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延安，中国革命的圣地。从这里开始，刚刚结束长征的红军走向抗日前线；从这里开始，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烈焰越烧越旺；从这里开始，一个年轻的政党进一步走向成熟。

 

　　从抗战时期有志之士、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奔赴延安这一现象，看中国共产党何以从西北一隅走向全国、震撼世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延安是革命圣地。延安时期是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时期。”

 

　　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集中体现在“两点一存”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随后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也为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当时的延安成为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党在陕甘宁地区的革命活动，建立了光照千秋的历史功绩。

 

　　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每一个时代的知识青年往往会率先参与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抗日战争时期的知识青年成长于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环境中，一方面，他们承接了传统读书人“修齐治平”的理想，担负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义，经世致用和赤诚报国是他们的普遍追求。另一方面，他们受到西学和“五四”新传统的影响，民主自由也成为他们的普遍追求。因此，这一群体无疑会率先参与爱国与民主的历史潮流，其所去所从是抗战时期先进性所在的风向标。据不完全统计，九一八事变后仅上海一地，学生界先后成立的抗日团体有35个，所组织的抗日集会达67次，发表的抗日爱国宣言、通电达94个。

 

　　陈云同志曾强调，“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胜利，谁就可能得天下”，“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日本帝国主义抢，国民党抢，我们也要抢，我们抢得慢了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当时，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三方势力都在争夺知识青年，而对比各方面实力，中国共产党都处于弱势，延安的生活也最为艰苦。另外，国民党在通向延安的周围路上封锁、扣留、迫害、驯化知识青年。比如，1939年，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周围驻屯大军二十余万，发动民夫修筑三道封锁线，而于远道北来的青年学生及职军往来人员，或被扣留暗杀，或被监禁于劳动营。可见，通往延安的路上险阻重重。

 

　　即使这样，仅1937-1938年，先后经各种途径奔赴解放区的青年学生、学者、艺术家以及外国专家、归国华侨等共有6万多人（含到延安的4万多人），远超1937年初中共党员4万多人的总数。另外，抗战时期来华的外国人也有约4200人。这充分证明延安在当时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圣地，更是无数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那么，面对这组数字我们不禁思考，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知识分子要到延安去？首先，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是说，我们全民抗战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正如2015年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工作结束时所强调的，“政治方向对一个党、一个党的组织、一个党员干部来说都极端重要”。其次，当时的延安之所以成为进步青年心中的革命圣地，先进分子心中的民族希望之所在，是因为它的民主平等、团结进步、朝气奋发……归根结底是因为它坚定的理想信念以及由此焕发的蓬勃生机和磅礴力量。到延安去，是一代热血爱国青年的心灵呼唤。“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

 

　　一、七七事变之后的中国抗战形势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对此，蒋介石采取了清政府“以夷制夷”的故技和“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的不抵抗主义。而中国共产党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多次发表宣言（谈话），高举抗日旗帜，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并提出中国工农红军准备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

 

　　长征期间，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络中断了。在此期间，1935年7月，共产国际历史性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作出了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根据会议精神，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八一宣言》。1935年11月中旬，张浩受共产国际委派辗转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向中央领导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并将《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做了详尽汇报。听完汇报，毛泽东等同志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与中共中央在长征路上坚持的北上抗日方针是基本一致的，同意《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方针。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召开，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者。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做好开赴前线的准备。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这种形势迫使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日本的态度。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解决事变的最低限度条件，表示了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但在日本政府所谓“不扩大方针”和“就地解决”的烟幕影响下，中国政府仍希望能够把七七事变作为“局部事件”，通过外交途径求得和平解决。当时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和驻日大使许世英同日本进行磋商，第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同华北日军进行谈判。7月下旬，日军大批增援部队到达中国，向北平、天津发动大规模进攻。第二十九军官兵虽英勇作战，但未能挡住日军的猛烈攻势。副军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在南苑战场牺牲。7月28日夜，宋哲元等奉蒋介石命令率部从北平撤退到保定。7月29日，北平失守。7月30日，日军占领天津。8月初，日军以30万兵力，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向华北腹地大举进犯。

 

　　上海是中国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也是英、美、法等国在华利益集中的地区。为了直接打击国民政府，并对西方各国施加压力，日本政府决心把战争迅速扩大到上海。日军在上海早就驻有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陆战队。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决定向上海增派军舰和特别陆战队，并加强其驻淞沪的海军第三舰队。驻上海日军一再向中国军队寻衅。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和一名士兵驱车闯进虹桥机场进行武装挑衅，被中国哨兵击毙。日军以此为借口，要挟国民政府撤出上海保安队和拆除防御工事，并向上海增兵。8月11日，国民政府令京沪警备司令官张治中率第八十七、第八十八师等部开赴上海市区组织防御。8月13日，日军在虹口、杨树浦一带抢占有利据点，并向国民党军队进攻。这就是八一三事变。张治中率部奋起抗击，国民党空军也出动参战。淞沪战役由此开始。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日本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8月20日，国民政府颁发战争指导方案，全国就此划为五个战区。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讲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讲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国共合作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异常兴奋地表示：“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11月，她发表声明指出：“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农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孙中山知道没有这些劳动阶级的热烈支持与合作，就不可能顺利地实现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于1937年7月31日被释放出狱，他们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战团结。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七七事变后，向国民政府提出普遍动员武装民众、实行民主政治等政治主张。10月，其领导人章伯钧等从香港回到南京，积极参加抗战工作。国民党内的李济深、陈铭枢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从1936年两广事变时的反蒋抗日转到拥蒋抗日的立场。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都表示拥护政府抗战，拥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全国的抗日救亡高潮深入到城乡各个社会阶层。学生界、教育界、宗教界、妇女界纷纷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组织，上海、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的工人群众纷纷组织抗日义勇队、宣传队，支援前线，参军参战。

 

　　在日本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面前，中国民族工商界人士也表现出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踊跃认购救国公债，为前线将士捐赠物资。华中、华北地区的许多工商界人士抱着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把自己的企业搬迁到西南和西北后方省区继续从事生产，以支持长期抗战。上海著名实业家胡厥文等克服重重困难，积极组织民营厂商内迁。上海进步实业家沈鸿在八路军办事处协助下，将其所办的五金厂的机器设备经西安迁往延安，这对以后陕甘宁边区的工业生产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祖国的神圣抗战，牵动了千百万海外华侨的心。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广大侨胞，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世界各地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各种方式支援祖国的抗战。上海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东南亚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等立即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1938年10月，东南亚各国的40多个华侨救国团体的代表在新加坡集会，一致决议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推选陈嘉庚为主席，其分支机构遍布南洋各国。在美洲的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发动美洲侨胞以长期募捐支援祖国抗战。他于1937年10月发动美国纽约市54个华侨团体，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波士顿、旧金山以及南美一些国家的华侨，也先后建立了支援祖国抗战的团体。在欧洲、澳洲（大洋洲）等地的华侨，也纷纷建立起各种抗日救国团体，积极筹集现款和物资，进行抗日宣传，抵制和阻运日货，组织华侨青年回国参军参战，为增强祖国抗战力量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中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发展起来。在这个旗帜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开始了中国近代以来空前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毛泽东在论述这个统一战线的意义时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毛泽东还指出，“共产党和红军不但在现在充当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

 

　　七七事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而在此之前，作为中共领导人的毛泽东就一直密切关注着世界局势。在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便曾透露出中美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想法。1940年，毛泽东指示中共着手加强与美国的外交联络。可以说，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开端。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美两国也结成战时同盟。1944年7月，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双方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外交联系。这标志着双方半官方关系的建立和军事合作的开始。毛泽东曾指出：“现在我们有三条统一战线，一条是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条是东方的ABCD（美、英、中、荷）阵线，一条是英、美、苏的联合行动，有这三条统一战线，法西斯一定会打倒的。”

 

　　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具体来看：第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大力推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第二，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积极投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三，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作出重要贡献。举个例子。1937年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经周恩来、刘澜波介绍，阎宝航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展统战工作，收集重要情报，获得“德军进攻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百万关东军在东北的全部材料”三份重要战略情报，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抗战时期延安成为数万青年向往之地的七个因素

 

　　客观地说，从1937年7月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国民党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但是在抗战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就采取了消极抗日的方针和分裂、妥协倾向。这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将改造社会，振兴民族之希望寄托于政府的觉悟和力量，他们在政治上具有依赖性。抗战时期严酷的社会现实，使得知识分子对依赖对象和救亡途径作出了新的抉择。他们不得不抛弃对推行片面抗战路线的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寻找民族的、精神的新“支点”。

 

　　正当广大民众对国民政府、对蒋介石的抗日救亡之厚望逐渐消失之时，共产党人却站在中华民族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毅然决然地肩负起抗日救亡的历史重任，独立自主地广泛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使敌后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边区成了一方抗日的热土，延安成了共产党的红色首都，成了有志于抗日救亡与正在流亡中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地方。正如许纪霖在《最后的士大夫，最后的豪杰——纪念李慎之先生逝世一周年》中说的：“当时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要抗日，国民党不抗日，共产党要抗日；要民主，国民党搞专制，共产党反专制。我们是带着自由民主解放的理想奔向共产党的。只要你当年内心还有一点热血、一点良知，你就不会选择走另一条路。”这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感受的真实写照。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十三年，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的成熟期、理论上的定型期、政治上的辉煌期。红军长征到了延安之后，毛泽东就开始更加发奋读书。他大量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不朽著作。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而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最终在党的七大上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对共产党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也在思想战线上发动攻势，且愈演愈烈。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作了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并作题为《整理党务之要点》的讲话。所谓“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就是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蒋介石借口抗战的需要，声称人民群众不会运用民权，现在不能实行“宪政”，只能实行“军法之治”的“军政”。国民党的“宣传家”也声称：“中国有了三民主义就够了，用不着社会主义”，并认为共产主义“不合于中国的历史道路”。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也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要求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民族资产阶级的有些代表人物，虽然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抗战不力表示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战争的前途，也抱有疑虑。

 

　　于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就成为一个关系重大的理论问题。1939年底、1940年初，毛泽东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有力地揭露和批判形形色色的假三民主义，论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的区别，以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从而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纲领，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毛泽东分析三民主义发展的历史，比较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的异同，指出孙中山重新解释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同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政纲的基本点是相同的，所以共产党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但是两者又是有区别的。它们是以不同的世界观为指导的两种思想体系，两者在现阶段的某些具体政策不完全相同，革命的彻底性不同，革命的前景也不同。

 

　　毛泽东指出，中国现时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他还说明，这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阶段，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连接。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是：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经济上，没收封建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在文化上，有三大特点，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因此，这些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是既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

 

　　毛泽东认为，当时世界上有三种社会制度，一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二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三是几个民主阶级联合的社会制度，而中国只能走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各民主阶级的社会制度。另外，毛泽东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胜利应使中国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但中国既不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也还不可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提出并论证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明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前途的过渡阶段。

 

　　中国无产阶级怎样实现自己的领导呢？毛泽东总结党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他把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问题提到政治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并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起来，精辟地论述了“三个法宝”的丰富内容和它们的相互关系，使这些中国革命的经验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在延安时期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赢得了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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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东：【学党史】延安为什么会成为数万青年向往奔赴的抗日热土（4）

 

　　2021-04-23 15:13宣讲家网王东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教授、博导字号：

 

　　摘要：延安在抗战时期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圣地，更是无数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据了解，全面抗战初期的1937-1938年间，先后经各种途径奔赴解放区的青年学生、学者、艺术家以及外国专家、海外华侨等有6万多人，而这其中有4万多人是延安的知识分子。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知识青年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教授王东就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其中的答案。

 

　　（二）知识分子的爱国情结和社会使命感

 

　　面对民族危亡，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爱国情结和社会使命感驱使其走向延安。忧国忧民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情感品质，源远流长。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化，这一情感品质已逐渐地积淀为一种制约与影响知识分子思想及行为的人格文化，成了近代知识分子的一种价值取向。饱经内忧外患、敢于反叛传统、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自觉地担负起拯救民族、振兴中华的重任。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具有忧国忧民的这一爱国主义品质的中国知识分子纷纷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据不完全统计，仅上海一地的学生界先后成立的抗日团体就有35个，所组织的抗日集会达67次，发表的抗日爱国宣言、通电达94个。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爆发，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感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走上了一条以自身为主体的救亡道路。抗战全面爆发后，一部分知识分子毅然奔赴延安，这是忧患意识、爱国情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急剧的、必然的反应和取向。

 

　　与此相适应，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形成了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从士大夫的“进则仕，退则隐”的处世态度，到“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铁肩担道义”的救世意识，以及毛泽东一代知识分子的“谁主沉浮”的治世雄心，均承续和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传统品性。在救亡图存的严酷的现实面前，知识分子不得不改变既定的经世目标，而与工农大众一起肩负起抗日救亡的时代重任，在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和人生命运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救亡图存，就是抗战。可以说，从这一个时刻起，几乎每一个有良知、有觉悟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像受雷击一般从惊恐中跃起，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中去。

 

　　（三）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的影响

 

　　从理论上看，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系统、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使广大民众和知识青年看到了救亡图存的希望。

 

　　从实践上看，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主力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歼敌一千余人，取得了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第一场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许多人由此相信共产党不但坚决抗日，并且是有能力战胜敌人的。抗战初期奔赴延安的上海青年李仁寿（音）曾说，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声中传来了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大捷的消息，我们也就更加倾向坚决抗日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国民党采取了消极抗日的方针，并躲到了重庆，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成为抗击日军的中流砥柱。

 

　　（四）边区建设的成效和影响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颇为自豪地说：“这里（延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而有的是信仰、理想和民族的希望。

 

　　1937年5月，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确立了把陕甘宁边区“造成抗日和民主模范区”的边区建设总方针，从而带动所有抗日根据地乃至全国的民主政治建设。1938年，边区开始实行直接、平等、不记名投票的普选（不分阶级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1940年3月，我们党开始建设“三三制”政权。在选举中，实行“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选举原则”，并且采取“画圈、画杠、画点、投豆”等方式，以满足不识字者与识字不多者参与投票，确保了民众广泛而直接的政治参与。在实际效果上，严格落实“三三制”，中国共产党主动限制自己的候选人。自己选多了，就主动退出。这一系列做法与国统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对于把自由、民主看得很重的知识分子，无疑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

 

　　（五）积极的知识分子政策

 

　　女作家陈学昭刚来边区的时候，她看边区建设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就说共产党搞军队有办法，建国就不大行。在1944年《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毛泽东认为陈学昭当时讲得对，并指出，“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有些办法，但是在生产建设上那个时候办法的确是比较少的。”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文武两个战线”的思想，即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他指出，“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曾强调，“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因为“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

 

　　1935年遵义会议后，在全民族抗战和党内“左”倾错误路线逐步得到纠正的形势下，伴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确立和实施，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逐渐走上正轨。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以及随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是最可靠的同盟者”，是“革命的基本动力”，“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不问其过去如何，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一切受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国民党政府所驱逐、轻视与虐待的知识分子，都可以到苏区来”。

 

　　1938年1月，时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的王若飞发表了《欢迎全国革命青年学生到延安来学习抗战知识》一文，号召学生们到陕北公学学习，因为“这里是要造成能够去做唤起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来参加抗战的干部；这里教的完全是适合于目前抗战迫切需要的知识；这里的环境是全国抗战的模范区域”。中共以抗战相号召，对于忧国忧民的知识青年而言，具有不可抵挡的吸引力。

 

　　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投降提纲》报告，从革命斗争需要的角度，高度肯定了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强调“国民党和我们力争青年，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12月，毛泽东亲笔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而且“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940年10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指示：“大批收容知识分子，只须稍有革命积极性者，不问其社会出身如何，来者不拒，一概收留。”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政策使国统区的知识青年打消了顾虑，是促使他们作出西行决定的原因之一。

 

　　此外，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边区政府根据革命形势发展和抗战的需要，先后在延安创办了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马列主义学院、中国女子大学、中国医科大学、民族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30余所干部学校。总之，抗战时期，我们党对知识分子政策，体现了我们党的统战思想。

 

　　（六）广泛深入的宣传工作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采取多种途径，加强对延安的宣传，扩大延安的影响力和向心力。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善加利用报纸的传播效应。抗战爆发前，中华苏维埃政府到达陕北以后，就利用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对延安的生产和生活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如1937年1月就刊载了诸如《延安市民主抗日运动在继续开展著》《延安城“一二八”纪念会盛况空前》等关于社会运动的报道；诸如《禁烟工作在延安严重提出》《延安市特别法庭公审贪污偷窃犯》等关于社会治理的报道，在舆论上造就了一个充满革命气氛、生机勃发的延安。抗战爆发后，《新中华报》对延安的报道内容更加丰富和详细。比如：关于延安的民主选举和县政建设工作的报道；关于纪念“九一八”、“双十节”、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等报道；关于社会动员、锄奸工作、赈济、慰劳方面的报道，向读者展现了延安社会面貌的方方面面，充分显示了作为一个充满激情的革命的延安所散发的活力。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民党政府放松关于延安的消息封锁，延安开始进入了国统区人们的视野。国统区的报纸开始报道延安，《大公报》作了垂范。1937年12月14日，《大公报》发表了《我们受责备了！》一文，向读者介绍了由国统区到达延安人员的生活场景。1938年1月25日和26日，《大公报》又连续两天以《新年的延安——除夕的一天》为题，报道了春节前后延安的民众生活。文中描述的场景与国统区的沉闷、刻板形成了鲜明对照。以《大公报》为代表的国统区报纸对延安的宣传，使国统区的人们产生了对延安这个“新世界”的向往。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借重西方记者的延安行记，让外部世界了解延安。1936年6月-10月，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延安进行了深入的采访，随后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大美晚报》和北平的《民主》杂志等英文报刊上连载发表了30余篇访问陕北的报道。1937年3月，由王福时主持并与郭达、李放等共同编译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在北京秘密出版发行。1938年2月，《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发行。这些作品一经发表，在沦陷区和国统区的进步青年中引起巨大反响，使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激发了他们对延安的向往。

 

　　当时，延安的资源非常匮乏，我们吃的是小米，住的是窑洞，穿的是粗布，几乎没有资金来源，但我们对内对外的宣传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使延安这个小城逐渐被全国、被全世界所熟知。这里，我们讲个故事。有个英国人叫林迈可，1937年，他受北平燕京大学聘请来华教学，当年是与白求恩同船来中国的。之后，林迈可投入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并辗转来到了延安，利用自己精通无线电技术的优势，帮助中共中央建立无线电台，并把延安的声音传播到全世界。当时，美国专业人员捕捉到这个新的电波讯号并记录下来，告知华盛顿的高官，也就有了后来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访问的事情。

 

　　（七）严密的保障工作

 

　　为使知识青年能够顺利到达延安，以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为主的中共机构进行了严密的谋划和安排。

 

　　第一，开展身份甄别工作。当时，长沙“八办”以“三步走”的方式开展工作。第一步，通过讲演、宣传、办训练班以及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等各项实际工作宣传党的政策，使学生认清当前的时局，激发青年学生的抗战热情。第二步，对学生的状况进行彻底摸排，向学生讲明延安的实际情况，以自愿为原则。第三步，针对有意向的学生进行调查和登记。

 

　　第二，提供必要的生活帮助。虽然中共发布的招生简章上明确规定，知识青年去延安是路费自筹，但是，针对一些经济上困难的学生，“八办”还是给予一定的资助。曾任武汉“八办”主任的钱之光回忆，1938年秋，武汉“八办”对前往延安的知识青年，“每人发给军服，并发零用钱，由办事处把他们送到江岸车站”。

 

　　第三，保证知识青年去延安的交通安全。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由拦截学生直接变为对边区进行封锁，禁止任何学生模样的人员前往延安。对此，中共中央派员组织专人带队，比如西安“八办”特意安排具有国民党背景的人员为其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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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东：【学党史】延安为什么会成为数万青年向往奔赴的抗日热土（6）

 

　　2021-04-23 15:13宣讲家网王东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教授、博导字号：

 

　　摘要：延安在抗战时期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圣地，更是无数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据了解，全面抗战初期的1937-1938年间，先后经各种途径奔赴解放区的青年学生、学者、艺术家以及外国专家、海外华侨等有6万多人，而这其中有4万多人是延安的知识分子。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知识青年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教授王东就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其中的答案。

 

　　三、抗战时期数万青年进入延安后做出重要贡献

 

　　随着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延安，不仅极大地缓解了中共对于知识型干部的需求，而且促进了延安文艺、史学、教育及科技等事业的繁荣；不仅引领了抗战文化的发展方向，而且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文化基础。从更大的层面来看，这些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不仅扩大了统一战线的阵营，而且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以及后来的新中国建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知识青年对延安的贡献

 

　　1.对延安史学发展的贡献

 

　　第一，形成了一支高素质的史学队伍。这支队伍多达100多人。在这支队伍中，对后来的史学影响较大的主要有：范文澜、杨松、何干之、吕振羽、邓拓、江隆基、牙含章、韩启农、胡华、智建中、金灿然等。

 

　　第二，组建了一批史学研究机构。如，“中国革命史研究会”、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等。

 

　　第三，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一是编写历史教材。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华善学的《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陈光祖编的《近代世界革命史话》，陶官云编的《中国近百年史话》，黄祖英、陈怀白、沈长洪编的《中国现代史》，智建中、马皓编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献初编》，龚稷编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料》等一批历史教材问世。

 

　　二是发表史学论文。自1937年4月以来，史学工作者先后在《解放》周刊、《群众》周刊、《新华日报》《中国文化》等报纸杂志，不断发表史学论文，研究和普及史学知识。范文澜关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文章，尹达关于中国上古史研究的文章，陈伯达关于孔子、墨子、老子的研究文章，杨松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文章等，均大量见诸于上述各家报纸杂志。

 

　　三是出版了一批历史著作。研究专著主要有：《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近代世界革命史》《中国苏维埃运动史稿》《中国原始社会》《内战时期的革命和反革命》《日本革命运动史略》《26年来的苏联与中国》等；专题研究方面，主要有：《中国民族战争史》《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三民主义研究》《墨子新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蒋介石的集中营》《蒋管区真相》等；在历史资料的编纂方面，先后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南》《时事问题丛书和抗战的中国丛刊》《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等；文献资料性成果主要有：《毛泽东选集》（1-5卷）、《苏德战争以来重要文献》《三大名著》等；世界史方面有译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法兰西内战》《列宁》《拿破仑第三政变记》《德国农民战争》《战争何时结束》《苏联的红军》等；调查研究性的论著主要有：《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丛书》和索堡新华书店出版的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英雄人物传记；人物传记主要有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朱德、刘志丹、刘伯承、冼星海、邹韬奋、巴甫洛夫等人和革命烈士的传记。还出版了一批中共党史类著作，如《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七大文献》《奋斗25年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党史年表附毛泽东自传》《英勇奋斗20年——人民解放军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20周年及伟大爱国战争一年间》等。

 

　　2.对延安教育发展的贡献

 

　　在普及教育中，为缓解教师短缺问题，边区政府一方面大量留用以前私塾和其他形式办学的师资，一方面从国统区或沦陷区等渠道进入边区的知识分子中选调、抽调一部分人充实教师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从知识分子中选拔了将近300名充实到教师队伍中去，有力地保证了边区教育对教师的需求。

 

　　知识分子对陕甘宁边区教育的突出贡献特别表现在干部教育中。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为了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创办了大量干部学校。这些干部学校的教师，除一部分为中央领导人外，更多的则是奔向延安的知识分子。如在抗大有艾思奇、何思敬、徐懋庸、任白戈等一批学者和知识分子在那里任教。马列学院当时主要开设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党的建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洋革命史等均由艾思奇、王学文、杨松、吴亮平等承担。在陕北公学任教的包括艾思奇、邵式平、何干之、周纯全、李凡夫、吕骥、陈唯实、宋侃夫等。在鲁艺任教的有周立波、何其芳、沙汀、艾青、严文井、吕骥、贺绿汀、周巍峙、茅盾、冼星海、齐燕铭、张庚、王大化、华君武、孙犁等五六十人。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师资主要是云集延安的进步自然科学家。如从德国留学回国的化工博士陈康白、屈伯川，留日学生陈宝成、杨作材，高级知识分子阎沛霖、乐天宇、李苏、武衡、康迪、华寿俊、王士珍等。这些知识分子对保障当时干部教育的教学质量和学生培养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3.对延安科技发展的贡献

 

　　在共产党所领导的正义事业及其政策的感召下，从抗日战争开始至1939年冬，全国各地及海外华侨中有许多爱国的科学技术人员，纷纷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其中一些人还带来不少科学书籍、仪器、机器、药品等宝贵资料和装备，有效地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贡献。当时来到延安的比较著名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有沈鸿、钱志道、赵一峰、陈康白、屈伯川、徐驰、聂春荣、武横等，还有一些外国友好人士。这些科技人员来到之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积极工作，克服重重困难，很快就建起了纺织厂、造纸厂、制革厂、化学厂、军工厂、机器厂、火柴厂、石油厂、印刷厂、玻璃厂、铁厂、耐火材料厂、医院、医科大学、卫生学校、通讯学校、农场、林场、农校、自然科学院等工厂、医院、学校和科研机构，使延安具备了生产马兰纸、毛巾、玻璃灯罩、火柴、草木染料、钢铁、原煤、服装、鞋袜、食盐等必需品的能力。不仅极大地支持了前方抗战和后方建设，而且也为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准备了干部和技术力量，并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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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东：【学党史】延安为什么会成为数万青年向往奔赴的抗日热土（7）

 

　　2021-04-23 15:13宣讲家网王东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教授、博导字号：

 

　　摘要：延安在抗战时期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圣地，更是无数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据了解，全面抗战初期的1937-1938年间，先后经各种途径奔赴解放区的青年学生、学者、艺术家以及外国专家、海外华侨等有6万多人，而这其中有4万多人是延安的知识分子。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知识青年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教授王东就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其中的答案。

 

　　4.对延安文艺发展的贡献

 

　　文学方面，随着丁玲、周扬、周而复、欧阳山、刘白羽、柯仲平、贺敬之、夏衍等一批作家和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延安的抗战文学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第一，建立了一批抗日文艺社团。从1936年底到1939年5月先后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战联合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等文艺团体。

 

　　第二，创办了一批文学报刊。具有代表性的报纸有：《新中华报》副刊、《解放日报》副刊、《抗战报》、《救亡报》等。代表性的文学刊物有：《文艺战线》、《大众文艺》、《文艺月报》、《八路军军政杂志》文艺专栏、《解放》文艺专栏、《边区青年》、《鲁艺校刊》、《诗刊》、《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文化》文艺专栏等。

 

　　第三，多次深入基层前线，开展宣传和创作活动。1937年8月，作家丁玲、吴溪如等组织了一个30余人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延安出发到华北前线做宣传演出。他们通过话剧、歌剧、京剧、大鼓、说书、双簧、地方小调、快板等多种文艺形式创作多个节目，为广大军民进行演出，深受欢迎。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文联积极鼓励作家投身创作，并编辑了反映这一运动的作品集子等。

 

　　第四，文学创作成果显著。诗歌方面，主要有：艾青的《人民的狂欢节》，何其芳的《夜歌》，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和阮章竞的《漳河水》等。报告文学和散文方面，有周而复的《海上的遭遇》，刘白羽的《延安生活》，丁玲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和《陕北风光》，吴伯箫的《南泥湾》，马烽的《张初元的故事》，杨朔的《铁骑兵》，孙犁的《荷花淀》，刘白羽的《环行东北》等。小说方面，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欧阳山的《高干大》，秦兆阳的《老头刘荡屯》，柯蓝的《洋铁桶的故事》，杨朔的《月黑夜》，华山的《鸡毛信》，峻青的《小侦察员》，刘白羽的《龙烟村纪事》，韦君宜的《三个朋友》等。这些活动和作品格调高昂，色彩明朗，积极向上，深受解放区人民的喜爱。

 

　　戏剧方面，随着马健翎、张庚、钟敬文、吕骥、向隅、崔嵬等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到来，延安的戏剧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剧团、剧协相继建立，先后成立了人民抗日剧社、中央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烽火剧团、西北文艺工作团、鲁艺实验剧团等团体。剧种不断推出，剧目纷纷上演：秧歌剧《兄妹开荒》《牛永贵受伤》《女状元》《夫妻识字》《一朵红花》等；平剧《三打祝家庄》《史可法》《难民曲》《岳飞》等；歌剧《白毛女》《刘胡兰》《赤叶河》等；话剧《把眼光放远点》《十六条枪》《粮食》等。这些剧目，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边区军民打仗、生产、学习和生活的情景，颇受群众欢迎。

 

　　音乐方面，随着大批知识青年和音乐工作者汇集延安，各种音乐团体纷纷建立，音乐创作热情十分高涨，音乐演出此伏彼起，成立了陕甘宁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延安合唱团、鲁艺音乐工作团、延安青年歌咏团、延安中央管弦乐团等音乐团体。创办了《歌曲月刊》《歌曲旬刊》《歌曲半月刊》《民族音乐》等音乐刊物。创造了包括《黄河大合唱》《延安颂》《胜利进行曲》《游击队歌》《军民进行曲》《“九·一八”大合唱》《八路军的铁骑兵》《官民团结一条心》《胜利归来》等一批优秀作品。音乐工作者们的演出和作品内容健康，旋律优美，在群众中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美术方面，随着蔡若虹、张谔、华君武、古元、张望、王曼硕、王式廓、王大化、马达等一批美术家和美术工作者的到来，延安的美术活动也迅速开展起来。他们建立美术团体，如陕甘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大众美术研究会、延安D.H.画研究社、鲁艺美术系等。他们组织美术展览：1938年9月20日，鲁艺举办“九一八”纪念展览会，展出木刻、漫画、摄影作品等数百幅，观众达3000人。1940年6月，鲁艺为庆祝建院两周年举办美术展览，展出了一批连环画、工笔画、木刻和雕刻作品。1941年1月，在延安文化俱乐部举办了“鲁艺美术工场首次展览会”，共展出木刻、绘画、雕刻作品100余件。美术家们还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日和生产的连环图画，包括人民领袖像、连环故事画、抗日英雄和劳动英雄像、历史画、招贴画、工艺图案等。延安美术内容丰富，形象生动，非常适合群众的审美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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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东：【学党史】延安为什么会成为数万青年向往奔赴的抗日热土（8）

 

　　2021-04-23 15:13宣讲家网王东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教授、博导字号：

 

　　摘要：延安在抗战时期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圣地，更是无数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据了解，全面抗战初期的1937-1938年间，先后经各种途径奔赴解放区的青年学生、学者、艺术家以及外国专家、海外华侨等有6万多人，而这其中有4万多人是延安的知识分子。那么，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知识青年义无反顾地奔赴延安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教授王东就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其中的答案。

 

　　（二）延安文艺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延安文艺以其轰轰烈烈的活动，全面丰收的创作和崭新的风貌，谱写了中国现代文艺史上的一曲壮丽、感人的乐章。它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第一，延安文艺确立了工农兵文艺方向，发展了革命文艺理论。文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复杂的问题。在中国，历代进步的文人都思考过这个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观点；在国外，从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美学家、思想家，都接触过这个问题，也设计过一些解决方案，但都没有找到真正解决的路子。这是时代所决定的，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总的说，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问题没有引起普遍而认真的关注，这是与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没有地位相联系的。“五四”以后，开始提出这个问题，二三十年代，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未能明确解决文艺与群众的关系。在苏区尽管条件好了一些，但由于地域性小，战争连绵，文艺的发展受到限制，而且苏区存在的时间不长，所以也没有系统而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历史把中国革命的发展推进到延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巩固、经验积累、人才聚集的条件下，才使这个问题从理论到实践得以明确地解决。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在中外文艺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精辟论述了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个曾经困扰过许多人的问题。这时，“群众”有了明确的界定，是指工、农、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而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从而确定了革命文艺的新方向，指导着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和活动，这是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伟大革命。如何实现这个方向呢？方法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关键是文艺工作者思想感情的工农化，与群众打成一片。有了这个根本的变化，写什么，怎样写，为什么而写，即文艺的内容、形式与写作目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较好的处理。为了完成这个改造旧的思想感情的任务，必须深入群众和学习马列。毛泽东的这一完整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的产物，也是中国革命文艺经验不断积累的结果。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延安革命文艺运动中在理论上最高成果，特别是工农兵文艺方向的确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我国革命文艺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同时，其他方面的革命文艺理论也获得了全面的、长足的发展。比如，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文艺与革命的关系问题，鲁迅研究，以及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等专门性问题的研究，也都是有成绩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延安文艺工作者学习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使思想和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延安文艺运动有了正确理论的指导，才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同时，这些新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因此，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确立了工农兵文艺方向，就成为延安文艺第一个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也是延安文艺与历史上任何文艺的根本区别之一。

 

　　第二，创造和积累了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丰富经验，为抗日根据地的文艺运动提供了借鉴。延安是革命的中心，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这里领导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因此，延安的一切工作对各解放区都有着重大影响。同时，延安还为其他根据地培养和输送了各方面的干部，这就使延安文艺运动的经验及时向其他地区辐射，指导那里的文艺运动不断发展。这些经验，包括开展群众性文艺活动、文艺工作者与群众结合、编印文艺刊物、群众性写作、文艺组织的建立以及一些文艺作品的样式等方面。例如，延安创造的街头诗运动，推广到了各解放区；延安有“苏区一日”“五月在延安”的写作运动，在冀中则有“冀中一日”的写作运动；延安有许多文艺社团，各根据地同样也有许多诗社、文研会之类的组织，有的还是延安的分会。甚至，关于党领导文艺的经验，也在各解放区推广，如召开过各种文艺座谈会，组织各种文艺工作团、俱乐部、剧团，组织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进行文艺整风，以及召开文代会等。当然，在各解放区也有不少新鲜经验被延安文艺工作者学习。另外，延安文艺的经验，对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也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延安文艺培育了一大批革命文艺家，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延安文艺时期，是一个出人才、出作品的时期。许多三十年代活跃在文坛的文艺家来到延安这个革命的大熔炉后，经过学习和与工农兵结合，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创作出了一大批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全新的作品。

 

　　同时，在延安文艺运动发展过程中，我党还培养了一大批新的文艺家，也涌现出了一批表演艺术家。他们都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才华。延安文艺家就是由这新、老两部分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大军。这些文艺家，在延安时期对革命文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有的转战到其他解放区，在新的环境中做出了新的成绩，一直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后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文化部门、各地作家艺术家组织中，都有延安文艺家担任领导工作，为新中国文艺的建设和发展辛勤工作着。

 

　　另外，延安时期还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为当时和以后的群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这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要、陶冶了情操，而且发挥了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

 

　　总之，延安文艺培养了众多的人才，创作了大批作品，这是延安文艺重的重大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四，延安文艺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引起许多国外人士的关注和研究，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延安文艺以它那广泛的群众性和健康清新的艺术作品，早就引起许多国际友人的极大兴趣，不断著文向全世界介绍。最早是1936年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进入陕北采访，1937-1938年在英国和美国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在上海出版中译本时改名为《西行漫记》）。该书第一次把党领导的革命和延安文艺在世界上做了介绍，并且谈到了成仿吾、丁玲和危拱之的情况。

 

　　接着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苏联纪录片摄影师卡尔门等，在他们的采访报道中，都涉及延安的文艺活动，这就使许多国家的人民知道，在中国大西北的一角，有一块革命根据地，有人民的新文艺。1944年10月，美国记者及剧评家爱金生访问延安，对秧歌剧极为称赞，说延安戏剧给他极深刻的印象，他还研究了延安戏剧工作者与美国戏剧工作者的联系问题。苏联在对中国革命支持的同时，对延安文艺活动情况也做了较多报道，《消息报》还刊发了延安的剧照。有些作品，如肖三的诗等，也被苏联翻译介绍。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在世界上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早在1946年，朝鲜、日本就有了《讲话》的译本和介绍文章。日本学者阿部幸夫说：“《文艺讲话》刚一传到日本，立刻在国内引起强烈的反响。”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印度和东欧一些国家，对《讲话》的译介就更多了。延安作家的作品（小说、戏剧、美术、音乐）也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及日本出版。还有不少外国学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收集资料，去延安参观访问，潜心研究延安文艺。在日本，有相浦果对丁玲及其作品的研究，有大昭正博对何其芳的研究。在美国，有罗伯特·佩恩对何其芳作品的研究，海伦·斯诺则撰写了关于延安戏剧的论文。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竹内室在论文中说：“延安是中国文学家、革命家的故乡，对于通过延安文学接触到中国革命史的我们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延安也是故乡。”日本福冈女子大学教授秋吉久纪夫在《华北根据地的文学运动》一书中，有许多篇文章是关于延安文艺的，对民众剧团、鲁艺及当时的文艺运动情况，都有论述。他还直接来中国访问，与延安作家和延安文艺研究者座谈。这一切都说明，延安文艺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具有世界意义。

 

　　第五，延安文艺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延安文艺是“五四”以来新文艺的合乎规律地历史发展。如果没有以前“五四”文艺、二十年代文艺、三十年代文艺，以及苏区文艺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锻炼出的革命文艺队伍作基础，延安文艺就不会取得那样辉煌的成果。对历史经验的继承是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延安文艺自觉地运用它，对过去的文艺经验根据现实的需要加以分析和选择，吸收其中有益的养分，并且加以发展，这就使延安文艺少走了弯路，增强了活力，以崭新的面貌较快地发展起来。同时，延安文艺还具有开创未来的意义，它为新中国的文艺培养了人才，提供了经验，特别是延安文艺中确立的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方向，成了新中国文艺健康发展的指针。延安文艺的精神实质，基本经验都是常青的，必将永远作为宝贵的文化财富被我国未来的文艺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