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二十四史之一，也是纪传体史书中的第一部“正史”，还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内容记载了上至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其他二十三史不是通史，而是断代史。同时，《史记》又是一部凭个人一己之力完成的史学论著，所以在《史记》中还表现出了作者司马迁非常鲜明的文化个性。

 

　　《史记》共有一百三十卷，本期报告的主要内容出自《史记》第六卷《秦始皇本纪》。这一卷记述了秦代从实现统一到进行新的政治设计和出现新的社会格局的过程。秦代的政治体制在我国延续了2000多年，秦始皇作为秦朝的建立者，也是第一位完成大一统的帝王，我们应该花些时间对其进行研究。下面，我将简要谈一谈秦始皇是如何看待海洋、理解海洋的。

 

　　对中国人来讲，探索海洋是比较有趣的事情。因为在古代，中国文化以农耕文化为主。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是内向、封闭的，是面向内陆的文化。但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我国古代的一些时期、一些群体和个人，他们对海洋均有过非常多的关注，也有过非常努力的探索。和过去相比，现在讨论海洋话题是很正常的，因为大家都对海洋非常关注。比如，海权问题、海疆问题、海洋资源开发问题、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接下来，我会分析一下生活在秦代的人们是如何观察海洋、看待海洋的。这也许会对当今人们的海洋观念和海洋政策有所借鉴。

 

　　先为大家展示一幅地图。这是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的秦代政区图。此图显示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领土疆域。这幅图中东北和西北领土和当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是不一样的。但是这幅图的海岸线与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岸线是大致相似的。

 

　　本期报告我从七个方面探讨一下秦始皇与当时人们的海洋观和对海洋的认识。

 

　　一、“并一海内”的成功与“天下”“海内”理念

 

　　在秦代，人们已经开始关注海洋了。秦始皇“并一海内”的意思就是他实现了天下的统一。“天下”和“海内”这两个概念在当时已经被频繁地使用了。在这里，我还要介绍一下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背景。中原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走向衰落，而周边地区开始崛起。这表明当时中国区域文化的重心在变化。比如，“春秋五霸”都是在边缘地区壮大起来的，它们在地理上和中原都有一定距离。《荀子·王霸》中记载：“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这就是说虽然五霸都处在比较偏僻的地方，但他们的威势还是能震动天下。

 

　　到战国中晚期，当时的中国又有新的发展态势，形成了“战国七雄”的态势。“战国七雄”的迁徙的方向都是在向中原靠拢，体现了这些诸侯国问鼎中原的意图。如：燕国的都城向南迁徙，赵国的都城向东南迁徙，秦国的都城向东迁徙，楚国的都城向东北迁徙，魏国的都城向东迁徙。

 

　　单从秦国来讲，它是从西北边缘迁徙到了咸阳。在秦统一中国后，又出现了新的态势，它突破了原来“战国七雄”所形成的格局。秦始皇“东抚东土”“乃临于海”，这就是说，秦始皇多次到海边巡行。包括后来的汉武帝，他对海洋的热情也非常高涨。可以说秦皇汉武时代，皇帝对海洋的关注点燃了当时人们对海洋探索和海洋开发的热情。这对中国人早期的海洋开发形成了有利的条件。

 

　　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可以看出，秦始皇对海洋是非常关注的，该卷记录了秦始皇的言行和心理，同时可以体会到，司马迁本人也同样对海洋抱有兴趣，否则他不会把秦始皇对海洋的关注记录下来。此外，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这位帝王对海洋的兴趣丝毫不比秦始皇差，反而对海洋更加有兴趣。因为秦始皇一共四次到海边巡行，而汉武帝至少去了十次，汉武帝最后一次到海边巡行已经是68岁高龄了。所以，汉武帝对海洋的高度关注，也会对同时代的司马迁产生一定影响。

 

　　我们来探讨一下秦始皇对东海关注的心理背景。关于秦文化的由来，在历史学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秦文化是从山东迁徙到甘肃，然后又向东发展而来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秦文化是来源于甘肃、青海等地的少数民族文化。通过考古学资料的猜测，秦始皇对东海的关注也许是要寻根问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有些内容可以对“秦文化东来”的说法提供支持。《左传》里还有以“嬴”为名字的地名，指的是春秋时的齐地（今山东一带）。并且巧合的是，这个“赢”字就是秦始皇的姓。所以秦人可能来自东方。

 

　　此外，秦始皇对海洋的关注，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人们对统一的追求。“天下”一词在春秋战国已经应用得非常频繁了。人们对统一地追求，不仅是儒家学者的理想，还是其他各派学者的理想。在当时各学派的论著中，也都频繁地出现“天下”一词，而“天下”往往又和“海内”一并被提起。如《孟子》里提到过“海内”。《墨子·非攻下》里提到过“一天下之和，总四海之内”。

 

　　《山海经》的成书时间大概是在战国时期，其内容包括《海内经》《海外经》。《荀子》里也提到过“天下”“海内”。

 

　　对“天下”一词使用最频繁的是《韩非子》。这部书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它对秦始皇的影响非常大。秦始皇在读完韩非子的文章后说，如果我能见到此人，那我“死不恨矣”。当时的秦国大臣李斯告诉秦始皇，这是韩非子写的书，他现在在韩国。于是，秦始皇命人把韩非子邀请到秦国，但是由于一些原因，韩非子并没有受到重用，冤死在狱中。《韩非子》一书中“天下”一词共出现了二百多次，这体现出作者对国家统一的热切的追求。如在《韩非子·奸劫弑臣》中有“明照四海之内”一说。这表达了在形成大一统的帝国后，这个帝国必须要对国土和社会进行全面控制。这里的“四海之内”正好替换了“天下”一词。

 

　　顾颉刚先生认为，古人是把海看作世界的边际的。《左传》中记载了一个故事，齐桓公率领部队攻打楚国，楚王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这句话中的“北海”通常被理解为渤海，但“南海”的指向却不是很明确。

 

　　秦始皇时期明确了“南海”。《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东巡至会稽（今浙江绍兴一带），在左丞相李斯与中车府令赵高随从下，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这里的“南海”就是我们今天的东海海域。

 

　　《韩非子》中的“四海之内”和“天下”是对应的关系，这种对应在战国时期是一种文化现象，体现了中原人海洋意识的初步觉醒。到了汉代也是这种情况，人们会用“天下”和“四海”来代表国家的统一，如贾谊的《过秦论》中写道，“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再看秦始皇的琅邪（今为琅琊）刻石，其中记载了“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这里也用了“天下”和“海内”来代表国家统一。当秦国统一全国后，秦始皇的尊号由过去的“王”变为了“太皇”，秦始皇考虑后决定“皇”留下，在“皇”之后加个“帝”字，称为“皇帝”。于是“皇帝”这个称号从秦始皇一直用到了“辛亥革命”之前。

 

　　这里还有一段秦始皇和丞相李斯的对话，李斯认为，“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这句的意思是，李斯认为，秦始皇统一了天下，各地应为郡县制，不实行分封制，通过赋税等实行重赏，更容易加强控制，可以使天下安宁。秦始皇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这句的意思是，天下之所以战斗不止，大家受苦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诸侯存在。依赖祖宗积德，现在天下刚刚稳定了，如果又去分封诸侯，这不是树立敌对势力吗？要想达到安宁，那就难了。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的对话中也有“天下”和“海内”两个词汇。

 

　　二、秦始皇“南海”置郡

 

　　秦始皇有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南海”置郡。秦朝统一后，共设36郡，这些郡中出现了包含“海”字的郡。我们知道，秦始皇用了26年实现了统一。杜牧的《阿房宫赋》中写道，“六王毕，四海一”，实际上秦统一的意义并不限于灭掉六国，秦国在北河（今内蒙古河套地区）方向向北继续推进，扩大了疆域，使匈奴向北退却了七百里。秦朝在这个方向的扩张已经超越了战国七雄实际控制的区域。此外，秦朝还实现了对岭南的控制，并在这里设置了三个郡：桂林、象、南海。南海郡的区域大概在今天的广州番禺一带。

 

　　回顾中国历史，岭南地区在秦朝之前并没有完全被控制，但这个地方受到楚文化非常大的影响，通过考古材料可知，当时楚王的行政权力确实没有推进到这里。岭南是秦始皇时代开拓的疆土。征服岭南对于秦帝的意义，不会有什么不同理解。但对于秦远征岭南的时间，则存在不同观点。有资料记载秦始皇三十三年，秦军进军到珠江下游，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南至北向户”。秦始皇二十八年，就是他巡行到琅邪时，有了著名的琅邪刻石。这个刻石记载了“南尽北户”。北户的意思是，一些民户的窗户和门是朝北开的，这可以说明，当时秦的势力范围到了北回归线的南边，就是今天的岭南地区。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记载，“平荆地为郡县”“因南征百越之君”。这说明，秦在灭楚之后，随即开始“南征百越之君”的军事行动。平定“百越”之地是秦“尽并天下”重要的战争步骤。秦统一六国的意义，不限于兼并六国，它使得中原帝国所控制的海岸线，向南空前地延长了。

 

　　经考古工作发现，秦文化和东方六国有很多不同之处，最明显的就是丧葬习俗不同。秦的墓葬除了随葬品之外，墓的下面都有一个腰坑和随葬狗，并且朝向是朝西。另外秦推行的是屈肢葬。有的学者认为，秦文化是西来的，因为在古代甘肃、青海等地，他们的葬俗就有屈肢葬。在考古发现中，只要看到这种葬式，就知道这是秦人的墓葬。这种葬式在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地都有发现。再往南，包括岭南一带的秦式墓葬，都是这种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叶小燕判断，这种墓葬形式说明了秦人足迹所至和文化所及，反映了秦文化在更大区域内和中原以及其他文化的融合。

 

　　三、秦始皇的琅邪之行与“议功德于海上”

 

　　秦始皇琅邪刻石记载，“乃抚东土，至于琅邪”。琅邪在今青岛南部。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巡到了琅邪，并在这里停留了三个月。琅邪是他执政后离开咸阳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有资料记载，秦始皇“大乐之”，说明他的心情非常好。此外，他还迁徙了三万户居民至琅邪，这些移民也享受了非常特殊的待遇，即“复十二岁”。这说明，这些移民在十二年内不用服徭役，不用交租税。

 

　　另外，《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五年确定了“秦东门”事：“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秦东门的位置在今天的连云港。为什么秦东门设置在这里，因为秦实现了对南海地区的控制，所以秦东海岸的中心应当向南有所移动。

 

　　这张图用红色标识的地方就是秦东门的位置。在西汉，这里也成为南洋航海的始发港及重要的海外贸易基地。

 

　　这张照片是在这里发掘的遗迹。这个建筑遗址最初被认为是秦代的造船工厂。它的发现对我们了解和认识秦的海洋开发非常重要。但现在人们对这个遗址的判定还有不同意见。有些学者认为，它是一个宫殿建筑遗址。

 

　　在《汉书·地理志下》中记载，从这里出海向南航行，可以到达非常遥远的地方。很多学者认为，从这里出发最远可达斯里兰卡，因为斯里兰卡出土了秦的半两钱。半两钱是秦代通行的货币，在汉初仍然通行。另外，我们在两广的一些海港，还发掘出土了很多海外的珍贵文物。这都说明了这个地方在秦汉时期是海外交通枢纽。

 

　　有记载说，当时“蛮夷贾船，转送致之”，我们判断，当时的水手可能不是中原人。还有记载，“又苦逢风波溺死”。这说明海上航行的风险非常大。

 

　　刚才讲了，战国时期，列国迁都都以中原为迁都的方向，其中迁徙幅度最大的是越国。越王勾践把都城从会稽（今江浙绍兴一带）迁到了山东青岛附近。一共有八个越王曾在这里实行统治。越王勾践迁都琅邪在《竹书纪年》《越绝书》《后汉书》都有非常明确的记载。

 

　　有学者专门写文章讨论过越王勾践把都城迁徙到琅邪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并且标示了会稽的位置和琅邪的位置。越王勾践在吴越活动的时候，对琅邪已经有所关注。有个传说记载，勾践在规划会稽的时候，突然出现了怪山，这个怪山是从琅邪海上一个海岛飞过来的。通过这个传说也可以看到，会稽的规划者们对琅邪有很高的关注度。

 

　　《史记·封禅书》记载，“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是齐人崇拜的对象，即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在琅邪的神是四时主，其主管四季。所以，秦始皇到了这里要进行祭祀活动，并且他对齐人原有的祭祀传统进行了全面继承，对“八神”一一恭敬祭拜。这体现了秦始皇对各国文化的包容和尊重。

 

　　秦自己的祭祀中心在西北，就是陕西西部一带。另一个祭祀中心就是齐人原有的祭祀中心。琅邪有四时祠，不仅神学地位重要，还是东海大港。传说有个叫安期生的琅邪人，他在秦始皇时代出现过，他可以“通蓬莱中”。另外还有个叫徐福的人，他是秦始皇时期的一个方士，帮秦始皇寻仙问药。后来，有很多记载说徐福定居在了亶洲这个地方。汉朝有一本地理著作《外国图》记载，“亶洲去琅邪万里”。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古亶洲就是现在的日本列岛，不过这种说法也遭到了很多反对。

 

　　王莽时代修改了很多地名，王莽把琅邪改成填夷，这个“填”字在秦汉时期是可以通假“镇压”的“镇”字的。这里的意思是镇夷，威慑海外蛮夷。

 

　　东汉时期有个著名水利专家叫王景，他治理黄河获得了成功。王景是乐浪（今朝鲜平壤西北）人。当时这里是汉帝国控制的区域。王景的祖先中有个叫王仲的琅邪人，因为中原发生内乱，有一派政治势力想要拉拢他，他担心陷到政治漩涡里，就出逃了。历史资料记载，“乃浮海东奔乐浪山中”。王仲是琅邪人，不排除他是从琅邪直接航海到的乐浪的。

 

　　齐国的海洋开发非常早，也非常成功。在齐桓公的时代就有“设轻重鱼盐之利”一说。这句的意思是利用海洋的开发，使国家迅速地富强起来。管仲是齐桓公重要的助手，《管子·海王》里提出过建设“海王之国”的理想，这是非常先进的思想。这说明，人们在当时就已经注意海洋资源的开发了，而齐国确实因此富强起来。秦始皇也一定吸取了齐人开发海洋的经验。

 

　　但秦始皇东临东海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显示他的政治权威。因为他是统一天下的帝王。琅邪刻石里记载，“事已大毕，乃临于海”“东抚东土，以省卒士”。这两句的意思是，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巡行东海，并且看望在这里的士卒。对秦的疆域范围，在琅邪刻石里也有记述，“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

 

　　琅邪刻石还有一段文字，列举了一些高级官员，这些人跟随着秦始皇一起在海上议政。唐代学者张守节给《史记》做解释的时候记述，“言王离以下十人从始皇,咸与始皇议功德于海上,立石于琅邪台下,十人名字并刻颂”。在这里张守节出现了一个小错误，不是十人，应该是十一个人。

 

　　这里对海上议政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在海边；另一种理解是在海面上。《史记·孝武本纪》（现已非司马迁的原著，而是后人抄录《封禅书》补缀而成）记载，汉武帝曾“宿留海上”，这里说的海上，应该是海面上。对于秦始皇“议功德于海上”，个人认为也应该这样理解。在“海上”议政的政治意义是什么？我认为和“八神”阳主有关系。有历史资料记载，说秦始皇“并海而东”，这里的“并”字，有学者解释应当读“傍”，就是沿着海岸走。秦修建驰道，通达“燕、齐”“濒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辽宁、河北的考古学者在渤海西岸发现了多处大型秦代宫殿遗址，可以说明“并海道”的交通等级。

 

　　刚才介绍了，秦始皇确立了秦东门。陕西的考古学者发现了一个南北向的超长建筑基线，关键是这个建筑基线是用秦代的测量工具和方法测量的，和今天用现代仪器测量的没有太大差别，可以看出古人的智慧多么伟大精深。

 

　　四、秦始皇“梦与海神战”

 

　　秦始皇在统一战争中，曾经三次离开咸阳在前线指挥。统一天下后，他又有五次出巡，第一次向西北方向走，随后四次均到了海边。秦始皇三十七年，也就是他五十岁的时候又到了海边。他在这次出巡中，曾经有“渡海渚”“望于南海”的经历，还有“并海上，北至琅邪”的记录。

 

　　秦始皇命令徐福到海上寻求神药，但是徐福几年都没有成功，他担心受到责罚，于是就说，海上的三神山是确实存在的，但是我们到不了那里，因为有大鲛鱼阻挡我们的船只，希望能有擅射的武士和我们一起出海，碰到这样的大鱼，就把它射死。在听了这些话以后，秦始皇当天就梦见与海神作战。梦醒后，他让占梦的人解释这个梦。占梦人说，水神是看不到的，大鱼是它的前卫，现在陛下对神这么的恭敬，竟然还有恶神阻挡，应当把恶神除掉，才能见到善神。于是秦始皇就命令出海的人要携带捕杀大鱼的器具，他自己也随身带着连弩，希望当大鱼出现时亲自射杀之。但是秦始皇从琅邪一直到荣成山，都没有看到大鱼。到了之罘，就是到了烟台海域时，他们真的看到了大鱼，并且杀了它。这是《史记·秦始皇本纪》里所记载的一则故事。一个皇帝拿着连弩在海上射大鱼，这样的情形实在是太奇特了。

 

　　连弩是什么，有学者解释说，是可以同时发射很多支箭的弩。在大英博物馆里有复原的诸葛连弩，但那是三国时代的了。按照历史记载，秦代已经出现了连弩这种先进武器。

 

　　刚才提到了“八神”里有兵主，兵主就是蚩尤，他是古代传说中的一位战神。刘邦起事的第一天就祭祀蚩尤，希望自己的部队百战百胜。传说蚩尤发明了五种兵器，其中一个就是连弩，上面搭着三支箭。

 

　　司马迁的《史记·李将军列传》中也提到过连弩。而《汉书·艺文志》里提到有一种书是军队训练士兵的教材，叫《望远连弩射法具》。可以看出，连弩这种武器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记载。

 

　　《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对连弩进行了改进，同时代的人认为他改得不错，并且还可以改得更好。故宫博物院还收藏着清代的弩，它的十支箭放在一个箭盒里，发射时不用每次都搭箭，但要拉十次弓弦。秦始皇时代的连弩，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已无法考证了。

 

　　继续说“并海”。多数学者认为，“并海”就是沿着海岸线走，“并”这个字应该读作“傍”。《三国志》记载，曹操征乌桓的时候，也提到过“傍海道”。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我认为“傍海道”和“并海道”，就是沿着海岸有一条交通线路。古代帝王多次巡行海边，体现了他们对海洋的关心和关注。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曾提出建设全国铁路网的构想，并且也设计了沿海铁路，这样的建设思想和交通规划意识是比较先进的。而实际上在秦代，当时的执政者已经更早地有了这个意识。

 

　　五、秦始皇“入海求仙人”

 

　　秦始皇“入海求仙人”可以看作是海洋探索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战国时代，燕、齐海上方士就存在了，他们的活动与海洋有紧密的关系。他们口中所说的“海上三神山”有蓬莱、方丈、瀛洲。历史资料里记载，三神山在渤海里面，看起来很近，但却很难到达。神山中的禽兽都是白色的，并且在神山上有黄金和白银建造的宫殿。即将临近三神山的时候，却消失不见了。这样的景象提示我们，这可能是自然现象——海市蜃楼比较早的记录。这也是中国海洋气象学的早期积累。

 

　　齐国和燕国的君主都曾让方士寻找“海上三神山”。不过前人多将秦始皇东巡海上的动机简单归结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其实这是比较片面的。因为秦始皇第一次到海边巡行时，还不知道海上神仙的传说。直到后来，他才听信了海上方士的话，并派他们到海上寻找三神山，直到最后一次，“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

 

　　方士和儒生有着特殊的关系，顾颉刚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主要写了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在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下，怎样运用阴阳五行的思想创立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来为秦汉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统治集团服务。

 

　　秦始皇时代有两个方士，一个叫卢生，另一个叫侯生。由于一些原因，这两个人逃走了，秦始皇非常生气，于是有了坑儒的行为。有的学者认为，秦始皇坑杀的不是儒生，而是方士。

 

　　《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之后记录了扶苏的表态，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扶苏所谓“诸生皆诵法孔子”，明确解说了“诸生”的文化资质和文化立场。

 

　　《山海经》有关于“倭”的记述。“倭”和燕国是有联系的。从燕国出发经朝鲜半岛可以抵达日本列岛。此外，还有“毛民之国”的称谓。有人认为“毛民之国”就是今天的北海道。

 

　　据说秦始皇曾派徐福带领数千童男童女“入海求仙人”，后因没有找到，徐福担心受到惩罚，他就编了“为大蛟鱼所苦”那段话。徐福出海的地方现在还有待商榷。因为徐福的“启航处”在哪里的说法很多。《史记》记载，“秦始皇大悦，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百工种种而行。徐芾（徐芾即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后来有传言说，徐福到了亶洲。

 

　　琉球和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关于徐福的传说。但《后汉书》里将徐福和日本联系起来了。宋代诗作《日本刀歌》明确地说了徐福到了日本。现在许多日本学者也相信，徐福到达了日本列岛。甚至日本每年还要举行纪念徐福的活动。有的学者还认为，日本文化史进程中相应时段发生的显著进步，与徐福东渡有关。

 

　　在国际学界中，关于徐福去向的说法，可以看《剑桥中国秦汉史》一书。这是西方研究秦汉史的权威性著作，其中写道，“徐一去不复返，传说他们在日本定居了下来”。这句是大陆译本翻译的。台湾也翻译了这本书，这句话在台湾被翻译成，“徐福却没有返回，据说他们后来在日本定居”。以上，一个是“传说”，一个是“据说”，都没有给出明确地判断，因为现在还没有最直接的文物证据证明这个事情。

 

　　韩国在济州岛有个徐福展览馆，他们认为徐福曾经过济州岛，在山崖上发现石刻，他们解读为“徐福过之”，就是徐福从这里经过的意思。韩国现在也会举行一些纪念徐福的活动。

 

　　在秦始皇时代，方士们有最优越的航海条件，得到了国家的财政支持。在汉武帝时期，也有一些方士在鼓动汉武帝，后来汉武帝发现了这些人的诈骗行为，把他们都杀掉了。可是在杀掉这些方士后，又有新的方士来到他身边，汉武帝又一次被蛊惑了。但别的角度看，这些方士对海洋的探索，加速了中国航行能力的提升，所以他们也是有贡献的。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时海上导航的占星书已有《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等有关书籍，总计达一百三十六卷。但现在这些书都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西晋时期有人盗掘了一座战国墓葬，得到了几十车的图书，这些都是秦始皇焚书后，已经消失的书，比如《竹书纪年》。

 

　　上面提到的《海中星占验》《海中五星经杂事》都是以“海中”作为题名最前端的两个字。个人认为，这些书的内容记录了当时人们在海上航行时，用天文知识来判断自己位置的知识。但是不是正确的经验，则不好考证。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史学家顾炎武，在他的著作《日知录》里记载，“海中”和“海”没关系，“海中”就是中国，因为“二十八宿”专指中国，是讲陆地上的事，和海没关系。他的观点和我们的判断不大一样。

 

　　北京大学李零教授有一本书叫《兰台万卷》。在这本书中，他认为《海中星占验》《海中五星经杂事》这些书，就是海中航行使用的天文书。

 

　　东汉天文学家张衡在《灵宪》提到“海人之占”。这里的“海人”我认为就是一些有航海经验的人士。

 

　　《淮南子》中记载，“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这里是说，乘船在海上航行迷失方向了，不知道自己的准确位置了，但看到了北斗星就明白了该怎么驾驶船只。

 

　　六、秦宫苑里的“海池”

 

　　汉武帝对海洋也有特殊的感情，他到海边至少巡行了十次，并且还建了一个建章宫。在这个宫殿里，有个大水池叫太液池，太液池里筑有“三神山”。这个水池建造是中国园林史上的开拓性设计。汉武帝是要建造一个微型的海。

 

　　那么，秦始皇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和设计呢？《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为微行咸阳”，就是以平民身份走出皇宫。之后“夜出逢盗兰池”，就是碰到了盗贼。“见窘”，表明当时很狼狈。后来武士击杀了盗贼。并且戒严了二十多天，搜索这些盗贼。这个“兰池”很有名，它的旁边有个兰池宫。

 

　　张守节在《正义》引了《秦记》记载，“始皇都长安，引渭水为池，筑为蓬、瀛，刻石为鲸，长二百丈”。这就是说，秦始皇在这里建都，引渭水建造了一个海洋的模型。这个《秦记》非常重要，因为司马迁写《史记》就大量使用了《秦记》的资料。

 

　　根据考古发现，秦始皇每灭掉一个国家，就在咸阳北边建造一个复制的敌国宫殿。

 

　　这是“六国宫殿”，在这张图中还可看到兰池宫。在这里，经过考古发掘，我们发现了燕国宫殿惯用的建筑材料，可以判定它是燕国宫殿的复制品。兰池和燕国宫殿复制品与燕国和渤海地理方位是相对应的。这似乎印证了，秦始皇曾在这里以渤海为蓝本，建造了一个水池。我们现在对兰池宫进行了有规划地复原，在复原时发现，秦的封泥里有“晦池”的字样印章。“晦池之印”应该属于一个管理兰池的官员。而这个“晦”字在秦汉时期可以通“海”字。这再次印证了，在秦始皇时代这里确实建造过象征着海洋的人工湖。

 

　　七、秦始皇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

 

　　“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是李白所作的颂扬秦始皇的诗句。毛泽东同志曾经表达过，大家都批评秦始皇“焚书坑儒”，但李白为他说了好话。这个好话就是刚才所说的诗句。但是该诗的后半部分，对秦始皇还是有所讥讽的。“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这句没有贬义。这首诗后面还提到了徐福出海，“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在该诗的最后一句李白写道，“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这句是说，秦始皇你求长生，最终也没有成功，还是埋在黄土里，这句是有讽刺意味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陵地宫有“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设计。“机相灌输”就是用机械的方式让“江海”一直流动。我们现在知道，永动机的设想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体现出墓主人对大海的情感。

 

　　这是《中华遗产》里对秦始皇陵做的复原图。我们可以看到地宫的内部结构。通过现代科学探测，秦始皇陵里确实有大量水银。因为水银挥发后会渗透到地表上，通过对它周围的土样测定，就知道这里地下的汞含量非常多、非常集中。这说明，地宫里确实有可能有“大海”。此外，地宫里“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这是说，地宫里的照明燃料是用一种鱼的脂肪来制作的，也就是所谓的长明灯。

 

　　明十三陵在发掘时也发现了很多大缸，里面储满了“人鱼膏”。这种“人鱼膏”很大概率是从海鱼身体里提炼的。会不会是鲸鱼呢，目前没有定论。但我们在殷墟的发掘中，发现了鲸鱼的骨骼。

 

　　《汉书·五行志》里记载了很多自然现象。在古代，由于人们认识水平还很低，对一些不能解释的自然现象，如水灾、旱灾、日食、月食等，就以为是上天的警告。从另一个角度看，古代文献中对自然现象的记载，为我们的生态史、自然史提供了很多珍贵资料。《汉书·五行志》记载，“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东莱平度出大鱼”。我们看到哀帝时期的记载有明确的地点和时间，后面接着说，“长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我们通过对这些鱼的尺寸判断，注意汉代的一尺相当于今天的23.1公分，按这个测算，我们认为这些鱼就是鲸鱼。

 

　　到东汉、南北朝、隋唐时代也有这样的记载。在当今，我们有时也会看到鲸鱼在海边搁浅成群死亡的报道。综上所述，在中国的史书里，很早就有这种海洋生物的文字记录。在杜甫的诗里还写到了昆明池的鲸鱼，他说，“石鲸鳞甲动秋风”。就是说，这个石鲸的鳞甲在天气异常时会有响动，当然这是传说了。但这个石刻的鲸鱼是存在的。《淮南子》中也有记载，“鲸鱼死而慧星出”。

 

　　那么鲸鱼和照明用的燃料有没有关系呢？南北朝时期，梁简文帝有一首诗叫《咏烟诗》，在最后一句提到了“鲸鱼灯”。其实在欧洲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利用鲸鱼的脂肪来照明了，亮度大，而且没有烟。另外有一个更早的文献《鲸鱼灯赋》中记载，“大秦美焉，乃观乃详。写载其形，讬于金灯”。这就是说，秦朝制作了鲸鱼形象的灯。“怀兰膏于胸臆”是说，有一个放置油脂的槽，里面放的是兰膏。但没有明确兰膏是不是鲸鱼的脂肪，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秦始皇和海洋有着解不开的情缘，他有非常热忱的海恋情节。所以在他的地宫中，用来照明的燃料可能就是鲸鱼的脂肪，他想长久地照耀着最后的居所。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