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化必须面对的三个基本事实：第一是经济全球化收缩，被称为超级全球化的时代进入矛盾冲突对抗增多的下半场。第二是全球贸易投资减速，去年全球直接投资规模下降42%8000多亿美元，今年预计继续下降5%到10%。全球贸易预计萎缩9.2%，今年预计恢复到7.2%。第三是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调整。也就是常说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越来越短，越来越本地化，越来越区域化。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呈现中央所强调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中美则是这个大变局的关键角色、重要变量。尤其拜登政府的对华策略，跟前总统特朗普有所不同，奥巴马当初宣称美国要再领导世界100年，即新世纪美国依然处于全球领导和支配地位。特朗普上台后声称要美国再次伟大，拜登上台宣称美国又回来了，体现了“建制派”要履行美国的大国责任；重视美国传统的盟国体系；推动价值观外交。中美关系也因此面临新变化。一个重要因素是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用一组数据来看，1990年中国占美GDP6.62%，2020年占比超过70%；预计2026到2028年，一些权威机构预测中国GDP有望超过美国。IMF预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已经超过。

　　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相比，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其中重要一点是特朗普政府采取的更多是中美消极对抗方式，表现在关税战、科技战、规则战等等。而拜登政府可能更多采取“建制派”打法，团结美国传统盟友，更多与中国展开一场积极的制度竞争、科技竞争和价值观竞争，中国未来竞争环境将发生新变化。

　　刚才讲到三个基本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全球化到了下半场，上半场存在三个推动力：开放、创新、市场化，世界经济呈现越来越开放，越来创新和越来越市场化。世界经济增长也进入黄金期。对中国而言，从党的十六大开始，党的文件以及对国际形势的判断都强调，这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就是能够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把握经济增长黄金期，就能够进入到中华复兴的快车道。这其实也是经济全球化上半场的一个基本特征。另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三个动力驱动了一件事，即，全球经济效率的提升和经济福利的增进。但这个时期也是社会政治经济矛盾不断积累的潜伏期。在此期间没有解决好一些全球性、区域性和一些国家内部公平分配问题；一些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加剧及其它深层次问题；世界经济在全球化时代出现了泡沫化、虚拟化和空心化的问题等。1990年以来，全球化出现两次大的泡沫经济。一个是九十年代的IT革命和IT泡沫，以及2000年后的金融泡沫与房地产泡沫。到了全球化的下半场，全球化上半场积累的矛盾，到下半场转化为三重危机：一是全球性的货币危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高频率发生的时期；第二呈现为全球性的政治、社会危机频繁发生的时期，突出的表现为美国贸易投资技术等保护主义倾向明显抬头；英国脱欧；全球化红利和创新红利的分配越来越不平衡、不协调、不公平，引发了全球化旗手内部出现严重政治和社会危机。第三个危机，无论是全球化的历史还是现实，都出现了“修昔底德陷阱”，即，大国之间的冲突和对抗。1870年到1913年的全球化激化了英法与美德之间的矛盾，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当前，我们讲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出的表现为中美之间的冲突和对抗。那么，在全球化下半场如何在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为此，首先要胸怀两个大局，一是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大限度避免中美两个大国由竞争冲突对抗逐步升级，走向中国国家领导人在G20大阪峰会所指出，“要避免因一时短视而犯下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另一个大局就是中华复兴的战略全局。大势、大局、大策，对中国而言，就是轻易不能犯常识性错误。这就是要保持平常心。第二，全球化下半场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表现为“三新”，中国发展确实进入新阶段，改革开放四十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这一页已经翻过，进入新三十年的新发展阶段。过去四十年重点讲了三个故事，一个是市场经济的故事，二是外向型经济的故事，三是工业化的故事。新发展阶段，除了继续讲好这三个故事，还要讲好三个新故事。一是讲好创新的故事，也就是新三十年推动我们的科技创新，推动“中国大脑”和“世界大脑”的构建，推动全方位高质量发展，也就是新三十年如何回答李约瑟之谜？钱学森之问和周期律，这是一场国际拔河，中美两个大国在较量；科技领域也被一些美国朋友称为决定两国命运的生死存亡之战，在此形势下，如何从两国战略竞争，战略对抗，战略脱钩，选择性脱钩，走向战略合作，这是新30年要讲好的故事，也就是中国未来30年的发展需要世界大脑，世界大脑离不开中美全方位的创新合作。这是要做好的一篇大文章。第二篇，就是新30年要讲好法治的故事。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法治的现代化。这就涉及我们下一步的体制机制如何对标国际高标准并相互衔接。那么，什么是国际的高标准？谁代表国际的高标准？我们应当如何衔接和对接？这是我们新30年需要讲好的新故事。第三个故事，就是要讲好共同富裕的故事。我们过去4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新30年要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而且要分阶段分步骤推动共同富裕，是新30年要讲好的一个新故事。从这个角度，意味着如何适应新发展阶段，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是我们需要做好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即贯彻新发展理念。我们都知道新理念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创新要成为第一动力，下一步如何构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共性研究和公共技术研究、开发和试验研究等创新链，我相信在新发展阶段，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全社会都会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我相信未来无论是大学还是科研院所还是头部企业，在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都将大幅上升。我们知道2020年，全社会研究与试验经费投入是2.44万亿，研发强度2.4%，在全球也是比较高的标准，而且我个人预测未来十年，珠三角投入创新的经费，累积可能达到四万亿。长三角投入创新经费，累计可能超过八万亿，从这个角度，中国确实到了新发展阶段，如何使这么一大笔资金和资源产生更高的效率和效益，能够推动全员劳动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涉及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生态以及跨境创新网路问题，这是下一步必须解决的问题。此外，新发展理念的绿色发展，要成为普遍形态，2030年前要达到碳达峰，2060年前达到碳中和，这意味着下一步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新旧结构转换，新旧模式转换围绕着绿色发展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在这些方面，我们和美国，和世界也都存在如何更好开展合作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构建新发展格局。

　　主要是三句话，一是确立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用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话讲，这是一个长期战略部署，为此，下一步如何将扩大内需作为重要战略基点，如何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如何推动全国统筹和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如何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实现倍增，如何推动农村剩余人口市民化等，这些都是下一步要解决好的问题。这里面需要回应一个问题，也就是确立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是越来越封闭的方式发展还是通过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如果是按照更高水平开放的路径走，将有三个指标体系亟待建立。一是市场开放的指标体系。也就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平均关税率持续下降，非关税措施持续取消；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和效率进一步提升，降低贸易投资成本；服务业市场准入大门越开越大。这四个方面其实都可以通过指标体系、统计体系、评价体系，通过绩效考核，建立起约束性的硬指标。从而保证未来建立国内大循环是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条件下推动的。第二是制度型开放。也要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如规则规制管理标准，是越来越和国际高标准制度相衔接和相对接还是相偏离，可以用硬性指标来衡量。第三是知识型开放。即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以及开发和试验研究等，开放创新、开放合作以及开放共享，是可以用指标体系进行衡量的。在此基础上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样一来，中国下一步高质量发展就会上新台阶。

　　第二句话，就是构建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认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深耕东亚，二是深耕“一带一路”，三是深耕美欧生产网络。我个人预计新冠疫情结束后，全球会出现需求东移，供给东移，创新东移，服务东移，资本东移，货币和金融合作东移等全球性新趋势。关于创新东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发表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指出了一个全球性创新趋势，就是创新格局的东移，而且国际新增加的专利的百分之五十，是用汉语、日语、韩语写成。要知道全球知识和服务东移，我们可以看一些国际权威机构的报告。我们如何把握住东移的趋势？首先要做好中日韩FTA的谈判，中国在中日韩区域合作中扮演什么角色？第二就是RCEP，原来是“10+6”，现在是“10+5”，我称之为包容性的区域贸易协定，下一步如何落地并上新台阶？以及中国将扮演什么角色？第三是中国已经宣布积极考虑加入CPTPP。那么，中国要考虑一种可能性，未来两年甚至更长时期内，美国可能重返CPTPP，此外，英国也正式提出加入CPTPP，这对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是积极的。我认为，对于中国的进步，过程比结果重要，在未来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如果中国能够真正在一些结构性问题、体制性问题，如国有企业问题、知识产权问题、工业补贴问题、产业政策问题，劳工标准问题，环境标准问题等取得实质性进步，我们的制度开放和制度进步、法治进步都会再上新台阶。

　　下一步如何培育新形势下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我想重点谈一点，如何避免落入“萨缪尔森陷阱”。这意味着随着我们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的不断转型升级，不可避免地会和美国、欧洲、日本核心竞争利益和重要领域形成竞争性关系，也就是会动美日欧发达国家的“核心奶酪”，同样，也不可避免地会动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奶酪”。在此情形下很容易形成对抗和冲突。如何在未来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就必须妥善处理和应对竞争、冲突和对抗。我以为，我们过去和美日欧贸易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主要是互补性的，随着我们转型升级，会越来越呈现竞争性部分，出现“萨缪尔森陷阱”，未来如何在转型升级以及崛起为制造型强国过程中，和美日欧形成更高层次的互补性结构，包括贸易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都是未来要着力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同美欧日，也包括新兴和发展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等。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如何形成差异化结构？不要动别人为数不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奶酪”？这意味着，互补包括差异化互补、共享性互补、合作型互补，都是我们下一步贸易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中国如何能够给别人提供“奶酪”，而不去动别人的“核心奶酪”，以及为数不多的“发展奶酪”。这也是我们未来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在此情势下，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到了新发展阶段，作为负责任大国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必然回答的问题。

（作者为民生智库特邀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原秘书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