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我在做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工作外，参与了中央一些文件的起草和决策咨询工作。1987年，我第一次受邀参加中央召开的专家会议，商讨流通体制改革问题。从那以后，我先后十几次参加了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包括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三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起草；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十五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十六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文件的起草；十八届三中文件的起草；还有一次参与胡锦涛同志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讲话的起草。

 

　　我印象深刻的是，1991年10-12月间参加江泽民主持的11次专家座谈会。这几次座谈会讨论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垂而不死，再是苏东演变的原因，最主要是为1992年召开十四大如何确定经济改革目标做理论准备。众所周知，十四大是改革开放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一次党代表大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这些座谈会讨论了此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如何定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等问题。当时社科院有5个人参加，刘国光、我、蒋一苇、李琮、陈东琪，还有吴敬琏、林毅夫、周小川、郭树清等也参加了。经过多次讨论，大家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就是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座谈会最终形成了“一个共识、两个要点”：“一个共识”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两个要点”指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今天看来，这11次座谈会应该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定是起了作用的，为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对中央下决心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改革目标也起了重要作用。这在当时来说意义是很重大的，因为当时理论界的认识还不一致。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对于体制改革实际部门没有什么异议，他们倾向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在理论界，受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束缚，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仍大有人在，有些比较有名的经济学家并不太赞成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些座谈会上，后来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写上，然后给两点解释：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再是国家要有宏观调控，因为市场经济不能放任自流，放任自流不得了，也不行。所以说，座谈会及形成的“一个共识、两个要点”对当时中央定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是起了作用的。这些共识形成的意义今天看来仍然是很重要的。

 

　　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讲到过价格体制的改革。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价格改革，到1991年，农副产品和消费品，以及生产资料，市场调节价格的比重都超过50%了，可以说市场定价的部分已经占到了主导地位。回顾这一历程，价格的放开，市场的搞活，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活跃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所谈论的所谓市场，首先就是要放开价格，一放开价格就能够形成市场，市场有了，国民经济就活了。

 

　　2012年，在十四大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年之后，江泽民同志写了封信给周小川，要我们当年参加座谈会的几个人去座谈一下。2012年7月9日，周小川、郭树清、吴敬琏、陈东琪和我，五个人又去见江泽民同志，大家一起回忆那次座谈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起的作用和贡献。后来，我们五个人都写了一篇回忆的文章，林毅夫当时在国外，没参加会见，也写了一篇回忆文章，这六篇回忆文章收录在201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２０年回顾》一书中。这些回忆文章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酝酿和提出过程。

 

　　我第一次正式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现在很多文章都说这次全会文件的起草是5月31号开始的，我记得是6月1号。通知我们9点半开会，我们9点前就到了，在外面散步，突然来电话说赶紧过去，总书记已经到了，在会场等我们。这点我印象很深。这次全会就是要对十四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加以具体化。十四大刚刚开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是怎么构成的，大家都还不是很清楚，需要对这个改革的目标具体化。起草小组成员分了几组，比如所有制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组，市场体系组、分配组、宏观调控组、社会保障组等，我在市场体系那个组，我们组有三个人：高尚全、郑新立和我。这次全会要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定下“四梁八柱”，也就是定下一个基本框架。所有制组，提出了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当时还没有提基本经济制度，但内容当时已提出来了。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四个特征。市场体系组，就是我们组，提出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个提法是这次全会定的。宏观调控组，提出以间接调控为主。当时没有专门讲对外开放，开放放在我所在的市场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互衔接。这些基本提法，现在看来应该说还是站得住的，除了其中一条，就是分配方面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2004年以后就不再提了，主要是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经比较突出了。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我也参加了起草，最初还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内容，但后来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我印象最深是退下来的几位老同志以及不少地方领导，都建议不要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了，而是应该效率和公平并重，而且在再分配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公平问题，因为收入差距过大了，社会反映强烈。除了这个以外，我认为到现在为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的论述还是有效的。

 

　　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最困难的是确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四个基本特征。因为在此之前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在放权让利里打转，包括后来承包制。尽管当时就有学者提出来要以现代企业制度，就是现代公司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但实际上一直到1992年还是主要在搞承包制。要以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现代企业制度是什么，有哪几个特征，成为起草文件的难点。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市场体系组写的那段话比较早就通过了，没有太多意见，然后又让我参加到国有企业改革那个组去。国有企业改革内容的焦点就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怎么概括。我印象中好像刘国光也加进来了，还到当时国家经委请人，国家经委来了两三个负责同志，印象最深的是陈清泰，他当时是国家经委副主任，主管国企改革的。大家开了好几次会后，最后把“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四条作为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特征定下来。在定下来之前，比如说管理科学要不要放进去，也经过了一番讨论。现在看来，这四个特征是比较准确的，起码到现在为止还是能站住，集中了各方面的智慧。

 

　　1999年我参加十五届四中全会文件的起草，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那次文件起草组组长是吴邦国副总理，他主管工业，主管国有企业改革。那个文件起草比较顺利。这次国有企业改革文件起草有个特点，是对1997年十五大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包括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对国有企业进行改组，以及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等进行具体化。十五大报告作为党代表大会报告，牵连到政治、经济、社会、党的建设等很多方面，有关国有企业改革不可能写得太多。十五大报告已经提出了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庞大的国有企业进行改组，提出了“抓大放小”，要求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不要求把每个国有企业都搞好。而具体怎么来落实，是在十五届四中全会上决定的。

 

　　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这里面我觉的有几个地方值得一提：一是在十五大提“抓大放小”，到十五届四中全会提抓大的同时，提出“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等于是“抓大放中小”；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重要，十五大报告起草的时候，写了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些话，但法人治理结构这个提法是从国外来的，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有的同志认为，法人治理结构是什么东西啊！很多人可能不懂，所以不赞成把法人治理结构写上去，删掉了。可是之后才过了两年，到了四中全会，把法人治理结构说成是公司制的核心，而且对法人治理结构里面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职代会、党委会的几个关系说得比较清楚。后来我说过，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展之快，人们认识程度提高之快的标志。前两年，有人还说看不懂不同意写入报告，才过两年，已经变成文件里核心概念了，而且其中关于董事会、监事会、职代会、党委会的关系，董事长和总经理要分设，党委书记和董事长可以一人兼任，这些内容当时都写得很清楚。这是四中全会决定相对十五大报告的一个很大的进展。文件写得很好，但是落实起来还不是太令人满意。

 

　　我在2005年参加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起草工作。当时已经认识到了由于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和环境承受力到了极限，成为经济发展的硬约束。所以，2005年中央就提出来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而且提出像开矿不付开采费、环境污染不付成本，通过破坏生态环境来加快经济发展，把很多高能耗产品往国外出口、把污染留给国内等等，这些现象要改变。我还记得当时非常明确提到为什么会造成这些问题，如果使用经济杠杆的话，哪些经济杠杆能够抑制资源环境的恶化。一次在起草组副组长曾培炎主持的会上，提了几个经济杠杆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改变破坏资源和环境的做法：一是财政杠杆，主要是税费，破坏环境要付成本，矿山的开采要交费；二是价格杠杆，资源能源的价格太低了，油气价低，电价低，还有像水资源，农业采取大水漫灌式灌溉，用水不收费。当时还有人引用了世界银行材料，国外节约能源和淡水最主要就是靠提高价格。破坏资源和环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不顾一切后果地破坏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后果很严重。在规划起草工作会议上，分析讨论的结论是，为了遏制这些破坏，最重要的是税收杠杆和价格杠杆，还有约束政府行为。政府的政绩考核不能以GDP论英雄，出口政策不能为了赚外汇就把污染留在国内，用低价竞争的办法来出口创汇。所以，在十一五规划中专门讲到了政府改革，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不顾一切追求GDP的快速增长而破坏资源环境，提出了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次规划是新世纪以来最早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虽然在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提出了“两个根本性转变”，其中一个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是后来就没再提了。进入新世纪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因为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越来越突出，不转变不行了。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当时提出最主要的是抓政府改革，它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这一提法我觉得还是很准确的。十一五规划还有一个新的做法，就是请世界银行、联合国在我们制定规划建议时提供材料和咨询意见，他们的意见也供起草组使用。十一五规划还有个新的地方，就是从十一五开始，把原来“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这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个称呼。通过参加十一五规划的起草工作，我在《经济研究》2005年第11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深化改革，推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阐述了十一五规划建议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意义。

 

　　2007年，我参加了十七大报告的起草，报告最主要的就是阐释科学发展观。报告起草过程中，在外出调研和征求意见时，讨论比较多的问题就是究竟是以和谐社会，还是以科学发展观作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代表性创新观点，当时开了好几次会，多数主张用科学发展观，一部分主张和谐社会，还有主张两个都用。经过反复讨论，认为科学发展观比较合适。还有就是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改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记得在十七大报告经济组起草过程中，一次经济组组长偶然在外面碰到我，对我说，领导给他打电话说想把转变增长方式改为转变发展方式，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赞同，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能会面宽点，增长方式转变会面窄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当时有三个标志：一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二是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三是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这三个转变，应该说是对2005年十一五规划建议中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法的进一步发展。直到现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路还在走。

 

　　十八届三中全会是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次重要会议，我也参加了会议决定的起草工作。这个起草工作事先我都没想到，突然通知我参加的。第一次会议成立了起草小组，分成两摊：一摊是工作班子，是具体执笔的；另一摊主要是参加讨论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起草组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总书记任中央全会文件起草组组长，这在之前我还没有见过的。现在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几个比较突出的地方。首先，把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此前就我看到的理论文章里，还没有出现过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提法，这个提法当时也不是起草组自下而上提出的。我记得有次会议领导在工作班子上说，起草组领导有个设想，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不是能够再往前走一步。大家说，已经用更大范围更高程度来形容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词已经用尽了，再往前走“基础性作用”就要改了。然后让一些单位，我记得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几个单位提方案，后来提了几个“往前走”的方案，最后还是觉得用“决定性作用”代替“基础性作用”最好。我记得有个方案是“由市场来决定资源的配置”，这当然也可以，但是用“决定性作用”代替“基础性作用”会更明确一点，由原来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后来大家都觉得还是这个最好，就采纳了。这是因为当时感觉政府直接配置资源太多了，干预经济活动太多了。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比较大的亮点。第二，提出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我记得有人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后，大家觉得好，也是新提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背景是，经过那么多年发展，公有制经济资本跟非公有制经济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还有居民储蓄，都很雄厚了，要更好让国内资本充分发挥作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一个好的设想。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为自然垄断行业放开竞争性业务打开一条通道。十八届三中全会还提出了国有企业利润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应该提高到30%，这是文件中的唯一用统计数字的表述。本来会议文件起草过程中有2个数字表述的，但另一个没有通过。这次全会提出国资委要以管资本为主，实现从管企业为主到管资本为主的转变，有的主管部门领导不是太能接受，也有过一番协调。现在看来，这几年的改革是按照文件往前走的，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意义的体现。但是，如果说其他各方面改革推进得还可以，国企改革是最艰难的。在十八届三中决定里，还有个新的突出之处，就是把生态文明体制单独列为一部分，说明对环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过去一般来说“三位一体”，即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十七大加了“社会建设”，十八届三中把生态文明体制建设列入，形成“五位一体”，现在看来针对性很强。但是它又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刚才已经谈到，2005年“十一五”规划建议就已经提出了资源和环境问题，这次全会则更进一步了。
 

（张卓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荣誉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