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点，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十四五”发展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基础，做好经济工作十分重要。本文从政策层面，结构调整，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等方面，对当前国内经济发展谈几点思考。

　　“土地财政”转型与“六稳”

　　（一）增长动力变化与本轮经济下行

　　当前这轮经济下行是从2018年开始的。2018年一季度，长期经济增速为6.8％。进入二季度后，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烈，最终演变成“互加关税”的贸易战；同时，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向前发展，广泛的总体普遍经营压力明显加大，因此，尽管二季度该国经济增速达到了6.7％，但经济转折下行的高度已经非常明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年7月31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了“六稳”的工作要求：“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要做好稳就业，稳健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2019年的经济运行延续了上年的下行趋势。到三季度，经济增速已经回落到6％，由此知道了围绕“保6％”的激烈竞争。大家知道，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能否把经济增长维持在6％以上，，直接关系到经济总量翻番目标的实现（2019年1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对外发布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根据经济普查的结果，国家统计局向上修订了全国GDP总量18972亿元。修订后，2018年全年的GDP为919281亿美元，比修订前增加了2.1％。根据修订后的数据，即使2020年经济增速低于6％，也完全可以实现较早的2010年翻番的目标-笔者注），关系到三大“攻坚战”能否顺利收官。在很多人看来，今年经济增速保持在6％以上已单独单纯的经济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什至是政治问题。

　　在这里，笔者提醒大家关注不同部门物价变化趋势的背离，即CPI与PPI的背离。CPI是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受猪肉价格快速上涨，劳动力成本快速增长在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相对平缓的条件下，居民消费物价快速增长会侵蚀居民实际消费的增长。在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全社会商品零售规模增速仅5％。重组，工业企业出厂价格指数PPI却呈持续下降态势。下降到-1.6％（到12月，PPI下降幅度已收缩到0.5％），上下相差6.3个百分点。由于名义贷款利率保持相对稳定，这也意味着企业实际贷款利率上升了约6.3个百分点。在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实际利率快速上升等因素影响下，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季度实际增速在三季度已降到0.5％。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民间固定投资占其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都在60％以上。民间固定资产投资逐渐熄火，在很在消费，投资之外，则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2018年土耳其，俄罗斯，印度，南非等国货币贬值幅度，2019年智利，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委内瑞拉等国交错动荡。且，法国，伊朗，印度也发生了大规模抗议活动；韩国，日本经济则因中美贸易战受到拖累。所有这些都表明，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很多，我们不能期望“外需”对中国经济发挥显着着的拉动作用。

　　但“次贷危机”以后，特别是2010年以后，上述三个因素陆续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工业化发展阶段变了。至少在2010年前后步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发展阶段的变化带来了预期产业的快速更迭，也带来了增长动力的转换和经济增速的阶段性下降。其次是外部环境变了。“次贷危机”沉重打击了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导致贸易顺差迅速下降，出口增长对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缩小，有的出口出口甚至拖累了国内经济的增长。甚至如此，“次贷危机”以来，新兴工业化国家与预期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其他力量此消彼长，带来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深刻调整。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突破。再次是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也发生了改变。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出台一系列措施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目前，已初步形成了涵盖重大债务，隐性债务（称为说融资平台债务和国有企业债务）和或有债务（称为说PPP）的，覆盖债务借，用，还和风险政府全流程的政府债务管理制度。由于政府债务风险日益暴露，地方政府举债面临的外部约束（来自政府体系内部的，来自市场的）越来越严格；再加上房地产市场不断不断加码，房地产市场价格稳定长效机制（保障性住房体系，房地产税改革）快速推进，“土地财政”也迎来了发展的拐点。这导致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在2018年迎来了拐点。

　　上述三个支柱发生变化，次第消失的过程，就是中国从“奇迹式增长”向“常态型增长”转变的过程。回顾近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2010年-2017年间，引发经济运行发生变化的因素是发展阶段的变化（即从工业化初步步入工业化后期）。伴随着上述转变，我们看到了制造业逐步产业更替，快速的结构升级，规模的跨部门资本转移以及大量的创业就业机会。在此背景下，中央推出了“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发展，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应性和平衡，提高全要素转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逐步供给能力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不断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以“生产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来布局宏观经济政策则表明：在2018年前进入经济预算政策框架中，推动产业升级的政策是主，维持规模平衡的政策是次。但进入2018年以后，转变经济运行态势变化的则是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的变化。而地方政府是实际市场泡沫还是地方债务风险，都是“土地财政”。我们永远要面对土地财政转型（如土地出让金下降等）的直接冲击，而且还要面对消化土地财政累积矛盾（如房地产泡沫）

　　（二）加强政策协调，提高政策效果

　　（1）坚持“就业优先”，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就业关系民生和社会稳定。避免出现大规模失业，是避免经济运行严重偏离潜在的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在财政，货币政策空间相对受限制的条件下，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有利于发掘更多就业机会，减少财政，货币政策“稳增长”的压力。当前，要结合经济结构的深刻转变，有针对性地做好就业工作：要以毕业大学生群体，农民工群体为重点，做好就业服务和下岗再就业工作；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鼓励创新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要根据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建立更多公益性工作职位，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要加强职工技能培训和转岗就业培训，减少就业市场上“供需错配”的现象。

　　（2）要提高货币政策的预见性，规模和有效性。应加强经济预测工作，充分考虑未来市场变动（市场需求，物价变动，投资预期等）的情况下调整货币政策，强化货币政策的引导长期以来，我们主要是通过增加基础货币供应来刺激经济。但在经济持续下行，企业利润受到挤压的背景下，直接诱导利率下行到目标空间却更有利于释放明确的政策信号，打破企业不断强化的通缩预期。当前内部经济运行中的风险因素仍要克服，要注意把“稳增长”与防风险有机结合起来，把增加的货币发行同优化贷款结构（融资结构）有机结合起来，防止资金流入到高风险领域，防止吹大资产价格泡沫。要坚决避免把增加货币政策刺激力度与放松金融监管相挂钩的思想和行为。当前，要特别重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降低，要进一步扩展责任，强化问责，督促各家银行积极发展中小企业融资业务；逐步，要鼓励金融机构业务创新，以大数据，智能化，网络化为引领，加快中小企业融资业务发展步伐。

　　（3）要充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兜底作用。要想把经济增长维持在“合意的”水平，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最后的保障手段。增加赤字规模，扩大公共支出（投资），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特征。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不同地区地方政府之间面临的约束不同，政策空间各异，中央的保税，保运转，保民生工作，维持经济社会稳定运行。财政要主动担当，通过增加中央转移支付，减少地方政府资金配套要求等来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同时，还要采取地方政府措施的自主权以提高政府支出的效果。

　　（4）要加强政策配合，提高政策合力。中国政府是大政府，强政府，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多，力度大，再加上处在经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我们要加强政策分析工作，综合分析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政策实施的效果，综合运用发展规划，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区域乃至社会政策（包括就业政策）等政策工具，辩证施治，协同发力，显着增强政策效果。

　　（5）要坚持底线思维，“稳中求进”。“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贯彻底线思维，引导我们科学应对“三期重叠”带来的错综复杂局面，引导这一经济昂首首阔步跨入了新时代。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国内经济社会风险仍然多发高发，国外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快速调整，我们仍需要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在确保宏观经济运行稳定，市场预期稳定，社会大局稳定的降低下积极进取，在稳增长，优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保稳定方面不断寻求新的平衡，取得新的进展。

　　加快结构调整步伐，迎接“后工业化社会”

　　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自2011年起呈现出明显的持续下降趋势。到2018年，这一占比已经下降到39.7％。2012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与第二产业持平；2015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超过50％，2018年更是达到53.3％。伴随着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持续上升，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同时持续增长，预计到今年底，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将达到50％左右（同时，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则从30.3％持续下降到2018年的27.6％—笔者注）。中国正在快步迈入后工业化社会。

　　“后工业化社会”最初由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提出并做了系统分解。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等也曾从不同角度对该作过精辟分析归纳起来讲，后工业化社会具有以下特征：经济从商品生产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以专业技术为特征的职业阶层迅速崛起，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主流；人力资本的价值显着着增长，甚至取代资本在生产中发挥作用的作用；由于知识成为创新的源泉和制定社会政策的依据，后工业化社会的本质是“知识社会”；等等。我们要顺应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趋势，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和升级的步伐。

　　（一）以重建竞争开放的市场格局为抓手，加快发展服务业

　　在后工业化社会里，无论是对GDP的贡献，还是就业人口占比，服务业都超过了“半壁江山”。必须以服务业为主战场。

　　服务业可以细分为很多种类。简单检查就会发现：银行，保险，证券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部门，关系金融，经济稳定与国家安全；铁路，航空，电信具有自然垄断特征，长期被视作国民经济命脉；法律，传媒出版，教育事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领域，等等。上述行业都是政府强制监管，甚至由国家资本长期主导的领域。，首先需要推进政府监管体制改革，在确保监管绩效的前提下简化行政审批，依法合规监管，严格执行执法，为企业创造法治，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同时要大幅取消对企业经营活动的行政干预，免除企业承担的繁重“社会责任”，为企业发展松绑；其次，要全面实施“替代清单管理”，切实放开市场准入，通过外部来参与激活市场竞争，激发服务业发展潜能。目前，无论是WTO改革是自贸区谈判，服务业贸易都是一个焦点细分。我们采取主动措施推进服务业开放，与逐步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方向也是一致的；再次，就是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通过优化的总资本布局，完善的常规（国有控股）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激发内部经济的活力。活力。

　　这是吸引外部商直接投资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也为国内民间资本打开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需要指出在金融，铁路，航空，电信等领域，都存在有行业“巨无霸”，有的甚至居室“世界500强”前列。是外国还是国内民间资本，只有采用适当的路径和方式进入上述领域（具体如：采用差异化竞争战略，在细分市场中深耕细作；以股权方式参股行业巨头的传统业务，搭行业发展的”）便车”；或以股权合作，混合所有制方式与“在位企业”进行合作，共同开拓新业务等），才能“站得稳”“立得住”“走得远”，才能分享更多的发展蛋糕。那些透视市场调研，“盲目跟风”式投资，只会使自己在激烈的市场争中败北，最终落个尴尬的下场。

　　（二）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制造业过渡升级

　　服务业的发展是制造业升级，社会分工深入发展的结果。后工业化社会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快制造业升级的步伐。在政府，企业，科研院所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在基础科学研究，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研发，重大装备自主创新，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等领域均取得显着进展。我们要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1）要更加认真发挥作用资本市场的作用，着力优化产业组织结构。着市场增速的加速度，上述产业市场竞争加剧，出现“大鱼吃小鱼”，市场集中度提高现象是大势所趋的。，引导汽车，机械，电子，房地产等行业通过兼并重组提高市场集中度，以加快资源配置优化和产业升级的步伐。

　　（2）要改变企业“单打独斗”的思维定势，加强企业间战略合作。系统的政策指导和强力的经济激励措施，使各行各业的企业对政府（关于加快产业升级的）号召做出了积极回应。据统计，沪深两市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占上市公司总数的99％以上（上述补偿中，大部分是由企业配合政府政策和国家战略的实施，而不是因为经营亏损——笔者注），企业户均获得政府补贴超过6600万元！同时，我们也看到：大量的，高强度的补偿助长的企业的短期经营行为。企业把大量的能源放到了迎合政府号召上，创新活动质量差，低水平重复多，套取政府补贴的现象层出不穷。伴随着中国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也伴随着政府财政收支压力的加剧，削减政府对企业的补偿是大势所趋。要在大幅削减政府补贴的背景下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就必须更加重视发尤其是在解决方案企业乃至行业发展的重大问题方面，必须发展跨企业合作，充分发挥企业联盟，产业联盟的作用。要支持和鼓励企业间以资本为纽带，围绕重大技术，产业标准展开联合攻关，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

　　（3）要充分发挥大企业对产业升级的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大企业的领导作用，首先要破除“大而全”的陈旧观念，运用产业链，价值链分析工具对大企业的经营业务进行梳理，分散非核心业务，聚焦研发设计，系统集成，关键零部件制造等核心业务，真正把大企业“做强”“做优”；在此基础上，要加大对大型企业的相关业务（具体如，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的产业链技术研发，零部件标准）旨在，对配套企业的技术转移和人员培训等）的扶持力度，以显着提高其对产业升级的引领作用。

　　（三）加大力度“补短板”，提高发展的协调性

　　（1）要以人为本，加快新型城市化步伐。城市化与工业化密不可分，逐步城市化发展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中国城市化发展又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趋势，大城市带动作用进一步显现，城市群，都市圈成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发展的新趋势和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要遵循错位竞争，差异化发展的思路，找准各自的定位，明确引入产业，改善营商环境，不断做强产业发展，提高城市产业的竞争优势；要聚焦“外来人口”改善宜居环境，具体如：实施公共服务（义务教育），妇幼保健，公共卫生，再就业培训等）对外来人口的全覆盖；提高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保障制度的衔接与可转换性，便利人员跨区域，跨部门流动；把外来人口覆盖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引导其在工作城市安居乐业等，显着增城市在“人才大战”中的竞争优势。

　　（2）要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消除“二元经济结构”。要加快农村承包土地流转，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工人”，加快建立现代农业生产体系。要稳步推进农村“三块地”改革，使当地农民，村集体从土地用途变更，使用权流转方面获得更多利益。要增加政府投入，着力改善农村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条件，不断改善农村生活条件；要加快完善农村养老，医疗保障制度，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不断提高农民（特别是农村老人）的生活水平。

　　以人为本，打造“好的市场经济体制”

　　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基本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迅速下降，经济增长转向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固然，继续依赖高强度投资，推进资本深化是一种途径；而优化资源问题在于：应该以一种方式来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是由政府强力干预，还是由市场自主决定呢？

　　在工业化时代，工业生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规模细分，典型的生产场景是标准化生产，流水线作业，劳动者服从机器节奏，强迫重复性的标准化操作；而在后工业化社会里，消费需求是个性化化，品质化的，生产则是小批量，定制化的。由于生产的专业化水平，设备的专业化水平，劳动技能的专业化水平显着提升，管理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准确，全面把握劳动者，设备和原材料潜力的基础上把上述生产要素有机组合起来，向市场提供收益的产品和服务，以更好地满足其的，快速移动的社会需求。如果我们把工业化时代的生产过程比作“用标准化的砖瓦垒砌长城”，那么，后工业化时代的生产过程则是“用不规则的七巧板拼凑出美丽的图案”。这就决定了在后工业化时代重组生产要素，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必然是分散的，自发的探索过程，本质上讲也必然是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过程。

　　前面提到，后工业化社会也是知识社会。伴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创新创业活动进一步扩大，产品升级换代明显加快，新的产品和服务层出不穷。由于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是复杂的社会分工网络之中的，对于那些包含更多知识创意的新产品，新服务来说，其社会价值能否顺利实现，生产者的创新创业活动能否获得相当的激励，关键在于这些产品和服务能否被既有的生产网络，消费网络接纳，关键在于是否存在足够的市场规模来吸纳新产品和新服务快速扩展的生产能力。适当清醒地看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市场经济体普遍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中产阶级衰落和社会流动性下降等现象，并因此导致社会分化和抗议活动的加剧。出现上述局面，必然是因为迅速发展加剧了劳动阶层面临的竞争压力，日新月异的技革命对劳动力产生替代效应，替代则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盛行，在全社会形成了“向上倾斜的预先分配机制”。我们要深刻吸取这一教训，把发展着力点放到扩大国内需求上。

　　总之，后工业化社会所要求的不仅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而且是法治规范，竞争开放，包容共享的“好的市场经济”。，才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使有前途的创意，具备相应技能的人才和稍微的资本供给快速结合在一起，加快生产要素存量配置优化的步伐；市场经济只有是广泛竞争，高度开放的，才能真正实现优胜劣势，使好的创意，好的产品，好的服务能够脱颖而出，充分激发经济的内在活力；市场经济只有是公平分配收入，广泛共享发展成果的，才能够充分发掘需求潜力，为经济创造足够的发展空间，才能够建立广泛的社会认同，把全社会的能量引导到具有积极意义的，正向的社会活动中。

　　（一）加大力度“补短板”，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上世纪末，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经过两轮经济周期的检验，若干薄弱环节集中暴露出来。具体如：国家经济效率不高，要素市场发展不完善，市场格局混乱，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等。此，国人已经达成共识。逐一段时期，需要加快上述“短板”领域的改革：（1）加快推进国有资本和国有（国有控股）企业改革。要加快发展以管资本为主体的国有资本管理体制，持续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把有限资金优先用于基础设施，关键领域和关键时刻；；要稳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现行（内部控股）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内部（国有控股）企业的运行效率；（2）强化债权约束，完善市场退出机制。要完善银行风险管理制度，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和损失核销工作；要完善相关激励政策，加快处置“僵尸企业”；要加强债权人委员会的权力，提高企业破产重整，破产清算的汇率；要制定出台《个人破产法》，解除投资者个人承担的无限偿债责任；（3）加快要素市场体系建设，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要提高养老，医疗保险统筹层次，消除社会保险“碎片化”现象；要推动城市完善公共服务全面覆盖外来人口，加强对外来人口的住房保障，消除人口自由流动的障碍；要抓住农村土地确权提供的，难为可能，推动农村承包土地流转，加快农业规模化经营发展步伐；要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替代下鼓励金融业务创新，丰富的金融市场工具，发展资本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要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要完善知识产权定价，入股投资的相关规定，严格保护知识产权；（4）加强市场执法，打造法治范的市场环境。要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抓住最新的一轮机构改革的难得优势，加强基层综合执法队伍建设，全面推进“两随机，一公开”，严厉打击假冒冒伪劣，市场欺诈，内幕交易，侵犯知识产权等行为，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秩序。

　　（二）深化市场监管改革，构造竞争开放的市场环境。由知识（人力资本）导向的企业，很多属于轻资产企业。如果市场准入门槛高，经营环境风云变幻，这些企业是很难快速健康发展的。前一时期有网络文章认为国内演艺行业发展进入“冰川时代”，就是一个典型案例。需要以市场监管体制改革为切入点，不断扩大市场准入，为经济注入更多的活力。（1）对于属于竞争性行业（如银行，保险，证券，传媒等），要完善监管立法，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在确保市场格局，保证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切实放开市场准入，，为外国，民间资本的进入创造良好条件；（2）对于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如电网，石油，天然气，自来水等），则要全面梳理产业链，明确需要维持大量经营的经营权和可以约会竞争的经营范围。对于需要维持垄断经营的过渡要完善价格管制，提高经营水平，加强绩效管理，提高对社会需求的响应度；对于可以约会竞争的经营体制和经营单元，应应通过业务替代，“模拟市场核算”等方式，转换相关业务与垄断经营业务的关系，为约会市场竞争，扩大社会资本参与创造空间；（3）要加强执法，切实落实承诺。在放开市场准入方面，政府已作出了很多承诺（如有关金融市场开放的主要重大变化）；在深化自然垄断行业监管改革方面，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方案（具体如：以输配电价改革为核心的电力体制改革，水价，油价调整机制等）。需要把上述政策不折不扣地扣到实处。需要从两方面做出努力：一是完善政府相关体制机制，具体如优化监管机构和人员配备，加强监管能力建设，加强行政督导，加强人大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尽快使新的监管制度有效运起来;二是严格执行“反垄断法”和有关市场准入的决定当企业准入遇到在位企业阻挠时，应支持其“合法维权”，向政府申诉，向法院提告。

　　（三）完善商业生态，提高市场活力。市场运行的效率，既决定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效率，又取决于企业之间的普遍联系和高效合作。需要培育良好的商业生态，以夯实市场高效（1）加快建设诚信社会，降低交易成本。要优化政府绩效，使政府支出责任与财力相匹配，严格兑现政策承诺，建设“诚信政府”；要加快重点领域（政府重大性债务），政府隐性债务和“僵尸企业”）债务风险的处置与化解，恢复正常的债权债务关系；要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档案，使失信人员，恶意逃废债务的“老赖”们受到惩罚；（2）深化教育，科技体制改革，激发创新潜力。要加大对基础学科，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加大对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支持力度；要完善高校，科研院所绩效考评体系和收入分配制度，调动一线研究人员和高校教师的积极性；要完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促进人才流动；要改革教学制度，培养学生的质疑探索精神，强化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要大力发展学历后教育，建立终身学习制度；（3）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的市场网络。要引导企业破除“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陈旧观念，鼓励企业以资本为纽带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围绕市场开发，技术研发，标准制定等开展战略合作；要充分发挥商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充分发挥各类论坛，商业平台，龙头企业的作用，大力发展产学研合作，提高市场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能力。

　　（四）推动发展成果共享，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推动发展成果共享，不仅是扩大内需，挖掘经济增长潜力的需要，更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1）完善企业要完善公司治理架构，增加工人代表在董事会，监事会的话语权，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要引导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保障职工收入随身企业效益提高而持续增长；（2）完善收入分配，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打击逃税，避税行为；要积极推进遗产税立法，发挥遗产税的调节功能；要全面清理，针对政府的企业补偿，把财政资金更多用于增加公共服务；要实施政府绩效管理改革，提高公共服（3）完善社会保障，织密，织牢社会安全网。要增加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缩小城乡之间的养老金，（4）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减少“败德行为”。要强化社会共同体意识，强化道德引领，提高对2020年是“精准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要系统总结“精准扶贫”经验，推动扶贫政策“升级”，脱贫工作迈上新台阶。

　　（五）加强开放领导，改革开放相互促进。并通过比较优势已经由廉价劳动力，优惠政策解决，快速发展的市场规模发展为庞大的市场规模，高素质的劳动力和替代的开发潜力。中国经济的发展，通过对外国企业优惠政策的减少，外商投资企业日益关注营商环境是否公平，日益关注能够在快速增长的中国市场中分得一杯羹。那种以开发区为依托，以政策优惠（如减少行政审批，“特事特办”等）为特征的政策体系已无法适应内部对外开放的新要求。新时期需要的是基于清单管理的，覆盖全国范围的开放。这样的开放，和我们推动建立法治规范，竞争开放，包容共享的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不久前，中美重新安排经济团队经过艰苦的谈判，就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并于1月15日在华盛顿正式签署协议。正像中方就该协议的声明所指出的那种：“本协议总体上符合中国深化改革的大方向，以及自身推动经济增长发展的内在需要”；“协议相关内容的扩展，将加强强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改善营商环境，扩大市场准入，更好地维护包括外国企业内部的各类企业在华合法权益，也有利于保护中方企业在对美经贸活动中的合法权益”。

　　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在大阪G20峰会上的演讲，延续了其博鳌论坛演讲的总基调，从进一步开放市场，主动扩大进口，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全面实施平等措施，大力推动经贸谈判在各个方面宣布了一系列扩大开放的措施。我们要根据“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精神，加快上述政策的落地过程（上述部分）开放措施已经落地-笔者注），为激活国内经济，为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条件。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