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转变作风。主题教育本身要注重实际效果，解决实质问题。要以好的作风开展主题教育，对可能出现的各种形式主义，提前预判、有效防范、坚决克服。”这次主题教育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关键就在于能否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做到埋头苦干、真抓实干。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回顾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高度警惕，以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方式与措施，可以得到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一、始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保持高度警惕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警惕。早在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既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之空想的革命团体”，“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页）这其中就已经包含着对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警惕。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革命形势陷入低潮，为了争取群众、促进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在《告全体同志书》中强调，既要警惕以“机械的找些工人分子”“机械的规定指导机关工人成分的比例”（《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19页）的形式主义方式来改造党的倾向；也要警惕“不去说服群众，鼓动群众自动的斗争，而用机械式的命令或威力去恐吓群众”（同上，第716页）的命令主义倾向。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对红军中存在的形式主义作了严肃批评，他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1933年8月，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中，号召各级机关的工作人员要避免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提出“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同上，第124页）。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清理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各种错误思想，我们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整风运动。主观主义必然产生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延安整风对“三风”的整顿，实际也是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整治。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讲，其中深刻揭示了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的表现和危害，指出党内不少同志写文章、做演说充满了诸如一二三四、甲乙丙丁的符号，既不提出问题，也不分析和解决问题，就像开中药铺一般，药柜子上的每个格子都一一贴着药名。他讲道：“现在许多同志津津有味于这个开中药铺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8页）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号召全党：“要把自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向大家公开，让大家来参观，看我这个旅有没有马屎、驴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同上，第351页）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解放区各地相继召开各界代表会议。1949年9月，毛泽东在《关于各地召开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中强调，各地区在召开会议时“必须反对形式主义，每次会议要有充分准备，要有中心内容，要切切实实讨论工作中存在的为人民所关心的问题，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当作一件大事去办，否则将损害党的政治威信”（《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毛泽东十分重视和警惕官僚主义的滋长。1951年12月，他在《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中向全党提出防止官僚主义作风的警告，指出官僚主义的作风“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页）。196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的党内指示中，再次提醒全党注意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的问题，指出“五多五少”是官僚主义的突出表现，即“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7页），号召全党对官僚主义作风要时常清扫，牢固树立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初，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左”倾错误，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其中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普遍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强调：“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页）同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又指出，领导干部之所以没有完全解放思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内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2页）。1992年初，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在谈话中，邓小平再次谈及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认为“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认识和警惕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加深。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刚闭幕，习近平总书记就提醒全党：“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再次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作风格格不入，是我们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7日，第1版）回顾历史发现，中国共产党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

　　二、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方式与措施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很重视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并在实践中探索出许多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方式与措施。

　　1927年四五月间，党的五大通过的《职工运动议决案》明确提出工人领袖存在官僚化的危险，强调必须通过“工会民主化”的方式，“去健全工会组织，训练工人群众，培植工人运动人才，产生工人运动领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02页）。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在《告全体同志书》中认为，要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了解群众的要求，然后再提出党的口号，以便使党在群众中起核心的作用，“群众只感觉党的主张好，在党领导之下起来斗争，而不觉得是由于党的命令，这才是争取群众的正确的方法”（《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16页）；二是通过改进支部生活，了解一切实际的情形，使党摆脱只发布空架子的计划、脱离群众的倾向。

　　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不断扩大，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但中国共产党对如何执政并没有经验，难免出现一些问题。1933年11月，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中针对上级领导机关出现的脱离基层实际的官僚主义现象，提出“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样给他们看”（《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将《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印发参加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以期通过发扬先进经验、推广优秀典型，克服苏维埃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此外，从1932年9月起，中央苏区普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官僚主义斗争，要求党员干部下基层参加生产劳动，颁布惩治官僚主义的条例，坚决撤换官僚主义严重的干部。这些措施有效整治了苏维埃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使苏区干部养成了廉洁自律、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20世纪4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整风运动，对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错误思想进行了认真清理。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及《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将调查研究作为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确立起来。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批评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领导方法，强调要“学会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00页）来纠正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确立了调查研究制度，并通过认真学习整风文件，紧密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进行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解决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问题，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国家各项工作中陆续暴露出的贪污、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现象，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及时清除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贪污、浪费现象，遏制了官僚主义作风的滋长。1953年2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指出，在中央机关中间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很多部门脱离群众和下面的实际情况，只是一味地写决议案和指示，既不管下面能不能执行，也不去检查下面是否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现象。为此，毛泽东提议，中央机关的主要干部“应该轮流到下面去检查，经常有人在下面。检查了的回来，没有下去的再下去，又回来，又下去，这样每一个人包括部长在内都到底下去过，一直检查到基层单位”（《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页）。他认为，这样做既能够克服上面的官僚主义，也能够克服下面的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优良作风受到严重破坏，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泛滥。粉碎“四人帮”后，“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继续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这种拒绝对事物进行任何分析的方针实际上是一种形式主义，违背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978年5月，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了广泛讨论，邓小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给予有力的支持。这场大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也有利于人们从形式主义的束缚下解脱出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整治党内官僚主义严重、腐败现象不断滋生的现象。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针对不少干部由于缺少专业知识和能力而出现的瞎指挥和官僚主义指出，“办法就是学。一个是办学校、办训练班进行教学，一个是自学。要下苦功夫学。在哪一行的，不管年龄多大，必须力求使自己学会本行”（《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3页），即以学习专业知识来克服党员干部中间存在的瞎指挥和官僚主义。

　　从整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整治，继承了党的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式与措施，并根据实践的发展加以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大兴学习之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提高广大干部的思想认识；另一方面制定中央八项规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健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惩治腐败，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得到有效整治。纵观党的历史，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需要长时期的斗争才能予以克服。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有信心也有能力打赢这场硬仗，不断向人民交出优异的答卷。

　　三、党史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经验与启示

　　回顾中国共产党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历史，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经验与启示。

　　第一，提高思想认识是有效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先决条件。人的思想观念决定具体行为，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往往源自思想上的错误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为什么盛行？为什么不断有人沦为腐败分子甚至变节投敌，走向犯罪的深渊？说到底，还是理想信念不坚定。”（《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14页）在党的历史上，延安整风运动之所以成为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范例，就在于从思想观念入手，联系党员干部的个人实际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党员干部从思想上弄清楚了自己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并取得了思想认识上的一致。当前，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首先要从清理广大党员干部头脑中的错误观念入手，使党员干部从思想上认识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表现和危害，树立起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第二，加强制度建设是有效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关键一环。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同理，制度好可以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滋生，而制度不好则会使好的干部沾染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不良作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作风建设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走出作风问题抓一抓就好转、松一松就反弹的怪圈，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靠科学有效的制度。”（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9页）纵观党的历史，建立调查研究制度以克服形式主义作风，建立自上而下的检查制度以克服官僚主义作风，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当前，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根据实践的变化和新的经验，制定新的制度、健全已有的制度、废止不适用的制度，用制度约束住广大党员干部的行为，防范和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

　　第三，坚持集中清理和时常清扫相结合是有效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手段。在党的历史上，中央苏区时期的反官僚主义斗争、延安时期的整风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反”运动都是集中清理的范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同时也要看到，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惩治，不是一蹴而就也不是通过一次集中治理后就一劳永逸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邓小平也指出：“官僚主义是过去人类历史上长时期剥削阶级统治的遗留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深远的影响。因此，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也必须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3页）为此，时常清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也十分重要。当前，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坚持集中清理和时常清扫相结合，既要严抓、深抓，也要常抓。只有如此，才能有效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形成清正廉洁的党风政风。

（作者为民生智库特邀研究员、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