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是国内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陈东琪接受《中国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陈东琪曾先后提出“微调”“稳中求进”“全面提升发展质量”等政策建议，媒体称他“为三任总书记和三任总理献策”。

　　陈东琪表示，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供给侧和需求侧都创造了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条件，中国也已到了需要更加依靠质量在国际上竞争的阶段。这项工作面临重大机遇，当然，也面临挑战。

　　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条件越来越好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陈东琪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中国已经具有多方面优势。

　　“从供给侧来看，中国劳动力要素的质量不断提高。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靠人力资源、体制改革和激励机制的红利，而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人力资本的优势已经形成。”陈东琪表示，新世纪以来的劳动者有很高比例都接受过高等教育，每年的高学历劳动人口会随着毕业季的到来源源不断地产生质量性的“人口红利”。

　　知识型人才增加带来了技术进步，使高质量发展由原来的要素驱动转换为创新驱动。“创新驱动的关键是技术创新，同欧美日等工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在高技术积累方面虽然我们仍旧有差距，但这个差距在缩小，我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参与全球技术竞争的能力，技术积累和创新所带来的技术进步是加快高质量发展的条件。”陈东琪说。

　　这些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优化，“现阶段的很多全球供应链当中，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由低价值向中高端价值提升。”陈东琪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生态圈正在加快形成，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城市群的形成，为创新驱动实现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的区位条件。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消费结构的升级倒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市场需要对多元化和高质量的消费者需求做出回应，对生产者的要求不再是‘有没有产品’，而是要向市场供应更丰富、更好的产品。”陈东琪说，从国际竞争方面来看，中国产品的出口量能在欧美发达国家保护主义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依旧保持良好增势，是因为这些产品在提高质量、上移价值链的同时增强了国际竞争力。

　　“尤为重要的是，40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市场竞争机制越来越完善、市场发育程度越来越高，这为数量型经济向质量型经济转型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此外，配套的产业政策在弥补市场缺陷、助力攻关核心技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陈东琪表示。

　　应对挑战，完善高质量发展的制度

　　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增长6.6%，实现了6.5%左右的预期增长目标，这个增速在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中居首位，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持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者。

　　陈东琪表示，6.5%的GDP增速是短期内高质量发展的合理速度，“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不是说不要速度，而是要掌控一种有效速度、合理速度、均衡速度，这种经济的潜在增长力就是应该追求的速度。”

　　“世界经济增长还是会以速度为衡量标准，美国的工业化水平很高，拼的是质量和竞争力，它的这种高质量发展不是不要速度。中国原来是在低端拼数量，转向中高端需要具备更高的竞争力。”陈东琪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高质量发展不否定、不排斥速度，高质量发展的速度应该是有效的、合理的、可持续的。

　　“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很大，这个速度不会破坏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追求质量和速度应该是有机统一的、不矛盾的，只要不破坏环境、不是以大量资源消耗来推动的数量型的经济增长，而是靠技术进步、靠创新，在妥善平衡经济和环境之间关系的同时扩大环境容量，这样的速度就是好速度。”陈东琪说。

　　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支撑条件越来越好，但也面临不少挑战。

　　“就外部挑战而言，我们的竞争对手变了，使我们在中低端方面已经失去精准优势。拿工资成本举例，有国际调查显示，我国制造业的月工资成本已经高于越南和菲律宾，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走向价值链的中高端。因此，就会面临挑战，比如外汇挑战和技术挑战。”陈东琪分析说，“这些挑战是长远的，对我们而言也是一种动力，迫使我们加快提高质量的能力培养，加快技术创新。”

　　“重要的挑战是内部挑战，我们的体制还存在缺陷。比如说人才的自由流动方面，研发还是靠高端劳动者，但这一块人才流动还存在体制上的问题，高端人力资本流动不灵活，对我们的发展是一个障碍，当然这里面还有市场发育不成熟等因素。”陈东琪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不论是发展速度，还是发展质量，说到底都要依靠制度。”陈东琪进一步分析说，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健全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这是最重要的一项制度，要让“良币驱逐劣币”，否则高质量无从谈起。同时，高质量发展阶段还需要强化标准制度。标准是对企业产品质量最重要的约束性制度，是管理企业重要的法治化、市场化手段，也是国际竞争力的有力表现。

（作者为民生智库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