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剑英:《中庸》里的知行观及其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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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9-12-02  来源:新华网


  •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韩剑英,非常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学习《中庸》里的知行观及其时代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既重视战略目标,又强调站在实处,在讲话里多次强调知行合一的有关思想,并对知行的辩证法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释和实践探索,反复强调“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才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习近平总书记对“知行合一”的论述是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基础的。中国传统哲学中具有丰富的知行思想,例如先秦的《荀子》、明代王阳明的知行思想及明末清初王夫之的(船山先生)知行思想等。其中,作为中国传统核心经典之一的《中庸》包含着系统、理论的知行思想,具有认识论、实践观、方法论的多重含义和丰富的时代价值,可惜时至今日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和广泛的传播。所以,今天我希望通过文本细读这样一种非常原始且朴素的方式,对《中庸》所蕴含的“知行合一”思想进行认知和阐发,并期望我们的分析对当今新时代“知行合一”的有关理论能够起到一定的补益作用。


      《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全文3600字左右,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中是篇幅比较适中的一部作品,它既属于“六经”之学,又是“宋学”和“四书”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初年,由于宋真宗、宋仁宗、范仲淹、张载、孤山智圆等帝王、知识分子和士大夫的共同弘扬,《中庸》作为单行本进入了中国古代的教学体系,成为了公民素质教育的基本读本。


      《中庸》是中国哲学史上最系统、内涵最丰富的经典之一,是中国哲学思想、语言概念、逻辑方法、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具有独特的中国气质,在个体修身、教育人才、科举选拔、培育社会共识、家国情怀等方面都发挥着持久而温暖的理性力量。就“知行合一”的主题而言,在《中庸》的3600个字中,“知”出现了42个,“行”出现了33个,知行对举,即成对出现的情况有十余处。另外,《中庸》里还包含着与“知行合一”的方法、次第、目的等相关的大量思想内涵,这些思想内涵通过“道”“教”“学”“三达德”“天”“人”“性”“诚”“名”“成己”“成物”等《中庸》中的核心概念,形成了以道为中心,注重教学,立体化、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行合一”思想。


      接下来我们主要介绍五个问题:一是《中庸》“知行合一”的两个向度,上合于道,下合于身;二是“知行合一”的双重视域知天、知人与成己、成物;三是“知行合一”的六种形式;四是知行的五个次第;五是实现“知行合一”的具体方法;六是《中庸》里提到的“知行合一”的典型人格。我们就从这六个方面来探索《中庸》“知行合一”的理论体系,并进一步分析《中庸》“知行合一”理论体系的特点和时代意义。


      一、“知行合一”的两个向度:上合于道与下合于身


      当我们讲到“知行合一”时首先面临一个问题:“知行合一”是什么?我们都知道“知”是知识和认识,“行”是实践和行动,那么“一”又怎么解释呢?通过细读《中庸》文本我们可以发现,《中庸》在解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两大主题时,把知行在两个向度上统一在了一起,合于“道”与合于“身”,即知行上合于道、知行下合于身。


      首先我们来解释知行合于道。


      “道”是《中庸》中最核心的概念,《中庸》第一段开篇就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又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由此可见,中和之道是《中庸》的主旨思想,“中”指的是天地之本体,“和”是动态中的平衡,“中庸”的庸是人与社会在实践中对“中”原则的具体把握和运用。“中和之道”包涵天人之道、君子之道、孝的哲学、社群之道、治国之道、至诚之道、教学之道,以及我们今天讲的知行之道等等。


      《中庸》中的“知行”其最深层次的追求是合于道,合于包含天人、社会、家庭、国家、教学等在内的动态的中和之道。基于此,《中庸》在讲到“知行”的时候,常常是与“道”联系在一起的,例如:“道之不行也,我知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又有“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道”与“知”和“行”三者须臾不可相离。具体而言,“知”的对象是道之行或者道之不行,如果能够认识到道之行,那就是“知者”,认识不到就是“愚者”,能够遵循并运用道的运行规律的就是贤者,不能的就是不贤者。


      道在实践中的发展变化状况是知的最主要内容,也是分辨知的主体“知者”“愚者”“贤者”“不肖者”的最主要内容。这是我们讲到的“上合于道”的内容,接下来讲“下合于身”。


      《中庸》里引孔子的话说:“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在中国的礼仪传统里有射箭之礼,当君子射箭没能射中箭靶的时候,我们应该怪什么?是怪箭靶还是箭簇呢?君子之道要修身,讲求反躬自问,求之于自身。《中庸》里进一步讲到:“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馀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言为心声,它是认识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而德往往与行,也就是实践联系在一起。当我们在德行和言语方面有所欠缺的时候,《中庸》里讲“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就是不敢不努力纠正,即便做得比较好的时候也不能满足。只有在言语的时候考虑到行动,行动的时候考虑到言语,言行相顾、“知行合一”,君子才可以进一步去采取行动。


      在哲学上,“知行合一”是一个辩证的过程,我们要不断地反省自己的知行是否“上合于道”,即合于天地之道、社群之道、社会之道、身心之道、知行之道等。同时要做到“下合于身”,当箭不能射中靶心的时候反求诸己。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知行合于道”强调的是认识的对象(所知)及认识的方法(所以知),是认识的客观性。而“知行合于身”强调的是认识的主题(能知),是认识的主观性。所以说“知行合于道”是认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问题;“知行合于身”是认识的主观性和价值性的问题,当强调知行上合于道,下合于身的时候,其实是在强调我们要考虑到“知行合一”中真理性和价值性的辩证统一。


      “知道”与“行道”通过“修身”的方式,在道与身的辨证发展变化中,在“知行合一”的方向中,表现出道(形而下)的个体化以及个体(形而上)的道化的双向运动。庄子用“周、遍、咸”三个字,形容作为形而上的本体论意义的“道”的存在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而这个无处、无时不在的“道”则通过形而下的个体的知与行来实现实体化。所以道和身的双向运动,实际上就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向转化过程。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问题,“知行合一”的两个向度。


      二、知行的双重视域:知天人与成己物


      “知行合一”的两个向度“上合于道、下合于身”实际上是建构在《中庸》的“天人合一”思想基础之上的,由此我们可以分析出“知行合一”认识的双重视域,“知”即知天、知人,而代表着实践的“行”也包括了双重视域,即成己、成物。


      《中庸》中多言“天”,开篇第一句即说“天命之谓性”,天在《中庸》中既具有形而上的本体论性质,也包括天地间的本然状态和自然法则。所以《中庸》里说:“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知天”就是说,人类的认识要建立于天地之间,不能违背自然的状态和根本的规律法则。“质诸鬼神而无疑”指不对自然变化产生怀疑,这样才能够懂得天地之道,也就是知天了。


      关于天,《中庸》里还有很多地方讲到,如:“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薄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天地之道”有一些非常具体的特征,比如“薄”“厚”“高”“明”“悠”“久”,这都是自然界的本然状态和客观规律,人类认识只有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认识客观世界,只有在真正认识了客观世界之后才能发挥出认识的主观能动性。所以说知天,认识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对客观世界规律的把握是整个认识的前提,当然也是认识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前提,即知人的前提。这就是《中庸》里讲的“思之人,不可以不知天”,这句话强调了知天是知人的前提,知天是整个认识论的前提。


      知人是在知天基础上对人类社会的认识,这里的人类社会包括个体的人的思维,个体的人对家庭、家族、社会、国家等的认识。《中庸》里讲“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也就是说,对人的认识一旦建立在与天地之道不相违背,符合真理与客观规律的情况下,即便百代以后有圣人现世,他也不会对此产生疑惑,这才是真正的知人。


      知人在《中庸》中也占据着比较重要的篇幅,由此可以体现出《中庸》知行观伦理性的特征。《中庸》的知天和知人作为认识的两重视域具有同等的价值和地位,其中,知天是最高原则,是符合真理的原则,知人是符合价值的原则。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知天和知人构成了人类认识的所有对象,包括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知天是对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在内的所有客观规律的探索,当然更侧重于对自然本然状态及相关规律的探索;而知人更强调的是对人的思维、人类社会和历史本然状态及其客观规律的探索。这是“知”的双重视域,我们再来看“行”的双重视域成己和成物。


      《中庸》里讲:“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这一部分在探讨与“诚”有关的问题时提出,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成就自己,还要成就万物。“成己,仁也”,成就自己是仁的表现,但仅仅成己是不够的,或者说是不够充分的,它只是一种向内之道,人之本性还有向外之道,就是要成物,这是“知”,即智慧的表现。无论是仁还是智都是出自人之本性的德行,所以任何时候实施都是适宜的。


      从现代意义上来说,真正的成物才可能成己,真正的成己才可能成物。只有做到成,才能尽自己的性;尽自己的性,才可能成就自己。成就自己才能尽别人的性,成就别人,成就别人的时候才可能成就万物。好比你帮助别人,别人才愿意帮助你,你自身强大了才有余力去完善周围的事物。成己和成物既是天地之性的内外要求,也是人之德行的内外要求,因此既符合天地之道,也符合人之道。二者之间是非一、非二、不一、不二、即一、即二的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庸》里是这样讲的:“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行”的两个向度成己和成物与《中庸》里面的“诚”和“性”这两个关键词紧密相联。“诚”是《中庸》里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知行合一”最重要的方法,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


      三、知行的六境界与五次第


      在讲到“知”的时候,我们一般把它泛泛地称之为认识,“行”是实践,而在《中庸》里,“知”和“行”各有三种境界,或者说形式。《中庸·哀公问政》在讲到“三达德”的时候说到:“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困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由此可知,“知”的三种形式包括:“生而知”“学而知”“困而知”;“行”的三种形式是:“安而行”“利而行”“勉强而行”。


      先说“知”的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生而知”。《中庸》认为少数人具有生而知之的能力,这种人可能成为圣人。第二种是“学而知”,指通过学习知识来认识世界,这是绝大多数的人,这个“知”的过程是主动的,不像第一种是先天的、自然而然的。主动地去认识世界是人具有的内在的、本质的要求,这种认知和学习包括感性认识(感觉、知觉、表现)和理性认识(括概念、判断、推理)。第三种“困而知”指的是有一些人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良好的学习机会,这一部分人往往通过在实际生活“行”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并想方设法去解决困难,从而获取知识。在古代,普通百姓没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但仍然可以非常有智慧,他们获取知识的途径就是“困而知”。


      综上所述,《中庸》里提出的三种认识,“生而知”是先天具有的,“学而知”是主动学习得到的,“困而知”是当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遇到具体问题之后,被动地去解决问题所获得的一种认知。这三种“知”在本质上有没有什么区别呢?《中庸》对这三种形式没有作出简单的对错、好坏、优劣的判定,而是认为:“及其知之,一也”,虽然获取知识的方式和形式有所不同,但是能达到的高度是一样的。


      再看“行”的三种形式:“安而行”“利而行”“勉强而行”。“安而行”与“生而知”的人相对应,因为自然而然就懂得道理,所以他们不必过多思考分辨就能心平气和地采取行动。“利而行”往往与学而知的人有所关联,因为他们要通过学习来获得行动能力。老子有句话叫“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里的“利”包括现实利益的金钱、物质和名誉等具象利益,同时也包括智慧、好的知识和思想等抽象利益。为了获取具象或抽象的利益,觉得应该去做,就叫“利而行”。第三种形式是“勉强而行”,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被动感比“利而行”更强,是在外界压力之下勉强自己不得不去做。对“行”的三种形式,《中庸》里也没有做出任何对错、好坏、优劣的判断,三者所能达到的高度同样是一致的。


      必须指出,《中庸》里提出“知行”的六种形式时是以“五达道”和“三达德”为中心来表述的。“五达道”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公认的社会关系;“三达德”即“知”“仁”“勇”三种基本行为准则,这充分体现了《中庸》“知行合一”思想的伦理性特征。


      接下来我们讲《中庸》“知行合一”的五个次第,也就是知行的辩证法。


      《中庸》认为:“君子之道费而隐”,知行所合之道是“费而隐”的,意思是广大到无处不在,又精微到不是一般人所能见闻。“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普通百姓,即便在认识能力上比较愚钝,也可以懂得一些,但是它的最高境界,即便是圣人也不可能穷尽。普通百姓,即便说不上特别的贤良,在行为上也可以做到一些,而要达到实践的最高境界,即便圣人也很难做到。


      这段话强调了做到“知行合一”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中庸》中说:“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人人都说自己聪明,可往往被驱赶到陷阱中都不知道躲避;人人都说自己聪明,可选择了中庸之道却连一个月都坚持不下来。这就是知行不合一的表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会碰到类似的现象,比如一个好的理论,我们兴奋地去学习它,自以为掌握了,但到了落实在行动中的时候就变得非常困难。基于此,《中庸》把实现“知行合一”的具体逻辑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也就是我们说的五次第:“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第一个层次是“博学之”,要广博、广泛地去学习。我们正处在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应对整个世界、人类社会和历史具有开阔的视野,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二步,在博学的基础上要“审问之”,对所学内容进行详细周密的思考,去追问为什么是这样。第三步,“慎思之”。这是一个界别分辨的过程,将前两个步骤中的信息提取出来,区别出孰真孰伪,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哪些是本质的,哪些是非本质的;哪些有规律可循,哪些没有;哪些与我有关,哪些与我无关等等。第四个环节是“明辨之”,辨明是非对错、优劣好坏。要把前几个步骤中获得的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我所用,为社会、国家和民族所用,就必须把握好明辨的环节。最后一个步骤是“笃行之”,踏踏实实地去做。“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行合一”的辩证过程。


      对应这一过程,《中庸》里有一段文字读来令人感到非常有力量:“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凡是有没有学习的,学习了没有能学好的,就绝不停止;有没有求教过的,求教了还不知道的,就绝不停止;有没有思考过的,思考了还没有所得的,就绝不停止;有没有分辨过的,分辨了之后还不明确的,就绝不停止;有没有实行过的,实行了之后没有踏踏实实落实的,就绝不停止。别人一次能做到的我反复一百次,别人十次能做到的,我反复一千次。果真能够做到这样,即便人在认识上不是很聪明,在行动上不是很能干,也可以做到在认识上很有智慧,在行动上很有力量。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庸》创造了一套以道为核心的“知行合一”的方法,这个方法使人得以实现从愚到明、从柔到强的转化。具体说来,在知上,愚而不昧,有价值,能判断,明辨是非,因而就具有了智慧;在行上,敢于在善的基础上做出选择,初心不变,坚定不移,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果敢决断,久久为功,所以就能柔而不弱,体现出一种自性的强大。这段文字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学而知之的人最好把它作为一段学习的内容,这也是我们在行动上能够坚持“利而行”“勉强而行”的最好的理论支撑。


      在这里,我穿插一个小故事。我们学校近些年来一直在组织“学习用典”活动,由各个专业的学生自主报名参加,我时不时会作为评委参与。有一次,有一个女生讲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内容,她讲得非常好,演讲技巧和ppt制作都很不错,到了总结的时候,她说“这五个词、10个字非常重要”等等,我就笑了。那位女生观察到了我的微笑,下来之后就问我:“老师您为什么笑啊!”我说:“我数学不好,数来数去,这句话里是5个词、15个字啊!”她解释说:“老师,这里面‘之’字重复了5遍,不重要,可以不计。”我说:“重复五遍,说明‘之’最重要啊!”后来这位女生赞同了我的看法。


      根据上下文,“之”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可以解释为“道”,天地万物人之道,或者解释为“善”,择善而固执之者也。”“道”重在客观,是认识和实践的客体;“善”重在主观,是认识和实践的主体。从《中庸》的内容来看,知行的五个次第包括了“道”和“善”,是客观和主观的辩证统一。


      四、实现“知行合一”的途径:以诚为则,择善固执


      我们可以从《中庸》里概括出两句话作为实现“知行合一”的方法和途径,就是“以诚为择”“择善固执”。


      在讲到知行的双重视域时我们提到,“诚”是《中庸》里非常重要的概念。《孟子·离娄上》里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是宇宙天地的自然法则,而“诚之”是指人类的认识和实践要符合天地自然的法则。《中庸》里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只有生而知之的圣人能参透、把握天地自然的法则,并能约束自己的行为去践行它。而对于绝大多数学而知之的人,“利而行”“勉强而行”的人,要想让自身的行为符合天道则须在思想和行为上长期坚持坚定的做好的、正确的事,即“择善而固之”。


      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就是一个“择善固执”的人。《中庸》里引用孔子对颜回的评价:“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真正的君子并不一定是生而知之的人,更多的是像颜回一样选择人类社会善的原则,在行动上坚持不断地去践行它的人。


      五、《中庸》里的“知行合一”典型人格


      《中庸》里出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知行合一”的人格——舜。大家都知道他是三皇五帝中的一位,那么他具体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呢?


      据《尚书》和《史记》记载,舜的父亲瞽叟是一个比较顽固的人,舜的母亲是后母,比较嚣张,舜还有个弟弟,非常傲气,而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舜本人却非常和善孝顺。尧出于对舜的欣赏是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都嫁给了他,并让自己的九个儿子跟从他来治国平天下。舜在《中庸》里格外受到重视,在认识能力方面,他是一个大知之人,具有大智慧。《中庸》里讲:“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而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句话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认知:第一,“好察迩而言”。舜非常务实,善于观察身边的人和事,敏而好学。他的认识的直接来源是仰观天下,俯察地理。中国古代哲学讲“天道远,人道迩”,“迩”是与“远”相对应的,“人道”即现实的人和事。现实构成了舜认识的最重要的来源。结合我们上面讲过的知天是知人的前提,需知“好察迩而言”的前提是能够远通天道,如此才能理解人道。第二层是“隐恶而扬善”。隐恶扬善的前提是知善恶,在知善恶的基础上他作出了隐恶扬善的选择,这个选择是基于天道的主动和人类认识的能动的选择,是舜基于自身核心价值观的主动抉择,同时也是出于他治国平天下的需要。第三层是“执其两端,庸其中于民”。舜在治国平天下的时候行的是中庸之道,是人类在认识和实践过程中探索出来的于动态变化中求得平衡的中和原则,而不是简单、粗糙的善恶二元对立原则。从以上三层我们可以看出,之所以说舜是大知之人,是因为他实现了“知行合一”,上合于道、下合于身。从内外两重性来说,他做到了知天、知人与成己、成物,并且把“道”应用到对社会的打造之中,做出了正确的价值选择。除了是大知之人以外,舜同样是大行之人。这个大行首先体现在由个体到社会的重要中间环节,就是家庭或家族,具体表现就是舜非常孝顺。《中庸》里讲:“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从在家孝亲到在社会中尊贤,舜在大知的基础上做出了大行的选择。同时我们进一步可以看到,《中庸·九经》里讲到治理天下的九条原则:“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舜就是这样建立了和谐社会,成为了一个典型的“知行合一”的人格。


      最后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我们从六个方面探讨了《中庸》里的“知行合一”思想和体系。第一是建立在“天人合一”基础上的“知行合一”的两个向度,上合于道,下合于身。第二是合于天地之性和人的道德之性的“知行合一”的内外两重视域,知天、知人与成己、成物。第三是“知行”的六种形式,“生而知”“学而知”“困而知”“安而行”“利而行”“勉强而行”。第四是“知行”的五个次第,“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第五是我们从前四个方面看出的实现“知行合一”的方法,即以天地之诚为根本准则,坚持人类社会的德行之善。最后我们介绍了《中庸》里典型的“知行合一”人格——舜。相信经过介绍,大家对“知行合一”的理论体系已经有了相对完整的了解。


      大部分的“知行合一”理论往往会强调知与行的先后顺序和难易问题,而《中庸》中的知行观则泛为天地之道,又具有了非常鲜明的伦理特征,表现出了一定的独特性,且更具有系统性、理论性和辩证性。在《中庸》里,知行的最高法则是天地之本真、自然,“知”是能够了别一切的善恶,而在“行”上它具有更强烈的指向性,努力追求的是人类的“仁”和“勇”。《中庸》的“知行合一”思想以天人合一为基础,以天为择有高度,以人为本有温度,内外相分有深度,诚善相济,仁勇共存,是非常值得我们当代了解、学习、深思并化为实际的行动的。


      在此,以《中庸》的“知行合一”思想与大家共勉,共同来学习,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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