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耀会:长城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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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20-07-16  来源:新华网


  •   在“长城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题目中有两个核心词,一是长城,二是共同体。那么,什么是共同体?为什么要讲共同体?我们在讲共同体的时候,其核心意义有两个:第一,它不是一个共同体,只有不是共同体的时候,才会强调共同体;第二,它是一个共同体,只有是共同体的时候,人们才会努力实现共同体的共同利益。那么,如何理解呢?从长城内外来看。
     
      2015-2016年,中央电视台《远方的家》栏目打造了一个百集大型系列节目《长城内外》。在这个节目制作之初,央视领导请我去给该栏目的所有编导、记者讲一次长城,而我讲的就是“长城内外”。那么,怎么理解长城内外?第一,我用中国的“中”字来做进一步解释。如果我们把“中”字的一竖理解为长城,那么长城内外就包含三层含义:一是长城内外是独立存在的。如果把长城区域看作一个共同体,那么长城内和长城外首先就不是一个共同体,而是两个独立存在的个体,从“中”字结构上看,中间是长城,左边是长城内,右边是长城外。二是长城内外相互依赖,紧密联系。正是因为它们相互依赖,紧密联系,才需要相互协调,构建秩序,以保证共同利益。三是长城内外是一个整体。其实,所有的共同体都是这样的关系,即独立存在的若干个体,因共同利益构建成一个共同体。比如京津冀一体化,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既独立存在又相互依赖,通过构建秩序,达到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利益。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才出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第二,从共同体的角度把握长城内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主要有以下三层关系:一是民族共同体,二是民族国家共同体,三是人类共同体。这三层关系就像是一个套着一个的三层圈子。
     
      民族共同体,包括族群、民族政权。作为长城区域的一个共同体,农耕和游牧因其完全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形成了不同的族群,有了代表族群利益的政权。也就是说,农耕政权代表农耕利益,游牧政权代表游牧利益。进一步看,农耕和游牧主要包含三层意思:一是农耕和游牧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其经济类型是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二是农耕和游牧因不同的经济类型形成不同的族群,就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三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构建了代表各自族群利益的民族政权。我们在理解这三层意思时,要从不同的情景下来把握。比如,有的人认为长城是农耕民族防御游牧民族的屏障,而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为什么游牧民族,如北魏、北齐、辽、金在入主中原,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之后,也要修建长城?这是由经济类型决定的。因为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成为农耕族群的代表政权后,也要维护农耕地区的农业发展和稳定,所以也要修建长城,防御来自更远地区游牧政权的侵扰。总的来说,民族共同体就是不同族群、不同民族政权之间形成的一个共同体。
     
      当今世界是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其中每个国家都是民族国家,都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如何平衡个体利益最大化与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关系?中国古人找到了一条非常有智慧的路径。我们想一下,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五千来年传承、延续至今,从未中断,凭的是什么?就是建立了多元利益平衡基础上的一体利益最大化的路径。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各民族也有冲突、战争,但整体上一直在追求国家统一。这就是多元利益平衡基础上的一体利益最大化。实际上,长城精神在这一点上有着非常强烈的代表性。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格局。几千年来,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正是在这样的碰撞、融合中发展进步的。修筑长城,体现了对长城之外生活族群的承认,代表着一种共存共生、融合发展的关系。长城内外,是独立存在、相互依赖的一个整体。长城,是中华民族爱好和平这一文化情结的表达。长城的每一块砌砖、每一块垒石上,都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和平愿望。这是我们五千年历史延续至今的大方向。
     
      不论是汉民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他们修建长城,首先体现了对长城之外生活族群的承认,也正是因为这种承认,才需要构建一种规范彼此行为、减少冲突的秩序。有人说,长城是阻隔内外的,象征着封闭,封闭的文化、封闭的经济、封闭的行为。这种说法是对的,长城肯定要起到阻隔的作用,是不能让人随便进的。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我们要看到,长城不仅有阻隔的城墙,还有成千上万的关口,而这些关口起到的就是交流作用。也就是说,长城整体既有封闭的作用,也发挥了联系、构建秩序的功能。这是一种辩证关系。
     
      历史上,长城的作用更多体现在不同族群、不同民族政权间构建良好秩序这一方面。农耕和游牧,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经济类型,彼此有着强烈的冲突和互补。游牧民族以放牧为生,逐草而居,也需要农耕地区出产的布匹、茶叶、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它们通过与农耕民族的资源互换得到这些生活用品。比如,茶马互市,就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以茶易马或以马换茶为中心内容的贸易往来。马是游牧民族最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它代表着游牧地区的各种物资。而茶叶对于农耕民族来是一种生活调剂品,但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是一种生活必需品。通常情况下,游牧民族要想获取生活物资,一种途径是贸易,就是刚才提到的茶马互市;另一种是抢夺,就是到农耕地区抢夺粮食。如果抢夺成为一种常态,战争就会越来越多。长城的修筑,不仅使抢掠不能成为常态,而且还为贸易构建了良好的秩序。农耕民族在长城里面种地,游牧民族在长城外面放牧,二者通过长城成千上万的关口进行正常的贸易,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共生共存,融合发展。
     
      我们在讲共同体的时候,更多是谈最高的道德和行为准则。但实际上,追求最高的道德和行为准则是实现不了共同利益的。若要真正实现共同利益,就要构建一个彼此都认可的共同的行为准则,而这一定是最低层面上的秩序规范。换句话说,只有在最低层面上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才能实现共同体的共同利益。那么,共同体的最高追求应该是什么呢?同心同德。如果不承认共同体的独立性,只强调共同性,那么这时候,你可以追求同心同德,但你会发现这只是一个想法,为什么?因为共同体首先不是一个共同体。这是基础。只要承认这个基础,就不会强调同心同德。不是一个共同体,怎么可能同心同德。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形成共同体呢?达成基本利益的最底线保障。
     
      2017年1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深刻、全面、系统地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次会议是联合国主办的。实际上,联合国就是一个共同体,它是二战之后,为了人类共同利益,在各国共同利益平衡基础上成立的一个国际组织和平台。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所追求的利益,那么在追求各自利益过程中难免会与其他国家发生矛盾和冲突,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平台协商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避免更大规模的战争,为此,才成立了联合国。我们知道,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各自拥有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的否决权。也就是说,联合国安理会在通过一项决议草案时,五个常任理事国肯定都会考虑这项决议草案是否符合本国利益,如果不符合,就会使用否决权。这是核心关键。由此,在共同体首先不是一个共同体的前提下,联合国达成的所有协议都是各国妥协的结果。它不是只符合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是多种利益平衡下妥协、妥协、再妥协的结果,是一个最底线的各国都能接受的结果。这应该是一个共同体所追求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如此。
     
      1993年,美国学者亨廷顿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夏季刊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首次提出了“文明冲突”理论。他认为,来自文明方面的冲突将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会联合对西方文明提出挑战。2004年,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主旨报告。他认为,不同文明是可以共存的,文明的差异并不必然地引发“文明的冲突”。后来,在1993年9月4日,世界宗教会议在美国芝加哥通过了《全球伦理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从世界各大宗教和文化的道德准则中,提炼出了全人类都应当遵循的一项基本要求:每个人都应受到符合人性的对待!并以耶稣的名言“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和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理论支持。这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最低准则。那么,对于共同体中独立存在又相互联系的个体来说也同样如此。
     
      2017年1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中国始终认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也就是说,只有世界好的时候,中国才能好,世界乱了,打起来了,中国怎么可能会好?反之,中国好,世界才会更好,中国乱得一塌糊涂,世界也不可能好到哪里去。这就是共同体的共同影响。我们回过头来说长城,也是这样。作为共同体的一方,如果以自己为核心,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那么这个共同体肯定好不了。
     
      在两千多年的中国长城修建史上,明朝嘉靖年间是战争最频繁、规模最大的一个历史时期。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时的朝廷采取了一项错误政策,就是关闭长城沿线的关口,禁止茶叶、布匹、粮食等出长城。这其实就是关闭了与游牧民族的贸易通道,与现在美国到处搞制裁的性质差不多。你游牧政权不是不听话、不臣服吗,我靠这个来收拾你。朝廷如此强势的封闭关口,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游牧政权的发展,使得游牧民族拼命地去攻打长城。我们想一下,长城内的人是为了过得更好,而长城外的人则是为了活着。那么,为了活着的人肯定会在攻打长城中打得更狠。所以,战争越打越大,越打越惨烈。这里,朝廷自认为遏制了游牧政权的发展,但实际上却遭到了这一反作用力的残酷打击。当时的游牧政权更是几次打到了北京城下,迫使皇帝作出只要撤兵便开马市的口头允诺。之后,游牧政权立刻撤兵,因为他们只想解决开市的问题。在这一阶段,长城主要起到防御作用,违背了构建秩序、互通有无的运行准则。它在成为遏制对方的一个手段的同时,也成为激化矛盾和冲突的催化剂。由此可见,任何共同体之间,若想共存,则一定是共赢的关系。
     
      共同体之所以能形成共同体,其核心就是共同利益,离开了共同利益,就谈不上共同体。这是共同体存在的基础,长城亦是如此。长城内外作为一个共同体,在开通茶马互市后怎么来管理?如何实现共同利益?牧民与农民作为不同利益的主体,在贸易往来中就会出现谁去定价、怎么定价的问题,也就是定价权、主导权在谁手里的问题。市场上,农民可以不买马,而牧民必须要买粮食,于是牧民为了买到粮食,就必须用马来跟农民交换,如此,贸易主导权就到了农民手上,就有可能出现粮食与马的交易价格不匹配的情况。比如,十斤小米换一匹马,十斤小米几顿饭就没了,可马要养一年才能长大。这样的交易显然并不公平,牧民肯定不干。所以说,这种贸易一定是互利的,在管理上要达到基本的公平,才可持续。那么,谁去管理呢?一边是牧民,一边是农民,双方语言不通,在贸易中容易起冲突,可明朝的守军没有权力抓牧民,怎么办?这就需要制定双方都能遵守的规则。当时,明朝与蒙古族在这方面有着非常清晰的规定,就是蒙古军队也要派兵与明朝军队一起巡逻,如果牧民犯了法,就由蒙古军队抓起来,押回去受罚,而明朝军队只负责管理农民。之所以这样制定规则,就是在共同体首先不是一个共同体这一前提下保证彼此的共同利益可以良性运转。
     
      接下来,我用一个小故事来对上述内容做个总结。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办期间,有关部门准备出一本礼品书,送给各国元首和各代表团。当时,他们设计了一本精美的图册,展现了我们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等,叫《锦绣中华》。之后上报中央,但未获批。中央指示要出一本人家愿意带走的书。那么,什么书是人家愿意带走的呢?有人建议出一本关于长城的画册。于是,有关部门采纳了这一建议,并很快就做好了样书,并且找到我,一是希望我能出任这本书的主编,二是让我看一下是否有关于长城的重要历史内容及图片的缺失,如果有,就补上,以使书的内容更加完整、科学、成体系。我在认真看完这本样书后说,先不说不同历史时期的长城图片缺不缺,也不说风景优美的长城图片缺不缺,这样一本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使用的国礼画册缺什么?缺文化。那么,要做出这本画册中的文化品质,就必须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来不断修建、使用长城?第二,中华文明是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泯灭的文明,这其中长城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第三,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视角上,如何解读长城所代表的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其实,这三个问题的实质,就是一句话,长城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我在不同文章和场合中都阐述过这一观点。在一次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有位外国学者就问我,董先生,你说长城是人类文明的标志,理论依据是什么?当时,我给他讲了三点,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些内容,也是刚才提到的三个问题。
     
      人类文明诞生至今,始终面临着三大问题:第一是生存。生存,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根本。如果人类都灭绝了,人类文明还有意义吗?可见,生存是人类文明延续、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长城作为我国古代一项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它的修筑,最初的动力也是解决生存问题,不仅是长城内的,还包括长城外的。它与金字塔不同。金字塔只是一座陵墓,与后世的人没有任何联系。而长城几千年来一直与生存息息相关,为民族发展、文化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是秩序。秩序是一个永恒追求。人类文明的延续和发展需要构建秩序,小到交通规则,大到国际规则。而长城构建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秩序,农耕民族在长城里面种地,游牧民族在长城外面放牧,二者通过长城成千上万的关口来进行贸易。这样,就有效促进了民族融合与社会进步。第三是传承和发展。传承发展才能走向未来。刚才讲到,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五千来年传承、延续至今,从未中断,凭的就是建立了多元利益平衡基础上的一体利益最大化的路径。这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也是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
     
      讲到长城是人类文明的标志,那么长城文化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致性体现在哪里?简而言之,就是对和平的追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为之作出贡献,首先要把我们自己这样一个共同体做好。我们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力实现中国梦,一定是不以损害他国利益为前提的。而美国搞“美国优先”,不顾他国利益,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最终也不可能实现。实际上,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梦,为了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不管战争也好,和平也好,肯定都是利益与力量的平衡。比如,一些国家比着发展核武器,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利益最大化。这样冲突在所难免,怎么解决?就是在共存共融共赢中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最底线。这个最底线是什么,就是和平,不打仗。而这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底线。
     
      我曾陪同很多国家元首游览长城,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等。1998年6月28日,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期间,偕同家人参观了北京慕田峪长城。那天,阳光很好,他边走边看着远处的风景,大概走了四十多分钟。他问我,是什么样的动力支撑中国人修建长城。我跟他讲,就是一个不想打仗,想要永远和平的愿望。道理很简单,修长城人不可能背着长城去打别人吧。只有不想打仗,才会去做这件事。而且这不是权宜之计,不是我今年不想打仗,明年就灭了你,不是的。只有世世代代都不想打仗,才会投入如此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把长城修得如此坚固。我把这一观点讲了之后,克林顿是完全认同的。
     
      2002年2月22日,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第二次访华期间,携夫人劳拉游览了八达岭长城。之前,美国白宫的人来踩点时定的是小布什就爬到北二楼,并在北二楼的小平台上照个相,之后就撤了。因为小布什当时的行程非常紧张,游览长城的时间计划在20-30分钟。但当天,小布什的兴致非常高,在得知当年尼克松走到北三楼的时候表示自己要超过他,就往前走。一时间,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因为按照安排,他应该往回走了。特别是记者都已经撤出七八米了,见到这种情形,又立刻扛着机器设备往前追。到了北三楼的时候,小布什还跟他们开玩笑说,还采访我呢,你们追都追不上,回去跟你们老板说换人。后来,小布什从长城下来,按照惯例要在一个纪念册上签名、留言。起初,他签完名就准备走了。我拦着他,跟他说,请总统先生在长城上为和平写一句话。当时,他写下了“愿我们的人民永享和平”,然后把他的夫人叫过来,让她也在底下签上名字。可见,他对长城的修建是为了和平这一理念也是接受的。
     
      由此可见,和平是中华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点。1953年,中国政府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是中国一贯主张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守住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底线,守住了和平的底线。事实上,只要守住这一底线,我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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