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这一重要讲话将是贯穿今后3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提纲要领，对此，我们很有必要仔细学习。

 

　　一、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落脚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时代，依据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特点绘制了未来30年发展蓝图，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创造性地提出“新两步走”战略，一如既往地稳步推进，一张蓝图绘到底。第一步，从2020年到2035年，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可以说，以30年为一个时代，15年是可预期的时间段，不长也不短。

 

　　在党的十九大定调子、绘蓝图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设计出了施工图，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十四五”规划不同于以往规划的特点在于，起点的时间节点有着特殊意义：2021年是继往开来的一年，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一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是一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动员令”、一道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的“开工令”。本次研讨班规格如此之高，前所未有。讲话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是“动员令”，还在于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化，讲明了新阶段、新理念的内在关系以及未来30年要干什么、怎么干、为什么这么干的问题，进一步揭示了发展阶段、发展理念产生的依据。关于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们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怎么走的问题，讲话思路清晰、方向明确、布局合理，入情入理、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翻开了“发展理论”的新篇章。

 

　　“行百里者半九十”，未来30年是99℃和再加1℃的关系，更加关键。2021年是新的起点，过去，我们主要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破除发展当中的障碍；未来，我们需要的是愈加缜密、严丝合缝的战略安排，加强顶层设计，强调整体性、配套性。

 

　　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人的百年历史责任担当

 

　　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宏愿。

 

　　最早的现代化就是指工业化，如洋务运动时期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对现代化的认识逐步深化，具体来看：

 

　　1.改革开放前

 

　　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工业化的战略目标，并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章中进一步提出：我们一定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1964年底至1965年初，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出“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经典表述一直没有改变，“四个现代化”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改革开放之后，“四个现代化”继续成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指引。

 

　　2.改革开放后

 

　　现代化表述的丰富、对现代化认识的深入，都与改革开放以来温饱问题的解决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内容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涵是不断深化的。从“一化”就代表了现代化逐渐转变为“四化”，虽然维度增加了，但仍着眼于物质、技术和装备。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把现代化引向了小康社会，提出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使现代化的内涵更加全面、综合；同时提出了“三步走”战略，时间上是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中叶。党的十三大将现代化的内涵拓展到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领域，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增加了“和谐”，把构建和谐社会也纳入现代化的目标，把民生等社会建设问题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于是相继出现了“三位一体”“四位一体”的提法。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拓展到“五位一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

 

　　1979年，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邓小平同志将现代化与小康社会、人民的切身利益和富裕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前所未有的。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转向、理论创新。现代化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将原来重化工的产业结构调整为“农”“轻”“重”协调发展。

 

　　1987年，邓小平同志会见西班牙客人时提出“三步走”战略构思，即第一步目标，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已基本实现；第二步目标，1991年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目标，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在时间方面，党的十三大确立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现在来看可以提前15年实现。

 

　　1997年，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如期完成前两步后提出“新三步走”战略：21世纪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建国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党的十七大增加了“和谐”的内容，提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增加了“美丽”二字，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改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路线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对党的十九大内容、任务的细化，从而制定了蓝图。我们能够看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史当中的责任担当，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走出了关键的一步。“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这一战略安排落地有声。

 

　　三、新发展格局：内外条件变化的战略选择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梦的条件和依据

 

　　目标和蓝图以及他们的实现，都是以条件为转移的。所以，条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内因。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上。

 

　　1979年，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明确，“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了规范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申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正式提法回归了党的八大确立的基本路线。

 

　　1997年，党的十五大再次强调，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仍处在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2002年，党的十六大强调，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2007年，党的十七大重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第二，外部。所谓外部条件的变化，主要是我们如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问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什么？建党95周年提出了“三个前所未有”，即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

 

　　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第23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的致辞中提出“三个前所未有”，即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

 

　　可以说，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既影响了外部条件的变化，也影响了我们未来的发展格局。在21世纪的前十年，我们接连超过了除美国之外所有发达国家，包括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2019年，美国GDP为21.37万亿美元，中国GDP为14.34万亿美元，是其67%。世界银行发布的《购买力平价与世界经济规模——2017年轮国际比较项目（ICP）结果》显示，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在2017年底正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英国智库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发布报告预测称，中国将在2028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是2030年，这是挡不住的趋势。

 

　　（二）内外条件变化的战略选择——构建内外双循环、双驱动的新发展格局

 

　　从内外因素来看，根本格局的改变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要争取主动。因此，我们的发展战略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定位和选择。这一转变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的蓝图中已经体现出来了，同时在这一次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被表述得更清楚——我们的战略选择是构建内外双循环、双驱动的新发展格局。

 

　　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谋划未来，要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

 

　　立足国内大市场，办好自己的事，稳固基本盘，这是我们的底气所在。中国有14亿人口，城镇化率不到60%，距离“城镇化的天花板”还有一段距离。过去10年，每年平均以一个百分点的递增来计算，我们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80%）也要10-20年时间。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将有1400万人进城，居民消费需求提高1.6个百分点，增加1.2万亿元的消费和投资，带动房地产、基建、公共卫生、教育、医疗、环保等诸多行业，甚至还有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空间腾挪所产生的数据未在其中。

 

　　所以，中国有着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和增长空间：每年新增人口就有1500万人，现有劳动力超过8亿人，每年毕业大学生800多万；作为制造业大国，每年增加值达到4万亿美元；工业产品门类齐全，拥有全产业链的制造业体系，在220多项工业产品中多项产量世界第一，有着超强的供给能力；在当今世界外部需求疲软、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国内需求和供给潜力不竭，更突显独特的发展优势。时势在我，这是定力所在、信心所在、决心所在。

 

　　国内大循环，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眼于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继续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垄断，强化政府管理的自我革命，降低市场供给门槛，降低物流、人才流动的交易成本，消除中间的堵塞，实现内循环畅通无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本质在于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做到坚如磐石，不能一有风吹草动就手足失措、压不住阵脚。

 

　　产业结构全面优化升级、向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型，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所在，即提升创新力、竞争力，增强供给体系的韧劲。为此，我们要靠深化改革和科技创新“两轮”驱动、相互促进，全面加强对科技创新的部署，集合优势资源，有序推进创新攻关“揭榜挂帅”体制机制，加强创新链和产业链对接。同时，要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建立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释放内需潜力，实现更高效率、更高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经济高水平的动态平衡。以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做后盾，在稳固基本盘的基础上继续全面对外开放，利用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循环的效率，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水平。

 

　　（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过去几年来，我们围绕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钉钉子精神稳步推进，如期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目标。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各方面共推出2485个改革方案，改革目标任务总体如期完成，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

 

　　在全面依法治国方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制定了全面依法治国的纲领性文件，由中央全会来专门讨论和落实法治建设，这在中共党史上还是第一次，可见其受重视和关注的程度。随着民法典的施行，国家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治理能力进一步提高，全面依法治国取得阶段性成果。

 

　　我们要特别谨记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这也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我们抓住关键少数。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就是在抓关键少数，我们要深入学习。加强党对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也是根本特征。

 

　　桁林：新征程、新阶段、新理念、新战略（4）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2021-02-26 09:22宣讲家网桁林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字号：

 

　　摘要：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本期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桁林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历史性意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实现共同富裕出发，分享了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心得。

 

　　四、共同富裕：未来持续发展的动力

 

　　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我们所有的制度改革都是围绕着这一关键问题展开的。如果两个国家都达到了小康水平，总量和人均指标大致相当，其中一个结构比较匀称，而另外一个贫富分化差距较大，那么这两个国家的社会稳定性的差异就是显而易见的，即前者的稳定性、抗风险能力显然要强于后者，而后者恰恰陷入发展起来之后的陷阱之中。所以，我们的高质量的小康社会，不是只有少数人富有而多数人贫穷的小康社会。从维护社会稳定这一大局来看，我们也要强调共同富裕，尤其是在发展起来之后要更加注重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的本质，一是着眼于生产力的发展，二是着眼于实现共同富裕，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此，我们要防止走向极端，导致两极分化现象滋生扩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在总量与人均达标的同时还要满足结构性条件，方能反映其全面性、稳定性。小康社会是否稳定、是否可持续，关键在于结构是否稳定、是否惠及大多数人。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全面性”正体现在这里，即收入分配结构呈正态分布时，过于富裕和过于贫穷的都是极少数，大多数人都处于中间水平、收入结构的中间层，而中间层分布是否均匀直接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党的十九大报告12次提到公平，与国内发展有关的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竞争公平，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企业优胜劣汰，其中就包括司法公正；二是社会公平，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一）要认清“共富”的自身逻辑与先决条件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共同富裕，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内在逻辑，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先富”政策着眼于克服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可以说，没有“先富”一定不会有共同富裕，反而会陷于共同贫困状态而难以自拔。当然，“先富”也并不必然导致“共富”，“共富”有着自己的逻辑和先决条件，其前提是不能损害效率。

 

　　第一，“共富”政策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的影响是有限的。超过一定限度，不仅有损效率、影响产出，还会导致逆向选择，如资源闲置、弃之不顾，甚至还出现撤资、跑路等现象。计划经济最终让位给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应有的动机和动力，也就失去了活力。任何措施都不如价格机制来得简单、直接和管用。促使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最有效办法，也是唯一的途径，就是赋予它们正常合理的价格和回报。一般来讲，提高税率时，税收总额也会相应增加，但增长幅度不如税率提高得快，呈递减性，超过一定限度，税收反而会减少。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平衡的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也是我们制定最优汇率的目的。

 

　　第二，市场竞争性和资本流动性有碍于“共富”政策的实现。这两方面是制衡关系，由于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对国际投资竞相拉拢，导致招商引资的普遍优惠，力度一个赛过一个，如“三减两免”、土地“零作价”等。地区间资本流入和流出就成了未来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风向标，显然对于“共富”政策也是一种限制，这是我们在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当中必须要关注到的，也涉及未来经济的持续发展。所以我们讲，见汤见底的“大锅饭”非但不是共享，而恰恰是改革的对象。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阐述共享原则时有一个明显变化：不再单提共享，而是将共建共享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恰好说明了共享不是单纯的社会财富再分配，而是着眼于未来发展，满足社会化生产的要求。

 

　　第三，共建是共享的前提条件，没有共建就没有共享的资源。共建是为了更好地共享，而共建也是社会再生产的需要，即过去不需要和做不到的在现代技术和分工条件下成为需要和可能。只有建立在共建共享基础上的相互合作关系才能不断做大，这在处理国际国内经济关系时已成为一项重要的原则，也是新发展理念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共享的上述特征非常重要，即要纠正人们认识上和工作中的误区，以为富起来之后就可以全面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无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

 

　　（二）要认清“共富”的根本不在两极，而在于大多数人

 

　　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在哪里？在于发挥大多数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共享型发展方式必然成为新时代的主题，这也是新发展理念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什么是真正的共享？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共享？我们不能只在公共财政、福利经济上做文章，必须落脚到社会生产和财富创造上，必须着眼于创造社会财富的主力军，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间层收入者。这些人的利益有没有得到充分保障、主动性和创造性有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才是共享型经济的根本所在，才是最大的共享。离开了这个根本点，谈其他的都是“南辕北辙”。

 

　　与此对照，两极分化就存有歧义。要说收入差距拉大就是“两极分化”，显然名不符实。正常的收入分布状况，有其常态的结构：正态分布，中间分布密度大，高收入和低收入两头所占人数少，呈纺锤形。只有中间层大量沦为低收入阶层，才能说明收入分配结构恶化，也才是两极分化的本义。在整个收入分配结构中，真正筑底的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间层。如果中间层收入是趋于提高的，所谓的“分化”只是整体向善的第一步；反过来，收入分配状态整体趋恶也是从中间层收入“分化”开始的。中间层形成了收入分配的洼地，才是收入分配结构恶化的开始。

 

　　毫无疑问，收入分配结构恶化是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凶，主要是由初始资源分配不公造成的。初始资源分配不公会扭曲竞争规则，让大部分人输在起跑线上，由此产生一系列后续的连锁反应和马太效应，收入分配结构越加恶化。我们为什么要破除垄断？就是要破除发展起点上的不公。分化是中间层的分化，重点不在两极。两极分化只是浮现出来的表面现象，所以不能只讲两极，而应更多关注中间层的结构变化。关注两极分化是为了聚焦和预测中间层的动向，只有中间层大多数人有了新的更好的发展机会，整个收入分配结构才得以不断改善，缩小两极分化才有了原动力。消除两极分化主要是消除中间层的分化，这也涉及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潜力。消除两极分化应着眼于让占人口大多数的中间层有新的发展机会，最大化发展生产力。这是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的根本所在。

 

　　所谓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首先是经济主体能有独立意志，市场有确定的规则，能够预见到行为的后果。只有完善市场制度，健全市场秩序，才能促进各方面的资源和要素的有效投入。如果不依法办事，没有稳定的预期，就不可能有更多资源和要素的投入。

 

　　所以，真正的共享是把各种资源要素调动起来，使得中间层的大部分人有新的发展机会，破除掉各种垄断。对于少数贫困人口、“最后的硬骨头”，我们可以通过财政、再分配、社会援助等各种各样的方式解决。机制性、关键性的是大多数人，是再生产关系当中持续发展的动力，这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的。

 

　　（三）必须要实现从制度的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

 

　　制度现代化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要害在于实现什么样的制度现代化，制度现代化被赋予什么样的内容，这些才是实质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制度现代化所要实现的目标，是要“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所有制度设计、各个环节，都要围绕着这“三让”来实现、展开，这是点睛之笔。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制度现代化的准绳，制度所要达到的程度就是制度现代化实现的程度。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其目的就是“三让”，这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推动政治发展的根本力量。制度现代化要着眼于人，充分挖掘并发挥每个人创造社会财富的潜力，现代化发展的根本方向就是人的现代化实质所在。

 

　　第一，围绕着社会财富创造这条主线做大文章，意味着整个社会转向了以经济建设和创造财富为中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环节，全神贯注抓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尽管历史上的每个社会都以经济为基础，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把物质财富创造提到如此高度，这是过去任何时代都不曾有过的现象，也是唯物史观当代性的表现。

 

　　第二，生产方式的重心下移到普遍个人的层面，尽可能地调动一切生产要素投入和创造财富的积极性，触及之广、之深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所没有过的。生产要素价值实现的背后，是人的价值的实现，归根结底是在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注重普遍的正向激励，做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使得整个社会形成最大的合力。

 

　　“三让”反映了以经济建设和创造财富为中心且具有包容性的制度特征。只有这样的制度才会带来更广大的社会合作秩序，才能容纳以前社会所容纳不了的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社会财富是自动涌现的、源源不断的，不需要外力强制推动。在当前以内循环为主的条件下，这样的合力更加宝贵，也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潜力所在。

 

　　这样一条真理性的认识是历史发展的“大道”，人类社会正在不断靠近这条“大道”。人类社会有理由对这条“大道”表现出乐观向上的期许，无论路径多么曲折，这条“大道”就在那儿，这是我们过去70年反复实践得出来的经验。只有走这条“正道”，我们的发展才是良性的、可持续的，才能使越来越多的人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从而施展个人的抱负，表现出人的价值的普遍提升和对人的普遍尊重。所以说，人类社会不断地趋向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又跟整个社会财富的创造息息相关，且相关性越来越强，如同《共产党宣言》中讲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第三，要着眼于人的现代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是从兜底的角度实现挖掘并充分发挥每个人创造社会财富的潜力这一根本目的。这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正是人的现代化实质所在。唯物史观立足于社会财富的创造，也就是既不能离开社会财富的创造来谈个人的自由发展，也不能离开社会财富的创造来谈公平分配。所以，我们决不能只着眼于分配结果而不以生产为前提，否则结果可想而知。

 

　　总之，制度现代化要以“三让”为准绳，制度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之间不存在根本对立，而且制度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的应有品质。从制度现代化到人的现代化是认识上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即要着眼于人，不仅要实现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产要素的价值，还要充分发挥人的潜能。人的现代化是制度现代化的根本目的，也是其最终尺度。所以，立足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未来3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就是发挥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实现共同富裕。

 

　　桁林：新征程、新阶段、新理念、新战略（5）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2021-02-26 09:22宣讲家网桁林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字号：

 

　　摘要：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本期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桁林从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历史性意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实现共同富裕出发，分享了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心得。

 

　　结语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改革就是要革除阻碍发展的不合理制度，创新就是要创造更加合理的制度。制度改革是发展的首要条件，“人心齐、泰山移”，如何吸引人财物形成合力，产生更大的生产力，就是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未来30年发展的着力点。

 

　　最根本的发展，不在各种硬件设施上，而在于制度现代化。现代科技、设备及其他硬件设施，固然是发展和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也只是其“外衣”，是人在研发、操控、驾驭技术和设备，只有在激励相容机制下，它们才能活灵活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于现代化理论的创新、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一次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