聂荣臻、周士弟率二十五师大部分将士在南昌附近的马回岭响应起义，并于8月2日赶到南昌。这些将士也是朱德、陈毅到达井冈山主要部队的组成部分。

 

　　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中共与国民党左派有着良好的关系。南昌起义时，为争取和团结国民党左派，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背叛孙中山革命精神的真面目，团结起义部队中下层官兵，领导起义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总方针要求下，仍使用国民党左派旗帜，所以，起义部队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打出的是国民革命军陆军军旗。

 

　　起义的当天上午，在南昌举行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宣言》，成立以宋庆龄、邓演达（二人均未到）、贺龙、叶挺、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八一起义宣言》等文件，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和政纲同时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下辖第二十、九、十一军，共2万余人。８月２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庆祝起义胜利和革命委员会成立。

 

　　南昌起义后，敌人以重兵进攻南昌，中共前委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起义部队迅速撤离南昌，挥师南下，经过赣南、闽西，直奔广东潮汕地区，准备同富有革命传统的广东东江地区农民起义军会合，发动土地革命，进军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当时还想夺取出海口，以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进行北伐。9月下旬，起义部队占领潮安、汕头，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坑西进。由于部队在酷暑烈日下连续长途行军，过于疲劳，加上作战中伤亡和中途的离散，部队严重减员。10月初，西进部队和留守潮汕的部队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兵溃失败。突围出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民武装会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经赣南、粤北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在安源、信丰、大庚、崇义等地创造性开展“赣南三整”（天心圩整顿、大庾整编、上堡整训），举行湘南起义，部队整体战斗力显著提高。后来，周恩来同志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与教训时说，“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该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由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的部分的部队，于1928年4月28日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会合后就组建成了红四军，并投入到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开创中国革命一条新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红军也迅速得到了发展，红军鼎盛时期发展到30多万人。

 

　　（三）八一建军节的由来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用行动，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起了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从此，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崭新的人民军队就诞生了。

 

　　后来，为了纪念南昌起义这一胜利，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通过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以南昌起义日——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在每年的8月1日开展纪念活动。

 

　　1949年春，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军委决定在军旗、军徽上以“八一”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志。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1949年8月1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1957年7月朱德同志在《纪念八一》一诗中写道：“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革命大旗擎在手，终归胜利属人民。”

 

　　三、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和伟大精神

 

　　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首先在于它在重大的历史关头高举起了红旗。在当时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在革命遭受重大挫折的严峻局面下，在南昌能够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出乎了许多人的意料之外的。八一南昌起义使人们在一片混乱中重新看到共产党的力量依然存在，看到新的出路，燃起新的希望。李立三在1930年初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他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竖起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南昌暴动是很重要的时期。”南昌起义在重大的历史时刻高举红旗，将革命事业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先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以及各地的许多起义的发动。

 

　　南昌起义逐渐改变了中共中央对军事工作的认识，也逐渐改变了中共中央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这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

 

　　南昌起义对“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搞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深刻回答。

 

　　中国共产党在创立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对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清楚的认识。陈独秀提出了二次革命论，认为：第一次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要协助；到了社会主义革命，要推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才参与进来。所以，他不明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有无产阶级的参与，通过共产党独立领导来开展武装斗争，必须要掌握自己的军队。对此，毛泽东同志说：“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

 

　　而对于“怎样搞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在南昌起义之前，我们可以说不懂得“怎么搞”，或看不清“怎么搞”，不仅没有自己的武装，还简单学习十月革命进行城市暴动，没有建立工农武装和革命根据地，所以大革命失败了。从成功的方面讲，在起义后期朱德、陈毅的实践活动上包括“赣南三整”、湘南起义等，在游击战、根据地建设、军队的思想建设等方面的初步探索，与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探索在方向上是一致的。当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两只大手握在一起的时候，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因而意义重大。

 

　　南昌起义的伟大精神，主要集中体现在三点上。一是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定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所以，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中国共产党人都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自己的信仰。南昌起义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信念是坚定不移的。二是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在敌人镇压、屠杀的白色恐怖之下，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不畏强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举行了南昌起义。三是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由于有了坚定的信仰，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虽然面对各种内部外部的干扰、波折，中国共产党人越挫越勇，最后从一个胜利走向另外一个胜利。今天，我们处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南昌起义所表现出来的这些崇高精神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将激励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攻坚克难，实现党和国家宏伟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