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建立和可持续发展，是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基础的，比如一个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军队以及与政治体制相配套的经济体制。我们可以称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军事、经济的这些可以量化的基础为硬实力基础。与之相对的软实力基础，则往往和文化联系在一起。

　　国歌、国旗、国徽等，构成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建立和可持续发展的软实力基础。这些软实力基础，不像硬实力基础那样容易衡量，但一样是必不可少的。其中，国歌就是属于国家文化软实力“辨识文化系统”中听觉方面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近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背后的故事及启示两个方面回望历史、启示未来，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认识。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近代“国歌”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时期大清帝国的灵魂人物，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就在当时，这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人在一次重大的国际外交场合上遭遇了一件很大的“囧”事。

　　话还得从公元1896年说起，这一年，沙皇俄国的皇帝尼古拉二世举行了加冕典礼。沙皇俄国向很多国家都发来邀请，邀请这些国家派重要嘉宾、专门代表前去参加典礼。大清帝国当时派出了李鸿章李中堂，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到了莫斯科。到达之后，负责接待他的沙皇俄国官员提醒说，典礼上要演奏国歌。这件事给李鸿章带来了一个大大的难题，因为大清帝国当时没有国歌。思来想去，李鸿章决定想方设法弄出一首临时的国歌来。好在李鸿章以急中生智著称，他选择了一首在他认为比较合适的诗词，然后命人用他家乡安徽的地方戏曲曲调谱曲，作为临时国歌入场曲交给了沙皇俄国官员。

　　李鸿章选的是唐代诗人王建所作的宫词的一部分——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迎日，五色云车驾六龙。今天我们说起来这件事，也不由暗暗替李鸿章捏了一把汗。当时，李鸿章有惊无险地把这件事了了之后，心里是既不爽又不安，不爽的是手下那么多人，一直没有人告诉他这样的外交场合要演奏来宾国国歌，不安的是他虽然避免了外交上的尴尬，但没有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请示，属于典型的先斩后奏。李鸿章回国后就把这件事回报给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并上奏恳请皇帝下旨征集国歌。

　　早在1896年之前的1880年，有一位名叫曾纪泽的人就曾经尝试过创作“国歌”。曾纪泽是大清帝国第二位出使欧洲的公使。他出任驻英、驻法大使时，曾有感于外交场合需要演奏国歌而当时的大清帝国没有国歌的情况，写了一首作为临时国歌——一统旧江山，亚细亚文明古国四千年！最可叹：犹太、印度与波兰，亡国恨，谈之心寒！曾纪泽创作的这首“国歌”含有一定的忧患意识，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李鸿章的注意。

　　李鸿章回国汇报后，慈禧太后没把“国歌”当成一回事，因为当时的大清帝国算不上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所以对于这些必要的软实力基础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公元1906年，大清帝国成立的陆军部创作了一首陆军军歌《颂龙旗》，成为了大清帝国的代国歌。《颂龙旗》的歌词是：于斯万年，亚东大帝国！山岳纵横独立帜，江河漫延文明波；四百兆民神明胄，地大物产博。扬我黄龙帝国徽，唱我帝国歌！

　　又过了几年，大清帝国终于有了一首正式国歌《巩金瓯》。歌词是这样的：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这第一首大清帝国的官方国歌来得确实不是时候，因为这首国歌正式颁布是在宣统三年，也就是公元1911年。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存在了两百多年的大清帝国被推翻。尽管严复、傅侗等词曲作者做出了努力，随着大清帝国的灭亡，这首国歌仅存在了相当短的时间。

　　大清帝国被推翻之后的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时，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政府的教育总长，并面向全国征集“国歌”。结果，由沈彭年作曲、沈恩孚作词的《五旗共和歌》被选中，歌词是这样的：亚东开化中国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山河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应当说，这首“国歌”还是有一些新气象的。

　　但好景不长，很快，辛亥革命的成果就被袁世凯篡夺，中华民国的首都从南京改到了当时的北京。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不仅把孙中山先生主导下的很多事情都推翻了，还把《五旗共和歌》废止了。他找人又创作了另外一首中华民国国歌《中华雄立宇宙间》，歌词是这样的：中华雄立宇宙间，廓八埏，华胄来从昆仑巅，江湖浩荡山绵连，共和五族开尧天，亿万年。这首歌于1915年正式颁布。袁世凯称帝后将“共和五族开尧天”改成了“勋华揖让开尧天”，以期影响舆论。

　　在1912年到1915年的过渡时期，第一届中华民国国会在开会典礼上是以《卿云歌》为临时国歌的，歌词是这样的：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时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这首中华民国的临时国歌曾经经历了所谓的三起三落，第一起是民国成立之初，第一落是1914年被袁世凯下令废止；第二起是1919年北洋政府仍然决定使用，删掉结尾两句，第二落是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被废止，第三起是1940年汪精卫建立伪政权，曾使用过其作为汪伪政权的“国歌”，第三落是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被废止。可以说，这首所谓的“国歌”折射了那一段时期的时代变迁。

　　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愿联合主导了北伐。当时，北伐军有一首军歌《国民革命歌》，契合了那个时代的时代气息，其词作者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但是，所谓的北伐成功之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很快就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孙中山先生的遗愿没有在当时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那里得到实现，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所谓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当时南京政府的“国歌”是胡汉民、廖仲恺、戴季陶和邵元冲合写的《三民主义歌》。这首歌在1937年6月3日，经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批准，被正式颁布为“国歌”，歌词是这样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这首“国歌”的四位词作者都没有活过1949年，胡汉民是1936年5月死于蒋介石的谋杀，廖仲恺是1925年8月死于蒋介石的谋杀，戴季陶是1949年有感于前途绝望自杀，邵元冲是1936年死于西安。

　　从大清帝国到中华民国，这一历史时期出现的各种各样的“国歌”，其歌词或歌曲都是脱离群众或局限于固化的思维的，更有甚者是为了一己私利而出现。

　　需要强调的是，193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曾通过一个决议，选用《国际歌》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歌，歌词是这样的：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完整版《国际歌》一共是六段。应当说，当年《国际歌》的译者翻译得很好，听起来特别给力。

　　二、《义勇军进行曲》背后的故事及启示

　　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很多大咖聚集在北京，要从一千多首作品里选出一首作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当时，从国歌歌词的征集启示发出到最后选定的时间是71天。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来之不易的。这首歌的词作者是田汉，曲作者是聂耳，原来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新政治协商会议在讨论建国问题时，就征集国歌、国旗、国徽发了一个启示。这份启示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必须涵盖的几方面内容：一是中国特征，二是政权特征，三要有新民主主义，四要有新中国之远景。很多人纷纷响应，一千多首作品应征，其中不乏著名学者、文人的作品，如郭沫若的《新华颂》等。大家都知道，最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

　　这个选定国歌的过程为我们带来三个启示：

　　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遴选过程，彰显了居安思危的境界。据史料记载，在遴选国歌的过程中，很多人不是很认同《义勇军进行曲》。一些持反对意见者认为《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至少是歌词里的某些词语已经有些过时了。比如，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李立三同志就认为《义勇军进行曲》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非常不妥，因为我们用了14年时间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又用了3年多时间打败了“蒋匪军”，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欣欣向荣的，怎么会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判断？一些专家学者建议，选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的话，最好也把这句词改一下。

　　支持直接选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的和反对直接选用的这两部分人相持不下。最后，毛泽东同志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之后，认为不必修改歌词，“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虽然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

　　安不忘危、居安思危是非常可贵的品质。面对逆境，大家很容易抱成一团，一起奋斗，共克困难；面对顺境，也就是形势一片大好时，我们是不是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往往决定了个体或组织、国家究竟能够走多远。所以，我们回过头看，70年前，我们的先辈们能够力排众议，选定《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确实彰显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的胸襟。也因此，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以后能够克服各种困难走向辉煌。

　　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遴选过程，彰显了对于既往历史和民意的充分尊重，以及对未来美好的期许。为什么《义勇军进行曲》能够在一千多首应征作品中脱颖而出？因为《义勇军进行曲》彰显了当时的遴选主体们对以往历史和民意的充分尊重。说到这儿就不能不说《义勇军进行曲》的问世，时间是全面抗战时期，出现在当时的新媒体电影中。《义勇军进行曲》最早是红极一时的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一经问世就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世界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著名音乐教育家、画家丰子恺先生在《谈抗战歌曲》一文中说：“连荒山中的三家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自村夫牧童之口。”这句话足以证明，《义勇军进行曲》在当时不仅是大城市居民耳熟能详的，就连荒山农村的村夫牧童也会哼唱。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在埃及的金字塔下边听到有人唱《义勇军进行曲》。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美国讲学期间听到小孩吹口哨，吹的也是《义勇军进行曲》。更有意思的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歌唱家曾经专门演唱过《义勇军进行曲》，这位演唱家就是保罗·罗伯逊。1927年，他在美国的著名音乐剧《游览船》里演唱《老人河》而一举成名。据说，他能用英、汉、俄、法等20多种语言演唱。保罗•罗伯逊曾经专门在纽约用英语演唱《义勇军进行曲》，还灌制了一张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所以，《义勇军进行曲》在当时确实是红极一时的。我们选定这首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非常大的国际影响力的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彰显了对于既往历史和民意的充分尊重，以及对未来美好的期许。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反映了时代和历史，其歌词的修改历程起到了更好地凝聚“想象共同体”的独特作用。《义勇军进行曲》的第一次歌词修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949年4月20日至25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举办了一个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会议主办方邀请当时正在筹备建国的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团来参会。按规定，会议开幕时，各国代表团入场都要演奏国歌。当时我们还没有选定国歌，代表团成员几乎一致同意，决定选择《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入场时演奏的歌曲，只不过在经过认真讨论后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改成了“中华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刻”。1978年，我们又进行了一次《义勇军进行曲》歌词的修改，即1978年版的《义勇军进行曲》。转眼到了1982年，一直被改来改去的国歌歌词终于又回到了原点，恢复了本来面目。同年，《义勇军进行曲》以全国人大正式立法的方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而不是代国歌。

　　国歌的歌词为什么要改？这与当时的语境、历史环境有关，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凝聚“想象共同体”的独特作用。什么是“想象共同体”？例如，民族和国家都是“想象共同体”。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要想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凝聚“想象共同体”的每一分子，也就是每一分子对这个“想象共同体”的心理认同、主观认同。举个例子，2018年1月31日，加拿大参议院通过一项修改国歌歌词的法案，尽管只修改了两个单词，但意义非同小可，翻译成中文是这样的：“爱国真心，统领您的儿子”改为“爱国真心，统领我们全体”。“儿子”改成“全体”，是因为原来的歌词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性别歧视。我们可以看到，加拿大修改国歌歌词，就是为了尽最大可能凝聚“想象共同体”的每一个组成人员的认同。

　　综上所述，我们回过头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遴选过程，就能够体会到居安思危的胸怀、境界，体会到对既往历史和民意的尊重以及对未来美好的期许，更能感受到国歌对于中国人增强凝聚力的推动作用。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通过对国歌故事的讲述及对其启示的发掘，我们应该有感于先辈们筚路蓝缕的开创精神而有所感触、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