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之所以受关注，有两个原因：一是全球化带来的各个文明之间的商品、服务、人员等各种生产要素的交流；二是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作出了贡献。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第一，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大家不一定都是从事这个行业的，所以我先讲一些史实，把海上、陆上丝绸之路是怎么来的简要勾勒一下；第二，从中国的视野出发，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交流有什么特点；第三，这种东西方文明对话都引发了哪些历史回响与现实反思。

 

　　一、丝绸之路的纵向发展脉络

 

　　（一）传说与考古时代

 

　　虽然在商朝之前，东西方文化也有过交流，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商朝开始的，所以我们从商朝算起。

 

　　以考古发现为例，陕西榆林神木石峁遗址里发现了玉器和欧亚混血人的遗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里的青铜车马，跟西亚两河流域、苏联卡拉苏克文化遗迹中的青铜有相同之处，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最近吉林大学的几位学者出了一本书，讲的是石器和青铜器时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书中提到了古代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他们把中国称为“赛里斯”“秦尼扎”，知道中国盛产丝绸和玉石。中国人崇拜玉，真正上品的玉是新疆的和田玉，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玉和氏璧就是和田的玉。王国维先生还做过这方面的探讨，很多玉都是从丝绸之路来的。

 

　　（二）从张骞到郑和

 

　　张骞和郑和一个代表汉唐时期，一个代表宋明时期，一个出使陆上的西域地区，一个到海上南海地区航行。其实汉唐时期也有海上丝绸之路，《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晚年曾派人从广州番禺航行到斯里兰卡。但由于当时的航海技术，包括导航、造船技术还不够发达，汉唐时期主要是开拓了陆上丝绸之路，也就是西域地区。宋明时期，航海技术发达，陆上交通受到了一些阻隔。元朝是一大例外。蒙古人的征服为欧亚大陆开启了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时代，西方人将这个时代称为13和14世纪的和平蒙古国。当时蒙古国的封国包括四大汗国，即以今天的俄罗斯为中心的钦察汗国，以波斯、伊朗为中心的伊尔汗国，以中亚五国为中心的察合台汗国及元朝。这实际上是在一个大蒙古国的范围内取消了护照和签证，允许自由出入境，使人们可以畅通无阻，有点像申根协定（1985年6月14日，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五国在卢森堡边境小镇申根签署了《关于逐步取消共同边界检查》协定）。马可波罗一家就是在元朝时来到中国的，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一个大发展的时期。

 

　　总体来说，汉唐时期主要是南亚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宋明时期是伊斯兰文明。宋元明代，我们的香瓷之路（宋元时代的南海丝路的别称）上的香料是从哪儿来的呢？最好的是从南海和西亚来的。青花瓷的矿土从哪儿来呢？最好的是在两河流域，伊拉克那边。

 

　　张骞通西域以后，我们与很多西域国家有了来往。公元前60年（西汉宣帝神爵二年），西汉政府在乌垒（今新疆轮台境内）设置西域都护，相当于当地的部落长、酋长，还有授印。唐朝对西域的统治超过了汉朝，所以唐人杜佑讲唐朝的疆域跟汉朝比是“东不及而西过之”。“东不及”是因为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置的四个郡没有对当地进行有效统治，“西过之”是说唐朝跟西方的交往更加活跃了。

 

　　对中国来说，丝绸之路主要是在国家安全、政治互信的情况下进行的一种经济交流。现在跟中亚五国、东盟十国相比，我们的经济体是很大的。特别是1500年前，东盟的发展水平基本上跟当年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一样，经济落后，人口稀少，所以那时候的中国是一家独大，真正的商品竞争的对手是西亚和欧洲，而商品的运输要途径中亚和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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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展现的是公元751年唐朝安西都护府的军队与阿拉伯帝国的穆斯林、中亚诸国联军在怛罗斯相遇爆发的怛罗斯战役。该战役以阿拉伯帝国惨胜告终。之后唐朝就开始退出中亚的争夺。这说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与陆上的政治形势有关。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往往从历史、地理、文化交流的角度研究得多，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得少，殊不知没有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很难对丝绸之路做出现实理解。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需要有很宏大的知识面。

 

　　自从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就成为了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家对生命终结之后的世界缺乏想象力，《论语》里讲“未知生，焉知死”，唐代诗人陆游讲“死去元知万事空”。再有，儒家太入世了。汉朝人讲究“经明行修”，指要通晓经典，修炼品行。经学得好,品行端正修炼得好,取朱紫如拾草芥，当官就像拾个草芥一样，这是汉朝。宋朝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还是强调要读书。南亚、西亚的佛家和基督教不是这样，他们对生命终结之后的世界有丰富的想象力，信仰很虔诚，在传教的事情上很贪婪。那时候基督教传到了欧洲，后来征服了欧洲，欧洲人基本上都信了基督教，反观佛教入华就比较艰难，完全没有征服我们。这主要是因为佛教与儒家的价值观差别很大。把儒释道思想融合得最好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朱熹，一个是王阳明。朱熹考科举的时候，带的不是四书五经，是当时最有名的禅宗语录。王阳明入仕之前，曾经到山东去修过道，时间还不短，至少有一年以上。这个学佛学道的人后来去学儒，就有了成就。

 

　　从物质层面讲，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两大事例就是宋元时期的香瓷之路，以及明朝时期中国航海事业达到历史顶峰实施的官方行为，郑和下西洋。

 

　　（三）从西域到南海

 

　　丝绸之路从西域陆上转到南海的海上有三大变化：一是地缘政治变化，二是技术条件变化，三是外贸商品内容的变化。

 

　　地缘政治变化

 

　　前面我们提到，元朝时期亚洲实现了东西大打通，但这种情况只维持了一个短暂的时间。铁木真家族的女婿帖木儿，这个人号称是成吉思汗的后代，控制了中亚，建立了帖木儿帝国。奥斯曼帝国控制了西亚，1453年还灭掉了东罗马帝国，陆上的路一下子行不通了。地缘政治的变化决定了只能走海路。

 

　　技术条件的进步

 

　　导航技术、造船技术、动力技术都得到了发展。导航技术主要是指南针的广泛应用。动力就是季风。季风是由海上和陆上温差引起的，冬春和夏秋的风向都不一样。马可波罗要从泉州出发回家，就要先等从陆地往海上吹的季风。造船技术是指可以造更大更牢固的船。过去西方人造的船是粘的，弄不好到海里风浪一吹就散了，中国人的船是用钉子钉的，关于这一点有专门的记载。

 

　　外贸商品内容的变化

 

　　丝绸比较轻，陆运比较容易，但是唐朝以后瓷器发展起来了，把瓷器放在骆驼上运输，摔下来就毁了。瓷器贸易需要开辟航海条件，且水路运输的成本比陆路低。

 

　　到底是技术推动了社会需求的发展，还是社会需求推动了技术的发明、发现？《一阅千年：纸的历史》的作者的观点我很赞同，他认为任何技术进步都是社会需求的产物，即社会需求是根本。二者的关系有点类似于鸡和鸡蛋，在某种程度上互为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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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是我在泉州拍的照片，上面雕刻着飘带，就像佛教、道教语言里的飞天一样。这两个有翅膀，戴飘带的羽人，他们的面貌是佛家面貌，就像唐三藏一样。两人中间供奉的是十字架，像是基督教的象征，但这是一个伊斯兰教徒的墓碑。也就是说，所有的宗教在这里都融为了一体。这是一种审美的选择，不是信仰的选择，只是因为好看而选择，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东西在里面。这其实体现了宋元时期对宗教的宽容。《宋会要》里记载，大概是宋徽宗时期，举行求雨仪式时，包括仙庙、佛家庙、道家庙在内所有的庙都要参加祭祀活动。元朝人信什么教的都有，比如最主要的八思巴藏传佛教，忽必烈就是信藏传佛教的；草原民族中的汪古部、乃蛮部、蔑儿乞部信的是景教；色目人（元代时对来自中西亚的各民族的统称，也是元代人民的四种位阶之一，广义上的来讲，一切除蒙古、汉人、南人以外的西北民族都算是色目人）的主体包括了回民，信的是回教，即伊斯兰教。这种历史事实就是不问西东，是文明对话、交流的结果，充分说明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与西方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进行十字军东征，要清除异教徒不同。

 

　　中国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有两个原因：一是客观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东南是大海，西南是高山，北部是沙漠。二是文化的包容性。比如犹太人的发源地离我们国家很远，历史上很多犹太人到了中国境内，有的成了汉人，有的成了回民，把他们的文化与中国文化融合在了一起。但犹太人在其他国家始终保持着独特的文明，犹太人之所以能在亡国数千年之后又复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始终保持着民族独立性，但具有这样强大的文化的犹太人却融在了中国文化中。

 

　　13世纪的西方，以英国为例，土地买卖是非法的，贵族世袭不能做官。而在中国，买了土地就是地主，考了科举就可以做官，早在唐朝就有了专门给外族人设置的汉语水平考试，宾贡科。在中国历史上，文明的对话和互鉴不仅是个理念，虽然由于国家安全的关系，宋代对待华夷问题比较严格，但在文化上始终保持着包容的态度。

 

　　（四）16—18世纪

 

　　丝绸之路的主要目的是开展贸易，特别是要把丝绸运到欧洲去销售，因为欧洲人口多，经济和文明程度高，而途中经过的西亚、中亚地区人口相对较少。即使是今天也是如此，沙特阿拉伯大概三千万人口，伊朗七千多万人口，其他中西亚国家也就是几百万人口。从中亚的粟特人到西亚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还有犹太人，中间这部分人虽然也消费，但多是作为中间商、掮客。

 

　　15—17世纪，哥伦布、达·伽马开启了大航海时代。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来到印度，从此西方文化像潮水般涌向世界。

 

　　葡萄牙和西班牙能率先制造出适合在大西洋航行的船，是因为他们最早建立了民族国家。什么叫民族国家？举个例子，中国的国家概念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印度就不是。印度从前只是一个地区的概念，是英国人的统治让它成为了国家。印度尼西亚也和印度一样，是在荷兰的统治之下形成的国家。东南亚、非洲也是这样。欧洲是宗教统治的，不管英国还是西班牙的国王结婚或离婚，都是由教皇来统一管理的。德意志民族、法兰西民族、英国、葡萄牙、西班牙民族国家的建立，跟王权的彰显及宗教权的衰退是联结在一起的。通过宗教改革夺取宗教权力、建立王权，形成独立的民族国家，是近代西方的一个历史过程。

 

　　给大家讲一件西方历史上很有名的事情。亨利八世十二岁时娶了他二十多岁的寡嫂凯瑟琳，这是为什么呢？凯瑟琳是西班牙的公主，当年他的哥哥娶了嫂子，嫂子是带着大片的领土嫁过来的。哥哥死了之后，如果让嫂子再嫁，嫁妆人家是要带走的。于是亨利八世的爸爸就命令他娶了寡嫂。两个人结婚之后，相差十几岁，感情特别不好，只生下了一个女儿叫玛丽。那时候女孩子是不能继承王位的，非婚生的孩子也不能继承王位，亨利八世就提出要跟凯瑟琳离婚。离婚需要得到教皇的批准，而教皇不敢批。因为英国崛起之前西班牙是最强大的，是教会最大的捐助人，他不敢得罪。这时候凯瑟琳身边的侍女已经怀了亨利八世的孩子，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再不离婚即使生下的是个男孩也没有继承权。情急之下，亨利八世推行宗教改革，使英国教会脱离了罗马教廷。成功离婚要举行婚礼的时候，新娘的肚子已经很大了，他就做了一件大大的婚纱，好把新娘的肚子遮住。可惜后来孩子生下来又是个女孩，这个女孩就是伊丽莎白一世。

 

　　因为西班牙和葡萄牙最先通过宗教改革脱离教皇的统治，所以最先具备了航海的经济条件。前面我们提到过当时奥斯曼帝国控制了西亚，波斯湾是上不去了，只能走红海，从苏伊士运河到地中海，然后从热内亚和威尼斯把商品运到欧洲去。可是这条航线也经常受到奥斯曼帝国人的威吓，而且奥斯曼曾经打到维也纳城下，直接把航路打断了，所以就得开辟新的航路。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通过《马可波罗游记》了解到了东亚。哥伦布就是带着《马可波罗游记》去寻找中国和印度的；达·伽马在出海之前，反复研究的也是《马可波罗游记》，因为他们要寻找的也是中国和印度。

 

　　据说葡萄牙王子恩里克认为东方有个基督教国家叫约翰长老国，他想要找到这个国家，就集聚了很多科技人员，一直研究航海技术，包括海图、海路、造船、导航等等，一辈子没有结婚。在郑和下西洋之前，恩里克王子的船队已经到达了非洲西岸，过了几内亚湾，其实再往前走一走就绕过好望角了。

 

　　里尔克

 

　　葡萄牙王子恩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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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葡萄牙三桅帆船

 

　　那时西方到东方来的船上有三种人：一种是生意人；一种是军人，保障安全并占领殖民地；还有一种是传教士，他们的任务是让异教徒皈依天主教。这一时期，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已经不光是物质层面的了，还有精神层面的。

 

　　郑和和达·伽马的登陆地点、去世地点都是在卡利卡特，这座城市在中国史书中叫古里。郑和是穆斯林，在七次下西洋的过程中，他曾到麦加朝圣。达·伽马把印度变成了殖民地，在第二次到达印度之后，他被任命为印度总督。

 

　　传教士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到中国来，先在澳门学习汉语，然后从广州上岸。传教的过程涉及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碰撞。“文化”和“文明”这两个词是有差别的，英语中文化是Culture，文明是civilization，在德语里，二者的发音也不同。我在歌德学院学德语时，有一堂课讲文化是动态的、精神的，文明是静态的、物质的。按照这样划分，瓷器、丝绸属于物质文明，宗教交流、儒学东鉴是精神文化。

 

　　《论语导读》拉丁文版、法文版的成功出版，离不开传教士的贡献。在众多传教士中，有位佼佼者叫利玛窦：第一，他是最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之一；第二，他是最早发起翻译四书的人之一；第三，他对中国文化做出了一种适应政策，即入乡随俗。比如中国古人祭孔、祭祖，西方人不能理解这是一种文化，一种习俗，还是宗教。为什么西方会出现这种争论呢？因为有人向罗马教皇告状，说中国的基督教徒在利玛窦的引导下二元化宗教，搞多神崇拜。罗马教皇就派使节来检查工作，因为这件事，康熙在我们今天国家图书馆附近跟罗马教皇的使节见了三次面。其实在此之前，康熙曾经让传教士写信向罗马教会解释过这件事，那时候的传教士都是有学问的人，相当于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的级别。利玛窦等人认为祭孔、祭祖就是一种文化，康熙看了他们写的信，认为他们的理解是正确的，就命人将信翻译成中文和拉丁文，一起送到罗马教皇那里。梵蒂冈的文献里还有中国基督徒写的信，大致意思是说，我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祭孔是表示对贤人的尊敬，祭祖是表示对祖先的缅怀。当时还有一个汉名叫卫匡国，原名叫马尔蒂尼的意大利传教士专门到罗马教皇那里去解释这件事，现在这个人的墓还在杭州。他把祭祖、祭孔用的香案换了个说法，说是长桌子，还辩护说中国人是最早的天主教徒，是诺亚的直系子孙。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都听过诺亚方舟的传说。诺亚一家有八口人，三个儿子、三位妻子、一位老太太，再加上诺亚自己。八个人乘船躲避洪水，最后到了哪里呢？中国甘肃省境内的昆仑山附近。中国的“船”字，左边刚好是一个“舟”，右边上面是一个“八”，下面是一个“口”，与诺亚方舟的传说相符。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无问东西。

 

　　再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在西方人的传说中，人类认为上帝在天上看着他们，就打算在巴比伦盖一座高塔通到天上。文艺复兴时期，很多艺术家都画过通天塔。上帝看到通天塔盖得非常高，就快通到天上了，他害怕人的力量太大，就使用法术把人类分散到世界各地，让他们讲不同的语言，使他们不能沟通，所以我们才有了很多种语言。那么有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在修建通天塔之前，人类讲的是什么语言呢？西方人普遍认为应该是一种理性的语言，过去他们认为极有可能是埃及的象形文字，直到来到中国，他们才觉得这种语言肯定是汉语。因为汉语的语言文字是最有规律和原则的。明朝有一本书叫《字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本用偏旁部首来排字的工具书，之后的《康熙字典》就是效仿了《字汇》的排字方式。汉字的偏旁部首很有意思，液体的就有三点水，金属的就是一个金字，木头的有一个木字。汉字根据声和形的规律划分有形声字、象形字。西方人在了解了汉字的规律之后，认为这一定是上帝的语言。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做了个实验。让一对双胞胎从生下来之后就不跟他们的妈妈接触，找一个哑巴姑娘每天给他们送牛奶，等到他们会讲话了，看看他们会说什么语言。这个实验做了很长时间，终于孩子喊出了ma na两个音。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说亚布拉罕出埃及的时候，在沙漠里吃的东西就是这个。有去过中国的人说，在中国这是馒头的意思。

 

　　尽管乾隆尽力去解释，但对于祭孔、祭祖等文化传统的争论并不是问题的根本，所有努力都不能消除教会背后西方经济、政治力量的斗争。罗马教皇不愿意把在中国的宗教权力全部让给葡萄牙人，因为此时的葡萄牙已经没落了，所以他们一定要打压葡萄牙人支持的耶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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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是西方人创作的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的情景。他送给康熙的礼物里有一样是瓷器。中国是瓷器的故乡，很多大宗贸易都是瓷器，所以他给中国人送瓷器应该是一件让人很难接受的事。那时候英国人的瓷器已经做得比中国人好了。究其原因，1776年，在西方发生了三件事：一是亚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二是瓦特发明了改良蒸汽机；三是美国建国。这三件事标志着西方进入了近代工业化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而中国的康乾盛世还处在农业社会。我们知道，那时候我们西边的南亚及其他地域相近的亚洲内部均处于农业社会，而遥远的西方已经率先进入了工业社会。从地域上讲，这是欧亚之间的差别，从文化形成上讲，这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差别，因此这一次东西方文明的接触和碰撞掀起了很大的波浪。

 

　　不过这时候，虽然中国的发展动力已经大大衰减了，但主权还是完整的，国家还是强大的，保护自己的能力还是有的。所以康熙拒绝了西方提出的中国人不能祭祖、祭孔的要求，他认为天朝大国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即便不与西方通商也影响不大。为什么人家给他送瓷器的时候他没有警觉呢？因为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盈余国，最大的商品出口国，几乎全世界的银子都到了中国。明清时期使用银子作为货币就是这个原因，光靠我们自身的银储量是不够作为货币使用的。墨西哥、日本的银子都到了中国。进一步讲，中国为什么能大量出超？因为中国的人力资源丰富，商品便宜。阿姆斯特丹城市的徽章是瓷的，就是中国生产的。

 

　　马戛尔尼来到中国之后，他对中国的印象就崩塌了。传教士口中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富庶繁荣的国家，然而他看到的中国并不是这样。虽然中国的茶叶大量出口，但英国人喝完茶之后就把茶叶扔掉了，中国的老百姓是把扔掉的茶叶捡起来晒干再泡水喝。这一史实提醒我们一定不能靠人力资源，靠压低生产成本来解决商品竞争的问题。另外，劳动力成本低廉导致了国家没有创新动力，在当时的中国，任何科研投入都是不值得的。为什么很多中国的发明，最后都变成人家的又传回来了呢?比如中国发明了指南针，后来却要进口人家的旱罗盘。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一带一路”，也包括了这方面的思考。有一次我在一个演讲中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当时听众里有杨元庆，他提到了一个原因，就是专利得不到保护。因为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所以我们没有创新动力，因此提出知识产权保护绝不是人家的要求，是我们自己的要求。在我们国家发展程度没西方高又大量出超的情况下，西方人就来东南亚种鸦片，后来我们一禁烟他们就打了过来。

 

　　这个历史事实说明国际贸易是需要一定的国防能力来支撑的，不然人家随便找个理由打你是很容易的。比如当年英国人为了争夺海上霸权打荷兰人，打了将近100年。一般船到港口是按照船舷的宽度来交税的，荷兰人造的船肚子大，船舷口收得小，运的货物多，交税少，运输成本是最低的。英国人的船为了防止海盗，会在船上装大炮，炮弹能打到十二海里以外，后坐力非常大，所以甲板必须建得很厚。荷兰人的船上没有炮，每一次贸易相当于都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换取低廉的造船和运输成本。一段时间里欧洲70%以上的货都是荷兰人在运，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通过决议，凡是英国港口进出的货物都不能用荷兰人的船，就这样两个国家打了起来。

 

　　我有一个学经济学的朋友，他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西方的经济自由化首先要以保持军事优势为前提。军事优势是必须保障的，没有军事优势，怎么可能实现经济自由化呢？我认为我们的市场经济也是如此，这也是亚当·斯密的观点。

 

　　白银贸易虽然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但中国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西传了。16—18世纪，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超过了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四书中的《中庸》《大学》《论语》《孟子》相继西译，《孟子》翻译得稍微晚一点。1735年，法国人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华帝国全志》。我在德国马克思的故乡看到过这套书，同样的版本我还在内蒙古大学的图书馆里看到过，据说是北京图书馆送到那里去的。书中记载了康熙皇帝在内蒙、西藏等边疆地区的行迹，应该是由传教士翻译收录的。还有《今古奇观》里的几篇小说，纪君祥的元杂剧《赵氏孤儿》，《诗经》，白晋的《中国皇帝历史画像》，《耶稣会士书简集》。这么多跟中国文化相关的书籍出版，对欧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种商品和思想文化的流行，要有供给侧也要有需求侧，西方有这方面的需求。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需要新的思想对欧洲中世纪的传统思想禁锢进行突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西方人来说，描写外来文明的中国典籍恰恰是伏尔泰等人攻击宗教神学的一个武器。

 

　　另外我还要告诉大家，中国治国理政的一套方法很早就介绍到西方去了，如科举制度、监察制度、文官制度等。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提出，最好的统治是由哲学王（king of philosophy）来治国，他认为中国就是由哲学王来统治的。乾隆皇帝喜欢写诗，他有一首《盛京赋》被身边的传教士翻译成拉丁文寄到了欧洲。伏尔泰看了之后激动万分，把这首诗拿到欧洲各国的王室中跟他们讲，中国的皇帝会写诗，这就是哲学王，你们会写诗吗？他还写了一首诗回复乾隆的《盛京赋》。

 

　　日本深受大唐的影响。英国的文官制度其实也参考了中国的文官制度，虽然人家没有留下明确的文字记载，说这个制度的出处是哪里，但我们自己知道。这就好比我们平常写文章也好，看书也好，经常能从字里行间得到启发。过去西方的国家治理比较简单，国王是大股东，贵族是小股东，大股东占35%的股份，小股东不超过5%，决策时大股东要跟小股东商量，然后大小股东都要签字让决策生效。1215年英国的大宪章就是这么规定的。从前贵族就是国会的前身，但当资产阶级发展起来之后，财富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贵族就没钱了。资产阶级的财富支撑着国家的发展，商人们要求了解国家预算，看看这些钱都花在哪里，干了什么，于是组建了审核预算的下议院。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预算是很重要的，英国的第一任首相其实就相当于一个财长。虽然下议院里都是资产阶级，但他们的意见也不一致，形成了两个党派，一个是托利党（今天英国保守党的前身，保守党是英国议会第一大党），一个是辉格党。后来工党（今英国议会第二大党）兴起，辉格党就衰落了。从英国议会制度可以看出西方制度发展的几个特点：一是有一定延续性，二是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变异之后形成的一套国家管理制度。这个变异过程中有适应自身的现实需要，也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启发。

 

　　我们知道英法两个国家曾经是世仇，英法战争打了很长时间，所以当英国蒸蒸日上的时候，法国也在琢磨怎么建立一个新社会。但是他们又不想学英国，也学不了英国，因为一个国家的民族传统性是很强的。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想形成开明的有生命力的君主专制，他的大臣魁奈、杜尔哥等人也竭力支持了他的想法。伏尔泰曾评价路易十四，说他虽然是集权的，但是是开明的。可惜最后这条路没有走通。在大革命之后，法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路易十四的大臣魁奈等人是深受中国思想文化影响的，法国对国家制度的探索从侧面证明了他们认真研究了中国经验，并对中国制度能否作为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做出了尝试。在英国建立文官制度的过程中，也大量翻译了解了中国制度的相关资料，很可能参考了其中的一些内容。

 

　　二、历史时期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特点

 

　　下图是葡萄牙人画的一张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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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一个世纪，葡萄牙海员发现和考察了世界的三分之二。在这张图中，美洲、非洲、澳洲、欧洲、亚洲大陆依稀可辨。美洲的土著是印第安人，澳洲原来也是土著的居住地，南非的土著是黑人，在大航海之前，这些地区的发展水平特别低，因此早期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主要在亚欧大陆和北非之间。中国在东方，欧洲在西方，南亚、西亚、北非在中间，这种地理位置使得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是逐渐推进的。最早张骞通西域的时候，那个西域在中亚，然后唐僧西行到了南亚，郑和下西洋到了红海、波斯湾，在西亚。近代以来我们讲的西潮、西方主要指欧美国家，今天的七国集团连日本也包括进去了，所以“西方”从一个地理概念变成了文化概念。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交流，其实是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逐渐推进的过程，我认为中国人的天下观其实是包括西方世界的。

 

　　《唐会要》里提到，唐朝派使节出使西方，去不同的地方说法是不一样的。一种是入藩，指的是前往东亚周边的国家，一种是绝域，指的是更加遥远的西部地区。我们中国很早就有了绝域的概念，指遥远的非我族类的地方。东亚是给我们朝贡的地区，他们一旦入华，那我们是华，他们是夷。而更遥远的西方人不在我们所熟悉的地域范围内，“绝域”的说法其实包含着近代中国对西方保持着某种警惕，就是有一种化外之地的感觉。15—18世纪，西方国家企图以自己的方式挤进东亚的秩序，一再遭到拒绝，拒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国家距离东亚过于遥远，但这并不妨碍康熙皇帝以平等的心态与罗马教皇进行外交往来。鸦片战争期间，西方国家凭借船坚炮利轰塌了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

 

　　中国人的天下有三个范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天下”就是指中国；再大一点的天下包括“华夷”，还有一个更大的天下包括了“绝域”。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包括现在的“一带一路”倡议，都是不断拓展自己，认识异质文明的过程。

 

　　轴心时代的不同文明，东方以中华文明为代表，西方以欧洲为代表，希腊是其文明源头，此外还有南亚、西亚、北非的一些文明。西方文明最重科学，可以说科学是西方知识皇冠上的明珠；南亚、西亚、北非最重宗教神学；中国最重人生和社会问题。所以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我认为西方对人类的贡献主要在科研上，而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贡献将来应该体现在治国理政方面。现在全世界有七十多亿人，靠一人一票来作出国家治理的理性化决策是非常原始的，如果可以借助现代化把中国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进行升华，一定能抽象出更多更丰富的国家治理经验。这需要我们的努力。

 

　　三、文明对话所引发的历史回响与现实反思

 

　　一百多年前，英国地缘政治家、地理学家麦金德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世界岛”，他认为欧亚非大陆其实是由铁路连在一起的岛。我们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刚好是对这座“岛”的连接。今天我们进入了高铁时代，西方之所以会对“一带一路”感到担忧，我认为跟地缘政治有关。他们没有意识到当今世界是一个多赢的世界，只看到中国幅员辽阔，认为中国在港口、铁路建设上具有技术、成本等各方面的优势。异质文明间的互鉴交流，包括我们今天讲的何问西东，其实都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

 

　　公元前1800年，古印欧人发明了轮式马车，又驯服了欧洲草原的野马，把二者结合起来做成兵车来征服世界。经过1500年左右的时间的民族迁徙，这段时间大致对应中国古代的夏商到春秋战国之际，这拨人形成了三个迁徙方向，或者说类型模式：南亚模式、地中海模式、西欧北欧模式。南亚模式是指他们征服了印度，取代了当地土著的哈拉巴文化，带来了吠脱文明。据说哈拉巴文化与西藏的象雄文化存在某种关系，现在这还是一个学术问题。他们把当地土著变成低等种群，高等种群中的印度人长得更像欧洲人，不过几千年过去，他们也慢慢变黑了。地中海模式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迁徙到了希腊、罗马地区，经过漫长的时间把当地人变成了奴隶，他们自己则成为了公民。西欧北欧模式是迁徙到了英国、德国，他们或是通过征服当地人，或是与当地人通婚留了下来。征服当地人使他们保持了金发碧眼的外貌特征。今天第聂伯河、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的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长得很漂亮，金发碧眼，就是因为印欧人的血统。公元前1500年，古印欧人部落迁徙的浪潮逐渐平息，从印度河流域到不列颠岛，整个欧亚大陆的西部进入了文明时代。

 

　　这时的中国是什么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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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所见，中国的东南是大海，西南是高山，北边是沙漠。这时候的中国正处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环境里构建自己的周秦汉唐宋元明清。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白雪皑皑，你越得过来吗？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到了喜马拉雅山山麓就走了，谁到这里来都得走。再说东海、南海，你的船能越过马六甲海峡到这里来吗？那时候都是小舢板船，所以到很晚的时候，西方能造大船了才能过来。北方是沙漠，还有燕山、阴山，山口的地方有长城，一般外面的人是进不来的。即使西边来了匈奴、突厥，东边蒙古越过草原来到内地，最后也融在了中国文化的汪洋大海中。综上所述，中国地理空间的相对封闭性和中国文化的内在包容性，构成了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两大基本原因。

 

　　东亚地区的各个文明，过去都在中国文化的影响范围内。中国文化的源头是夏商周三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百家都有自己的国家治理方案。唐人赵蕤写了一本书叫《反经》，里面提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的经历。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商鞅四见秦孝公，提出了帝道、王道、霸道、强国之道四种君主之策，其中霸道得到秦孝公的赞许，强国之道成为秦国强盛的根基。公元前771年，秦建国；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全国；公元前206年，秦灭亡。一个从建立到扩张再到统一用了550年的国家，不到15年就灭亡了。贾谊在《过秦论》里总结，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覆灭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施行仁政，打天下和治理天下的方式没有转换。所以刘邦继位后就决定搞黄老之道，清净无为，休养生息，三十税一，所有资源都是共享的，结果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汉初的几十年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快的一段时间。汉初的人口大概是一千多万，到西汉末年达到了六千万，是原先的五倍多。但自由宽松的经济政策会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贫富分化，一个是道德滑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当年马克思为什么要写《资本论》，写《共产党宣言》？因为自由资本主义（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结构）存在上面提到的贫富分化和道德滑坡这两个问题。现在全球化又带来了新的贫富分化，美国发展得最快，但贫富分化问题最严重，日本、德国的贫富分化相对较小。美国的政治家包括特朗普在内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解决贫富分化问题，他说这是贸易问题，他认为选票比较重要。

 

　　继续讲中国文化，汉武帝进一步完善了秦制，在中央设立内朝，向地方分派刺史，对地方进行监察。他建立了独尊儒术、儒表法里、德主刑辅、礼法合治的融合了法家、道家、儒家思想的一套国家治理方案。这体现了中国文明自身内部无问东西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因为按照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儒起源于山东，法是三晋来的，即山西，商鞅在秦，建立统一国家之前是陕西、甘肃一带。中国内部无问西东的思想文化整合构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结构。

 

　　汉唐时代，佛教入华，中国人对佛教思想的吸纳整合，在庙堂之上体现为宋明理学，到了山林之野就是禅宗净土。佛教是从中亚传过来的，随着佛教思想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中国的佛教演变为以中国化的方式存在。这也是一种东西方文化的结合。到了近代，同样是东西方文明的整合，晚明到清，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我们一直拒绝西方，认为华夏文明最高。

 

　　现在我们也要处理东西方交流的问题，在这里我提出一个“文化长江”的说法。自然界的长江源于唐古拉山的涓涓细流，上游是重庆，中游是武汉，下游是南京。文化的长江，源头是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战国，上游是汉代的独尊儒术；中游是宋明理学；下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过了下游的南京，长江就汇入了大海，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我们就融合了西方文明，融入了国际社会。

 

　　为了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可能会采取一些阶段性的政策，但最终目的都是在朝着构建海纳百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类命运共同体努力。

 

　　最后以陈寅恪的卓识作结：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外来思想，一方面不能忘本，这样才能构建海纳百川、美美与共的大同世界。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