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报告的题目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

 

　　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性

 

　　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强调党的领导的重要性。从“党的领导”到今天“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十九大报告从内涵到外延作了丰富的表述，即“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表述所体现出的党的领导的实质，是通俗易懂、生动精辟的，可以让普通群众轻松理解该表述的意思。

 

　　“党的领导”和“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问题。经文献梳理发现，1926年7月12日至18日，在上海召开的第四届中央执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我们党通过了《组织问题议决案》，第一次提出“一切工作归支部”口号，强调了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1930年，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回的第二封信大家很熟悉，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实早在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同志就给林彪回过信。在信中毛泽东同志强调了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在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及调整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其中规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当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对于党的领导也有非常生动的表述，“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962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1973年12月，毛泽东同志同部分政治局委员谈话时提到，“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这句话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已经非常接近了。所以，强调党的领导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也是重要的党的建设的经验，需要被继承和发扬。

 

　　实现党的全面领导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选集》的首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同志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同志接着写道，“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这里说的“革命党”在今天可以理解为中国共产党。但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这个“革命党”应该包括所有进步的政党。“向导”的意思是“带路”，也就是要指出革命的方向。之后，毛泽东同志又写道，“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这句的意思是，如果向导把路带错了，革命就不可能成功。实际上，毛泽东同志要表达的意思是革命党的领导能力要体现在“带路”上，还要把路带对。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因为我们党带对了路，所以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和成就。

 

　　比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在1927年9月被派到湖南与湖南省委一起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同志带领起义部队抵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改编。1927年10月，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在井冈山，毛泽东同志成功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之后，中国共产党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到达贵州瓮安的猴场，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同志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再次否定了左倾教条主义和李德、博古错误的军事指挥。这次，党中央又把路带对了，否则按照李德、博古的错误路线，后果不堪设想。

 

　　反之，按张国焘的南下错误路线，虽然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奋战，但还是遭受了巨大的牺牲。所以，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把路带对。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即大家熟悉的“抗大”。毛泽东同志还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有些人可能会把“抗大”仅理解为军校。但我们来看“抗大”的教育方针，其第一句话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从这一句可以看出，“抗大”不仅仅是军事院校，它还要求广大来“抗大”学习的学员，先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正是因为“抗大”遵循了这个教育方针，在最前线与敌人斗争的“抗大”学员才能坚定地贯彻党的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我们党通过这种教育方针，不仅壮大了我们的队伍，还扩大了我们党的政治影响力。

 

　　二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党的全面领导体现在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上。1948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情况的通报》中对政策和策略作了非常重要的阐述，“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个重要阐述总结了我们党的经验和教训。在井冈山时期，袁文才、王佐被错杀，直接导致根据地的群众对我们党产生了误解。这是非常严重的教训。正是因为这样，到解放战争后期，当我们进入城市时，就一定要注意党内干部的政策水平。要提高我们党内干部的政策运用水平和贯彻政策的能力。

 

　　三是选好用好干部。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很好地诠释了用好一个干部就能让死棋变成活棋。比如，长征初期，由于李德的排斥，刘伯承被撤销了红军总参谋长职务，但当红军到了黔北后，毛泽东同志则大胆提拔任用了刘伯承。因为刘伯承是四川人，对四川、云南、贵州的人文环境十分熟悉，在当地也有很多人脉，再加上他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对他的启用一下让整个局势出现了生机。

 

　　还有，毛泽东同志让罗荣桓同志到红四军当政委。罗荣桓出任红四军政委后，他把军中政治、宣传教育、军事训练和后勤保卫等各项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后来，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同样工作成绩出色，并在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后来第四野战军发展成为我军人数最多、装备最精良、战斗力最强的一只雄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林彪和罗荣桓的密切配合，可以说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国之要，首在用人”。选好领导班子，对于我们党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四是发挥模范带头作用。领导干部不应该对工作“指手画脚”，而是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我们的党员干部在危难关头总能挺身而出，冲锋在前。比如，强渡大渡河中的十八勇士，还有飞夺泸定桥中的二十二位勇士，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正是在紧要关头，我们党员干部用实际行动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也作过精辟阐述，如：“己不正,焉能正人”，这是把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运用在了党的建设中。还有“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这是领导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的体现。

 

　　二、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之所以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我认为可以从这几个维度去理解，第一，历史维度。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以“严”字当头的历史。我们党强调“严”是对党史上光荣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第二，现实维度。在我们党取得政权后，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党的事业面临着“四种考验”：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此外，我们党还面临着“四种危险”：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我们要想经受住四种考验，战胜四种危险，就不能松松垮垮，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国家变强，使人民的日子变得越来越好，就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我们党强调从严治党，能让我们这支队伍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有力，对于党的事业和国家民族的事业、社会的发展以及个人发展都有益处。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严是爱，严是疼，严是保护，可以保护我们的党员干部不走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

 

　　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有个发展过程。1985年11月24日，在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发出的《关于农村整党工作部署的通知》中，首次明确提出“从严治党”。其内容是，“要从严治党，坚决反对那种讲面子不讲真理，讲人情不讲原则，讲派性不惜牺牲党性的腐朽作风”。

 

　　按时间线索往前梳理，1985年我们党强调从严治党是有原因的。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面对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出现的一些歪风邪气和腐败之风时，曾不客气地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

 

　　大家注意，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对当时党内的歪风邪气和腐败之风问题没有回避，直接指出“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所以，我们党对当时出现的腐败人员进行了非常严厉地惩处。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必须从严治党，严肃执行党的纪律”，这是针对党内腐败现象以及一些其他问题所强调的。1992年，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所以，党的十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中明确提出：“坚持从严治党”。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此后，在不同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反复强调要从严治党。如：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讲话中首提“全面推进从严治党”。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可以说，“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必然要求。

 

　　“全面从严治党”中“全面”二字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范围全覆盖；二是内容无死角，涵盖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三是主体全覆盖，从严管党治党不仅是党中央的责任，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贯彻从严治党的要求，同时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一把手不但要管好自己，还要把领导班子成员管好；四是劲头不松懈，要把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

 

　　三、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要紧密结合

 

　　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这一重要论述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两者辩证统一起来，“同向发力、同时发力”，使从严治党更有成效。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毛泽东同志党建思想的基础上，对从严治党进行了丰富和发展的重要体现。过去我们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分而论之，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把两者辩证统一起来。

 

　　下面我们通过党史，来理解思想建党的内涵，以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两者之间的关系。

 

　　思想建党是制度治党的前提和基础，要先把思想做通，制度才会发挥作用，只有遵守制度，才能形成自觉。加强思想建设是毛泽东同志结合我们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而发明创造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写的决议的第一部分，写作时间是1929年12月，收录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同志有这样的论述，“红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这种阶级基础或群众基础是造成我们党非无产阶级思想滋生，甚至泛滥的根源。我理解，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当时党内的这种错误思想，不仅在红四军的根据地存在，在其他根据地，恐怕都普遍存在。非无产阶级思想泛滥造成了八个方面的错误思想，包括：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当时红四军党的干部、战士的文化和理论水平偏低，也就是政治觉悟不高。针对于此，毛泽东同志发明了思想建党原则，强调加强思想教育和政治工作。那么，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和途径有哪些呢？首先，要加强理论学习，就是让大家聚在一起开会。有实质内容的会议对于大家提高觉悟是有帮助的。所以，要让思想建党落到实处，开会是非常重要的途径。比如，可以举行谈心性质的会议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让广大党员干部和普通战士的政治觉悟逐步提高。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要求，广大党员干部都在会议上学习过。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过北宋思想家张载《经学理窟》中的一句话，“欲事立，须是心立”。该句原典是，“欲事立，须是心立。心不钦则怠惰”，此句是说，要成就事业，先要心里想明白，下定决心、坚定信念，如果心里想不明白，就会怠惰。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句的意思是要让党内同志在思想上把工作做通。接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思想教育和理论武装，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这里强调的是思想建党的意义。

 

　　制度治党是思想建党的有力保障，中国共产党走到今天，已经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政党，是现代的政党。所以，制度治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自觉的制度意识。强调制度，实际上也体现了我们对人类文明中先进法治精神的继承。

 

　　近代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有这样的观点，“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我们重视制度，其实就是针对这个观点，防止有人滥用权力。我们在从严治党的道路上同样体现了法治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条例、规则、准则，形成了管党治党的制度，非常鲜明地凸显了我们党的制度治党的意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全方位宏观的制度来推动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各项工作在制度体系内的运行。

 

　　如何将制度落到实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强化责任追究，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这里明确指出，必须要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如果制度是纸老虎、稻草人就达不到我们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拥有坚强的战斗力，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党员干部都是在思想建党的教育下培养引导的，能够展现非常高的政治觉悟和纪律意识。同时，对于极少数违反纪律的现象，我们的态度是“零容忍”。

 

　　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项英等同志签署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其中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没公款以图私利者，依下列各项办理之：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这个红线划得非常清楚。1934年11月，习仲勋同志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南梁寨子湾简陋的窑洞里，习仲勋同志主导制定了《暂行条令十八条》，后来，根据刘志丹同志的建议，又增加“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公款1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的规定。这个制度也非常严，将党员干部的底线讲得清清楚楚。1938年8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试行一段时间后，于1939年正式颁布。1943年正式制定颁布《惩治贪污条例》，其中规定，贪污数目在一千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制度当作纸老虎、稻草人，而是将制度的权威落到了实处。

 

　　四、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曾特别强调，要“把纪律挺在前面”，这是关于我们党重视纪律建设非常凝练的话语。纪律严明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尤其是在中国革命史上，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严格的纪律，别的政党做不到。中国共产党从创立的那一天开始就是“严”字当头。

 

　　党的一大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十四条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士兵、警察和职员不受此限。”这说明，我们党在创立之初，为了使我们的党员避免受旧政府腐败风气地影响，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措施，这体现了我们党严于律己的品质，保证了党员能“出淤泥而不染”。

 

　　党的二大通过了第一部党章，其中规定，“凡党员有犯左列各项之一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具体行为包括：一是“言论行动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案”的开除党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有妄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人要开除党籍。二是“无故联（连）续二次不到会”的开除党籍。三是“欠缴党费三个月”的开除党籍。四是“无故联（连）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的开除党籍。五是“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其停止出席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的开除党籍。六是“泄漏本党秘密”的开除党籍。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党的纪律非常严格，所以，有些人在建党之初，因为受不了严格的纪律而自动退党或脱党。但正是因为我们从建党之初就从严治党，才保证了我们党优良的作风。

 

　　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来到井冈山，为了使我们党领导的队伍展现出优良的作风，做到有别于历史上其他军队，他为工农革命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即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从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开始，就注定我们党领导的事业一定能够成功。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还为工农革命军制定了“六项注意”，“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是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最早的、较为系统的治军纲领。后来根据革命发展，修改完善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别的国家先不论，从中国的历史上看，没有哪只队伍像我们一样。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严明的纪律和优良的作风，无论这只队伍走到哪里都能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护。也正因为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才能成功。前几年，我去孟良崮战役纪念馆拍了一张照片，内容是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为了不打扰老乡席地而卧，就在老乡的家门外，绝对不进去。所以，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战斗力绝不是其他军队所能比拟的。

 

　　严明政治纪律。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我们党在党的五大时就强调政治纪律了。党的五大于1927年4月27日到5月9日在武汉召开，大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我们党的事业之所以能成功的重要原因，就是我们非常强调政治纪律。所以，广大的党员干部都应该自觉维护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和形象。

 

　　五、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坚决反对腐败，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他还指出，“一些国家的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内可能发生的，可能存在的腐败问题忧心忡忡。

 

　　反腐倡廉在我们党历史上很早就提出了。从文献来看，最早在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发布了《坚决清理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26年正值大革命时期和国共合作时期，我们党必须重视清洗党内的贪污腐化分子。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这个道理我们党早就明确提出来了。1926年8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发出通告指出，对腐化分子混入党内的现象必须高度警惕，‘应该很坚决的洗清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此句所举证的文献就是1926年8月4日党的文献。

 

　　我们党不仅在文献上强调反腐倡廉，在现实工作中更是予以贯彻落实。刘志丹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时，就告诉过当时的干部要有骨气，要讲贞操，受冻受饿不能取不义之财。正是因为我们的党员干部有良好的作风，才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中央苏区时期，个别党员也发生过腐败问题，如：江西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因贪污被枪决。陕甘宁边区有个腐败分子叫肖玉璧，也是因为贪污被判处死刑。

 

　　我们党无论在哪个时期，只要政权内存在腐化变质分子，都会被严厉惩处，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我们党的纯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惩治腐败分子，反腐败的成绩有目共睹。我们党一直保持着对腐败分子的高压态势，有腐必反。

 

　　以制度建设预防腐败，有腐必罚。我们要通过制度建设，最大程度的减少、遏制腐败的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之所以会弄到这个地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一些领域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如何靠制度更有效地防治腐败，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所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健全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构建反腐倡廉的体制机制，可使党内滋生腐败的土壤越来越贫瘠。通过思想建党，制度治党，我们党内的腐败现象也会越来越少，党的优良传统，会在我们党内更好地传承。

 

　　以上是关于党的建设的一些内容，供大家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