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作题为《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的主旨演讲，首次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系统阐述了中方促进世界安危与共、维护世界和平安宁的立场主张，强调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中方倡导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理念指引，以相互尊重为基本遵循，以安全不可分割为重要原则，以构建安全共同体为长远目标，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一、全球安全倡议的背景

 

　　（一）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

 

　　2023年2月21日，中方正式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以下简称概念文件），为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关于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背景，概念文件开篇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国际社会正经历罕见的多重风险挑战。地区安全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新冠疫情延宕蔓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换句话说，为什么习近平主席要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原因就在于近年来的全球安全形势虽然总体上保持稳定，大国之间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但是全球安全局势的紧张程度不断上升，各种风险不断增加，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叠加。

 

　　（二）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这三个方面的重要变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也就是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格局，在过去几十年中呈现出“东升西降”的大趋势，西方大国或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分量明显下降，新兴大国和新兴经济体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崛起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当前的国际格局，在短短30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从占美国的1/20上升到了占美国的70%。二是国际秩序的重大变化，也就是以脱钩、对抗为主题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泛滥，促使美国开始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打压、围堵。我们可以看到，美方依旧是从传统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角度出发来考虑中美关系，看待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也就是把中国当作最主要的安全威胁，要“未雨绸缪”、“先发制人”。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还是要客观看待中美之间的实力差距，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三是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也就是尽管到目前为止，大国之间还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不断集结盟友，建立更多的小圈子，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局部的紧张氛围和地区的军事竞赛。因此，中国政府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是希望为大国崛起找到一条新路，为全球热点问题的解决找到一条新路，而不是被困在传统的国强必霸、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桎梏中。四是非传统安全威胁，也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安全问题日益复杂，其中不仅包括传统方面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也包括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同样与很多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其中，气候变化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全球有很多的小型岛屿国家，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的安全威胁，他们大多是非常不发达的。这些国家的人民多数居住在海平面以上不到2米的地带，如果海平面继续上升，他们的土地就会被淹没，甚至于导致国家的消失，只能去寻找新的居住地。除了这些岛屿国家，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人群还有很多，比如沿海城市的居民。沿海地区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大，如暴风雨、龙卷风等极端气候大多发生在沿海地区，而且沿海地区又是许多国家经济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所以极端气候事件一旦发生就会对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影响。此外，一些国家的小农户是靠天吃饭的，大多没有灌溉条件，遭遇干旱或洪涝等极端灾害就会面临非常大的生存压力。因此，我们要特别关注非传统安全的问题。

 

　　在非传统安全方面，我们还要重点关注核安全问题。2016年4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四届核安全峰会上作题为《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推进全球核安全治理》的讲话，首次提出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当前，核战争、核恐怖主义一旦出现，就会给全球带来非常大的灾难，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其中，最令人担心的是除传统军事安全以外可能出现的核恐怖主义。我们当然相信，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足够理性，不会轻易使用核武器。但对于恐怖主义组织而言，他们既不是国家，也没有固定领土、人民，所以不会有所顾忌，出于一些极端主义的政治思潮，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很可能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所以，打击恐怖主义，尤其是打击核恐怖主义、保证核安全，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问题。所以说，概念文件指出的“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是我们面对的巨大挑战，其中核恐怖主义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需要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才能够解决。中国政府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目的是切切实实建立起一种新的安全观，使我们走出传统的国强必霸的霸权竞争老路，从而使大国之间可以进行健康的有底线、有道德、有边界的竞争，进而更好地应对共同的威胁，实现更有效的全球治理。

 

　　二、理念与原则：新安全观

 

　　我们提出全球安全倡议的目的，就是为应对全球安全问题，希望走出一条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核心的新路。概念文件指出，习近平主席2014年首次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赢得国际社会普遍响应和广泛认同。这一安全观的核心内涵，就是主张秉持共同安全理念，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主张重视综合施策，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协调推进安全治理；主张坚持合作之道，通过政治对话、和平谈判来实现安全；主张寻求可持续安全，通过发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的土壤。我们认为，只有基于道义和正确理念的安全，才是基础牢固、真正持久的安全。那么，新安全观能从哪些方面提升全球安全水平，为实现全球安全走出一条新路？

 

　　（一）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提升全球安全水平

 

　　一方面，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的理念可以有效化解国家间的利益争端。共同安全理念强调的是国家之间的安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通过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盲目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否则只会引起别国的不满，只会导致更多的冲突。

 

　　我们需要考虑其他国家合理的利益关切，这样才能有效化解双方的利益冲突。国家之间出现利益冲突以后，不能简单通过基于实力或诉诸武力的方式解决，而是应该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通过和平谈判、友好协商以及国际仲裁等方式来解决。对于短期内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通过搁置争议、求同存异的方式先放一放，然后再慢慢解决相应的利益冲突。国家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应该尽量不要让利益冲突上升为军事上或安全上的对抗，避免利益冲突发展为军备竞赛。

 

　　另一方面，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的理念可以有效化解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安全困境”是一个国际关系学科的专业术语，指的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各国之间可能并不存在安全利益冲突，但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和相互信任，即便一个国家是为了提升本国的安全水平而适度进行国防建设，也会让其他国家因感到不安全而提高军备水平，最终导致国家间的军备竞赛。

 

　　基于共同安全理念，我们知道，各国对自身安全的追求不能绝对化，必须考虑其他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反对谋求单边安全、绝对安全。那么，我们提倡如何提高安全水平？通过增强军事领域的透明度、积极参与国际裁军、重点增加防御性武器而非进攻性武器、明确无条件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等方式，在不损害各国现有安全的情况下提升全球安全水平。

 

　　（二）可持续安全与综合安全：夯实全球安全根基

 

　　一方面，坚持可持续安全的理念，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处境，提升其人民的生活水平，为这些国家的安全稳定提供坚实基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扩大了南北半球的差距，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差异，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往往处于边缘位置，其国内的产业、就业受到世界市场冲击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也往往更加显著。由于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工人失业、极度贫困的现象，许多发展中国家内部的阶层矛盾、民族矛盾、地域矛盾更加凸显，而这些矛盾和问题又容易外溢成为地区和全球性的问题。近些年来，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的产业和就业，开始转向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愿意再提供所谓的国际公共产品，发展中国家获得国际市场准入和贷款支持的难度进一步上升，这些都不利于改变“全球南方”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处境。

 

　　我们要实现可持续安全，就必须从根本上消除许多安全风险滋生的土壤，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着的诸多问题与其他社会矛盾结合，最终形成国家安全问题并外溢。因此，要实现全球安全，必须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必须帮助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国家，改变他们现在的不利处境。当这些国家都发展起来、富裕起来的时候，影响全球安全的诸多风险自然也就消除了。

 

　　另一方面，坚持综合安全的理念，关注非传统安全对于各国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的冲击，才能为许多全球性问题和危机的解决提供坚实基础。很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是全球性问题，单个国家尤其是单个发展中国家要应对此类问题，力量往往是不足的。也就是说，在非传统安全问题面前，很多国家的治理体系是非常脆弱的，没有能力去阻止此类问题，比如核恐怖主义问题。由此可见，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综合施策，需要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努力。

 

　　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为例，当前的碳排放问题并不仅仅是新兴工业国家造成的，还应该追溯到十八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所以，对于目前的气候变化问题，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有责任，发达国家也有很大的责任，仅仅靠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的努力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因为这些国家同样也需要发展，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在气候变化问题面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都属于“靠天吃饭”，面对各种极端天气时经常颗粒无收。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国内就可能出现大量所谓的“气候难民”。目前，全球难民问题日益严重，跨国犯罪、人口走私、恐怖主义等现象有增无减，对一些国家的社会治安、财政负担、边境安全等方面造成了很大影响，最终难免会外溢到其他国家。在这一情况下，为应对全球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发达国家同样有必要作出更大贡献。

 

　　综上所述，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讲，我们必须要综合施策、共同努力来应对这一系列问题，不能以邻为壑，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援助疲劳”，对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各种经济、民生问题不愿意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如果这一情况持续下去，全球安全局势会进一步恶化，只有秉持可持续安全与综合安全理念，以发展促安全，消除各种不安全因素的土壤，才能有真正的长期的国际安全环境。

 

　　三、行动与成就：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面对诸多全球安全问题，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部分，我们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宗旨，踏踏实实促进全球安全水平的提高，贯彻全球安全倡议所提出的理念、原则和措施。

 

　　（一）积极参与维和行动

 

　　目前，通过在联合国框架下的维和行动，我们可以有效化解许多冲突地区的矛盾，把冲突的双方隔离开来，对当地实现和平以及进行一系列人道主义援助，这是提高全球安全水平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方面。过去一些年来，我国一直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积极参与者，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国一直支持联合国提高维和行动履行授权能力，坚持当事方同意、保持中立、非自卫或履行授权不使用武力的维和行动三原则，坚持政治优先，综合施策，标本兼治。通过坚持上述基本原则，维和行动的成功得以更好地实现。如果某个国家在维和行动中带有私利，希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这一维和行动就很容易被指责、难以取得成功，这就是为什么我国坚定支持维和行动的基本原则。

 

　　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参加维和行动已经20多年，成为维和行动的主要出兵国和出资国。我国宣布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为此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的维和警察部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此外，中国还将向非盟提供总额为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危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的建设。我们知道，维和行动是非常昂贵的，也是联合国财政负担的一大部分，仅靠联合国会费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针对维和行动进行捐资。目前，我国已经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第二大资金贡献国，而且长期以来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为此也付出了很多牺牲。所以说，这一系列行动切实贯彻了我国所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我们希望建设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希望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都能更加安全，因为我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有大量的海外利益、海外中国公民。在这一情况之下，积极参与维和行动以提高全球安全水平，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二）“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

 

　　在最近的全球安全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倡导的“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的观点，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这一共识的形成可以大大提高全球安全水平，因为核战争一旦发生就会引发全球性灾难，所以我们有必要明确这样一条行为准则。

 

　　概念文件重申并强调，坚决维护“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共识。遵守2022年1月五核国领导人发表的《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加强核武器国家对话合作，降低核战争风险。维护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石的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积极支持有关地区国家建立无核武器区。促进核安全国际合作，建立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这一文件内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一旦某个国家使用核武器，必然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国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核战争，坚决支持核不扩散的国际共识，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大亮点。

 

　　（三）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一直以来，我国都致力于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鼓励当事国坚持通过坦诚对话沟通，化解分歧，寻求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支持国际社会在不干涉内政前提下，以劝和促谈为主要方式，以公平务实为主要态度，以标本兼治为主要思路，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通过对话谈判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等热点问题。我国政府反复表示，反对在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拱火、加油，谋求自身的某种战略利益或安全利益。我国希望的是通过和平谈判、对话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相关冲突，这点从中国外交部所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国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所取得的成果之一，就是在中国政府的主持下，沙特和伊朗两国结束了长达7年的敌对状态，实现了和解。沙特和伊朗两国保持敌对状态长达七年，政治对立几十年，宗教分歧更是可以追溯上千年，所以让这两国实现和解是非常不容易的。过去，我们确实看到，这两国关系是非常紧张的，在很多地方都爆发了直接冲突甚至是代理人战争，双方为此消耗巨大。实际上，双方也有意愿缓和关系，但是光有意愿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个非常有效的、秉持公正立场的、能为双方所接受的协调人。在中国的主持协调之下，双方最终成功实现和解，重新恢复外交关系，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具有相应的影响力和实力。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沙特和伊朗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与石油进口国，中国在中东乃至世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两国都认可中国提出的理念原则。中国是真诚希望中东实现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的，而中国的作用也得到了双方的高度认可。

 

　　（四）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

 

　　在涉及综合安全、可持续安全的发展方面，我国政府一直强调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改善全球经济体系，建立更有效的国际发展援助。我国在这些方面的努力，也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的重要方面。比如，我国坚持维护全球粮食和能源安全，加强行动协调，维护国际农产品贸易平稳运行，保障粮食生产和供应链畅通；支持各国在气候变化、供应链产业链稳定畅通等领域合作，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支持非洲国家、非洲联盟、次区域组织为解决地区冲突、反对恐怖主义、维护海上安全所作努力，呼吁国际社会向非洲主导的反恐行动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非洲国家增强自主维护和平的能力。我国一直以来都在通过对外发展援助、“一带一路”建设以及提出更多的倡议，提升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为实现全球安全培植更加健康的土壤。这一方面也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很多成效。

 

　　在可见的将来，我们要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以及我国外交部发布的概念文件更多地落到实处，一方面要广泛传播新安全观，另一方面要结合不同地区的具体安全问题综合施策，寻找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最终在不减少每个国家的安全水平的前提下提高全球安全水平。
 

（宋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