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敬忠:范仲淹“先忧后乐不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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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22-08-15  来源:新华网


  •   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指出:“天下为公、担当道义,是广大知识分子应有的情怀。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思想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所尊崇。”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出自北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这句的意思是说,在朝廷做官就应当心系百姓;处在僻远的江湖间也不能忘记关注国家安危。当然,这句对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来说,也是有借鉴意义的。我们的领导干部无论处在何种位置,何种境况,都要忧国忧民,以人民为中心,有所作为。
     
      一、忠臣范仲淹:万家忧乐到心头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被贬谪到邓州时所写。范仲淹应朋友滕子京之请,驰骋想象,熔铸万千忧乐于笔端,挥毫写就这篇千古名文,传诵天下。范仲淹在邓州关注民生,写诗云:“南阳风俗常苦耕,太守忧民敢不诚”。他在《邓州谢上表》中向皇帝表态道:“敢不孜孜于善,战战厥心,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上酬圣造,少罄臣诚。”后来,范仲淹因政绩突出,受百姓爱戴而留任邓州。可见其忠君与忠国爱民之心是一致的。
     
      诗有诗眼,文有文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恰恰是《岳阳楼记》的“文眼”所在。这是古代仁人志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风貌的最佳表达。
     
      一般而言,类似于《岳阳楼记》的这种文章,不免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或者抒发“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之类的失意心境。但让我们来看看范仲淹的格局与胸怀。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开篇写道:“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到这里,范仲淹巧妙打住,没有对岳阳楼进行过多描绘。接着,他笔锋一转,迅即写人:“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再往后先是展示苦景:“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继而烘托乐景,且看:“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这一悲一喜,揭示了迁客骚人对景生情、情随景迁、心为物役的心境。
     
      一般的文人到此就止笔停留了,至多再抒发一点个人感慨而已。范仲淹不然,他要卒章显志,寻找自己与非凡的古仁人(即先贤大德之人)崇高精神境界的高度认同。于是,就有了以下这段千古不朽的文字:“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范仲淹的言下之意是他所认同的“古仁人”不同于一般的迁客骚人。他们能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为外物所左右,如同屈原对渔夫所言那样,“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楚辞·渔父》。古仁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是因为他们不计较个人得失,忠君爱国、胸怀天下,信念高远而坚定。他们高居庙堂,身在朝廷,能够忧民之所忧,以百姓之心为心;他们一时被诬陷遭贬谪,却仍然为朝政而忧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范仲淹的胸襟与境界,何等开阔!
     
      据记载,范仲淹出身孤贫,经过寒窗苦读,很早就为自己的人生进行了规划,“或为良相,或为良医”,要为天下人服务。欧阳修称赞他“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可见,范仲淹“先忧后乐”精神,并非心血来潮,而是其毕生追求的理想信念。宋儒朱熹评价说:“本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来也。”
     
      二、能臣范仲淹:国家真辅翼
     
      范仲淹是难得的干才。他既是事功突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又是享誉后世的教育家、文学家。金代文豪元好问这样称道他:“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
     
      范仲淹为官一生,秉持“先忧后乐”“以天下为己任”的从政之道,其赫赫政声,掩盖不住仕途奔波、坎坷跌宕、险象环生的宦游主旋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春,范仲淹中榜成为进士。此后从职掌讼狱的司理参军小官做起,他无不认真躬行每一职守。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64岁时病逝于徐州。范仲淹为官,不仅履历丰富,且职位众多,组织工作、民政事务与军事要职皆有涉及。
     
      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提出了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教诸方面的系统政改方案,体现出远见卓识。史料评价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核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
     
      唐太宗李世民结合汉代刘向“六正六邪”之说,将好官的德行分为六类:高瞻远瞩的圣臣、扶善除恶的良臣、进贤不懈的忠臣、明察成败的智臣、廉洁奉公的贞臣、刚正不阿的直臣,以圣明、贤良、忠诚、睿智、贞洁和正直作为官德的六大内容。此处,唐太宗是将“进贤不懈”即不断地向朝廷负责任地推荐人才,作为是否属于忠臣的标杆的。范仲淹正是其践行者。
     
      范仲淹为官几十年,每到一地任职,不仅兴办教育,而且慧眼识才,善于发掘人才,向朝廷推荐了无数人才。王安石、狄青、张载、李觏都受到过他的奖掖与推荐。
     
      范仲淹以文臣而兼武将之职,受命于危难之际,防守西北边塞延州、庆州等地,抗击西夏侵扰。他以积极防御之策,有效处置多次危机。
     
      对于地方民政事务,范仲淹更是行家里手。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杭州等地爆发大饥荒。时任杭州知州的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一方面向朝廷求援,一方面开仓放粮,赈济百姓。
     
      此外,范仲淹还主动创新救灾方式,比如,他主办民间竞渡活动,鼓励举办佛事和慈善活动,鼓励修建仓库、住宅等;巧用市场杠杆,抬高杭州米价,设法吸引粮商将各地粮食汇聚杭州,反而刺激米价自然下跌。如此一来,杭州地区每天可以提供数万个各类工作岗位,使得饥民有了生存之机,灾情大为缓解。当年,两浙地区只有杭州百姓没有流离失所。事实证明,范仲淹不拘陈规、拉动内需、刺激地方经济活力抗击灾荒的方法是有效的。
     
      三、诤臣范仲淹:山高水长仁者心
     
      范仲淹是千古谏臣。他上书言事,不避风险,进谏不息,多次因进谏而被贬官。曾经他反对刘太后垂帘听政,并要求还政于宋仁宗,因此遭贬外放。
     
      范仲淹对不称职官员的处置是不留情面的。他考察官员,经常毫不留情地勾掉一些人的姓名。同僚富弼于心不忍,提醒范仲淹道:“十二丈(指范仲淹)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这句的意思是:你这一笔下去,将他罢免,他的全家都要痛哭。范仲淹回答说:“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这句的意思是让一省的人哀哭,还不如让他一家人哭呢!
     
      范仲淹曾讴歌严子陵淡泊名利的高风亮节,评价说:“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最后,范仲淹赞颂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范仲淹徙知越州时,作有《清白堂记》。后来到邓州时,他又创建州学讲堂,名之曰“春风堂”,意即孔子如春风吹拂,万物得以生长。
     
      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范仲淹年高气衰,日增疾恙,事多遗忘,力不支持,渐渐地只能将政务交与通判等僚属处理。他担心长此下去,必会耽误朝廷大事。因此,范仲淹主动请求朝廷调他到一闲郡安置。本来,宋仁宗已经批准他徙知颍州,不想他却在赴任途中,病逝于徐州,终年64岁。
     
      范仲淹临终所上《遗表》,全是对国计民生的关切,对宋仁宗的恳切希冀,并无一字谈及个人家庭的私求!据载,范仲淹下葬时居然没有新衣入殓,由友人集资才办理了丧礼。
     
      明初诗人高启有诗赞道:“有宋名臣谁第一?公为国家真辅翼。丰功茂烈何煌煌?信与日月争辉赫!”
     
      集“立德、立功、立言”之人生“三不朽”于一身,是古代文人士大夫毕生追求的愿景。有一不朽亦属难得,而范仲淹则兼而有之。
     
      综观上述范仲淹修身为政的三大方面,不难看出他是忠臣、能臣、诤臣(谏臣与廉臣)的典范。他的一生轨迹,正是对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最好的践行。
     
      追根溯源,范仲淹的“忧乐精神”,与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一脉相承,承前启后。从“惟命不于常”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再到《孟子·梁惠王下》中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鲜明地提出“忧民之忧”“忧乐天下”等时代主题,弥足珍贵。从此,“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作为一种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令历代仁人志士感奋不已。
     
    (梅敬忠: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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