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教育研究》：徐校长好！您从中央党校的教学一线到后来从事领导工作，一直投身干部教育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切实做到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各项事业。党中央颁布的《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也明确要求不断提高七种思维能力。您认为思维能力对领导干部而言，有什么重要性？徐伟新：思维是人脑借助语言对事物的概括和间接的反映过程。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现象：对同一客观现象，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判断，或者同一个人在某一社会发展阶段对事物的看法和判断是正确的，而进入另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则作出错误的判断。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思维在发生作用。思维仿佛是一条船，科学的思维能帮助人拨开迷雾、校正航道，抵达正确的目的地。但若思维出现偏差，就会把人引到错误的方向。人类总是力求探索与发现事物的内部本质联系和规律性，因此，科学思维的养成十分重要。

 

　　今天的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前所未有；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十四五”与“十五五”两大发展规划的衔接过渡时期，中国发展的机遇性、未来性也是前所未有。我们面对的现实情况同10年前、20年前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用以往所熟悉的经验、思维去处理当前的问题，往往会犯经验主义错误。如何在强大的信息洪流中防止认识的碎片化？如何在急剧的现实变动中把握确定性与方向性？那么，不断塑造思维的纵深，就是每一个领导干部思维建设的核心要求。

 

　　塑造思维的纵深性，就是要根据不断变化着的客观实际，灵活运用相应的思维形式，作出正确的判断。塑造的前提是要理解何为思维的纵深性。我以为，思维的纵深性是思维的科学性、有效性和超越性的有机统一，是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等思维形式的协同运用。正如现代战争作战方式是体系作战一样，思维的运用也是成体系的。善于从不同的思维形式中获取对事物的不同认识，从多种思维形式的交叉、协同和体系性的运用中，认识事物的不同侧面、不同时段、不同空间，思维的纵深性方能跟上并引领时代发展的纵深性。

 

　　《干部教育研究》：在七种思维能力中，战略思维排在第一位。科学准确的战略判断、审时度势的战略抉择、统揽全局的战略思维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请您谈谈什么是战略思维？徐伟新：自觉塑造思维纵深，首先要关注战略思维的培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战略思维是领导干部必备的一种重要思维形式。当人类面临一个新世纪——21世纪到来的时候，党的十五大做出重大决策：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推向21世纪。中央党校为更好地融入和服务于党的发展战略，擘画了面向21世纪中央党校的发展方向，时任常务副校长郑必坚提出四大教学目标：理论武装、世界眼光、战略思维、党性修养，鲜明地把战略思维作为培养领导干部的重要指标内容。

 

　　战略思维是一种长远性、全局性、洞察本质的思维方式，它的核心特征有三个：

 

　　一是长远视角。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做一切工作，都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我们强调求实效、谋长远，求的不仅是一时之效，更有意义的是求得长远之效。1947年3月，国民党集结胡宗南20万大军攻击延安。红都延安是否在人民的手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很多人舍不得丢弃。在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主张果断放弃延安、转战陕北。很多将领、士兵不理解，认为延安的丢失会泄了战士们的气。毛泽东同志怎么讲？不要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重在于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这就是从整体角度、从战略大局来看问题。毛泽东同志鼓励大家，要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胜利。两年以后，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如果没有通盘考虑问题，选择死守延安，以当时我们在延安的3万多兵力是无法抵挡胡宗南20多万大军的。毛泽东同志之所以选择主动放弃延安，实际上就是从整个战争乃至全中国的革命形势的全局来分析和认识的。可见，战略思维的本质是超越眼前纷繁的战术噪声，在更高维度上构建实现核心目标的路径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从1951年着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今年是“十四五”的收官之年，明年将开启“十五五”新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人穿越时间与未来对话，在当下播种未来的果实。

 

　　二是统揽全局。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战略思维要求领导者善于进行全局性谋划，善于把局部问题放在全局中思考。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动态关联的网络。汉朝张骞开启丝绸之路，把西域与中国连接起来；600多年前，郑和船队下西洋，从海上把东亚、中亚、西亚、南亚、非洲乃至欧洲与中国相连，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构建了全球化最早的路径与版图。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实现了完全意义上全球化的世界整体性。可见，世界的网络从东方开始，由局部到全面，由点到线到面到全域，编织成一个相互关联的巨型网络。在信息化、网络化、人工智能、人机互动等高新科技的加持下，今天世界的网络更加紧密，没有人，也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游离于这个巨型网络之外。整体大于局部之和是战略思维的主要特征之一。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强调的，“要提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

 

　　三是洞察本质。战略思维最本质的要求是剥离干扰，这个“干扰”既包括时间的干扰，也包括空间局部的干扰。核心与根本往往被种种复杂的表象所包裹，如何从海量信息中提炼出主要矛盾，从各种短期利益的绑架中脱身，坚定不移地聚焦核心和根本，是战略思维的最根本要求。资源永远有限，选择做什么不做什么，通过取舍实现资源聚焦，放弃非核心目标，将力量集中在能产生杠杆效应的关键节点上。比如任正非提出，华为不做房地产，只聚焦信息与通信技术（ICT），看似放弃了高利润领域，实则通过集中资源成为全球通信设备巨头。而当时不少企业由于迷恋房地产的高额利润，忽略核心产品的研发，结果却导致资源消耗，房子大量囤积，资金链断裂以致资不抵债。战略思维强调，抓住本质，才能超越短期利益，才能打破局部最优陷阱，从而形成核心竞争力，最终达成既定目标。

 

　　《干部教育研究》：您刚才讲到，战略思维能力的重要性，它是自觉塑造思维纵深的首要任务。那么，请您具体谈谈从哪些方面来培养领导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徐伟新：如何培养战略思维呢？这当然需要大量实践的积累，需要不断地总结经验，但更要自觉地提高战略预见能力、战略定位能力、战略聚焦能力以及战略协同能力。

 

　　关于战略预见能力。“先谋于局，后谋于略，略从局出。”制定战略首先要从战略预见开始。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报告中专门阐述了领导和预见的关系，他说，“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

 

　　关于战略定位能力。战略定位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过程。战略定位主要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等战略决策的核心问题。判断战略定位是否得当，主要有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战略要具有独特性，能够实现差异化竞争；二是基于自身优势，形成核心竞争力；三是认清真问题、认清主次、认清发展阶段、认清事物内在关联，进而在关系协同发展中推进自身发展。这就需要，一方面把自身发展放到协同发展的大局当中来综合考虑，从而形成一个集合效应；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分析我们自身的特殊性，实现错位发展、协调发展。

 

　　关于战略聚焦能力。我历来认为，战略的本质不在“战”，而在“略”。真正的战略往往就是在可做、能做、该做和不做中的不断选择。一个好的战略，其特点就是聚焦关键要素。一般而言，我们手里掌握的资源是有限的，在找到战略的核心优势和确定战略方针后，就要将资源最大化地投入其中，突破阈值，实现质的突破并向好的方向发展。这就需要具备毛泽东同志所讲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政治智慧。换言之，要认识和把握各要素孰轻孰重，搞清楚大小主次，区分轻重缓急，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进而抓住中心任务、工作着力点，做好战略部署。

 

　　关于战略协同能力。战略行动是否协调，事关战略影响力的有效发挥。因此，要使分散的战术、要素在整体战略的协同下形成有机组合的整体效应。判断领导水平的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其能不能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来把握对立面。也就是说，不是简单的是与非、对与错、黑与白，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来把握对立面。这就需要实现好整个组织各部门各层次的有效协同，统筹好内外部关系的生态协同，实现好资源协同，通过协同来整合优化资源要素，使之产生系统效应。现代战争4.0时代正在到来，数字技术、纳米技术、机器人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进一步构成现代战争的全新特征。而太空领域的加入，使得陆地、海洋、天空和信息领域无时无刻不处在高悬于顶的眼睛的监视之下。

 

　　《干部教育研究》：您曾写过《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一书，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对培养历史思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请您结合这本书谈谈什么是历史思维，以及如何塑造历史思维的纵深。徐伟新：好的。我认为，历史思维是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也是一种动态的认知逻辑。我们看到，TikTok将人类注意力切割为15秒碎片，而GPT用系统模型压缩了人类千年文明。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那就是如何抵抗当下时空的扁平化？可以说，历史思维是一种过程性思维，是以历史视角认识世界、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核心是通过把握事物的来龙去脉、因果联系和发展规律，理解过去，关照当下，启迪未来，是让过去照亮未来的大智慧。历史思维具有几个关键特征：

 

　　第一，历史思维是时序性思维或者说过程性思维。不脱离时代谈问题，把事物放在具体时间脉络里看，是历史思维的重要原则。比如，如何看待科举制，不能只评价它后期的僵化，而要放回历史中。隋唐时期士族衰落，中央集权需要人才。科举制打破了门第垄断，使知识精英的流动通道始终保持适度的张力，是当时的制度创新。而到明清它与八股文结合走向僵化，又是时代环境变化的结果。历史就是过程，过程就是开始、现状和未来。这就要求我们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放在连续的、动态的链条中思考和认识。历史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人们总是在前人创造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创造，想干什么、能干什么，不是随心所欲的，因为有历史的前提。现时代的人，又为下一代人创造历史前提和基础。只有认清这一点，才能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

 

　　第二，历史是一种长时段思维。历史如同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有漩涡也有曲折。只有登高望远，才能把握历史规律和时代大势，进而得出正确的历史结论。比如说，对于如何科学认识新时代中国的历史方位，明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以及现在何方，就不能拘泥一时一地，而应把握好“六个走来”。我在7年前曾撰文指出，“新时代的中国从改革开放40年伟大实践中走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走来，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走来，从近代中华民族由衰而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走来，从中华文明5000年的传承发展中走来，从世界社会主义思潮500年风云激荡中走来”。这六个方面，是新时代中国蓄能发力的渊源所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根与魂。

 

　　第三，历史思维注重因果关系。恩格斯讲，历史发展是多种力的合力推动所致。也就是说，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背后藏着深层逻辑。比如分析工业革命为何首先在英国发生，不能只归因于蒸汽机的发明，还要追溯圈地运动提供了劳动力和市场，海外殖民积累了资本，行会制度松动给了技术创新空间，甚至英国的煤炭资源分布（靠近工业区）也成了重要条件。

 

　　培养历史思维，塑造历史思维的纵深，有三点是要注意的。

 

　　第一，避免单线叙事。有因必有果，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结论。但是这种因果关系从来不是单一的，历史的展开发展也从来不是直线或单线的，是一个非线性和多线性的过程。先谈谈非线性。从人类文明史来看，文明的演进并非沿着低级到高级、落后到先进的单一路线匀速前进，而是充满了停滞、跳跃、倒退、断裂与复现的复杂过程。我在年轻的时候曾一度接受线性历史观，认为文明会持续积累优势，迈向更高阶段。但是，人类历史上诸多文明的命运颠覆了这一认知，许多高度发达的文明并未延续进步的轨道，反而突然崩塌。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只有中华文明是唯一活着的文明，而其他三个文明都已烟消云散，即是例证。崩塌的原因是多样的，历史的非线性告诉我们，文明本质上是多变量的耦合的复杂系统，气候变迁、技术突破、资源分配、制度弹性、思想变革、外部冲击等等，任何一个微小的扰动，都可能通过蝴蝶效应引发全局变化。尤其在百年大变局的今天，不确定性前所未有，“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层出不穷，我们更要关注历史的非线性问题。

 

　　再说一下历史的多线性。历史学界曾一度流行单线论，认为各个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一致的，发展的模式和走向也是一样的，“趋同论”“历史终结论”等都是这种历史观的不同形式的结论。其实，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不同的地理环境下，各个民族、国家的进化方式及路径是不一样的，国家形式、制度样态也大相径庭。有人曾经预言未来的多线性，以数字文明为例，中国是国家主导的AI+社会赋能，美国是资本驱动的元宇宙+算法经济，等等，21世纪可能会形成不同的数字文明。我们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合理，但其意识和思维值得关注。就是说，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各个国家的发展路径和模式也各有特色，正因为如此，我们说人类文明是多样性的，多样性的文明需要交流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前途与康庄大道。

 

　　第二，在历史的必然性中关注偶然性。必然性是指由历史深层结构如两对基本矛盾决定的趋势性力量，具有不可避免性；偶然性是指历史进程中的突发性、个别性因素，它不决定历史趋势，但可能改变历史的节奏、形式和具体路径。在历史思维中，必然与偶然的关系是核心命题之一。比如，反侵略、求变革、救亡图存、现代化转型是近代中国的核心主题。但是辛亥革命何时爆发，又为何在1911年成功，具有历史的偶然性。甲午战败加速了维新派的崛起，新军军械库意外走火成为武昌起义的直接导火索，而湖广总督瑞澄的仓皇出逃又让起义迅速扩大，等等。所有这些因素推动武昌起义的成功——此时此刻，而非彼时彼刻。再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实行“小院高墙”，美国的高新技术与中国脱钩，此举使中国原有的高科技发展路线和计划受到很大干扰，但我国科研人员迎难而上，化压力为动力，为早日建成自主科研体系和核心竞争力努力奉献。因此，我们要既敬畏历史的大势，又要关注和尊重历史中人的选择。正是那些看似偶然的个体行动，在必然的河道里共同冲刷出了历史的河床。

 

　　第三，紧密联系现实，在现实与历史的互动中思考认识问题。很多现实问题的根源都藏在历史里，这是我在思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课题时一个强烈而深刻的体会。2020年，我着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课题研究，但是一度卡住了。为了更清晰地认识和理解当下，我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古代中国2000年国家治理的厚重历史中。而这个研究最终成就了一部著作，这就是《大国之治：古代中国的治理智慧》。我从治国理念、基本制度和治理方法三个部分进行探讨，如果把古代中国治理比喻为一艘大船，那么思想理念就是罗盘针、是导引，制度安排就是船体、是基本结构，方法运用则是风帆和船桨。思想、制度、方法，这三者以各自独特的作用维系着中华大船乘风破浪。历史不仅提供问题的根源所在，还能给人以新的启发。1999年底，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人们都在思考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21世纪。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与刘德福先生研究并撰写了《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全球变局中的“康乾盛世”》，这部书揭示了康乾帝国在盛世之后迅速衰败、轰然坍塌的历史事实与惨痛教训。这段历史给我以深刻启发：必须树立全球视野和开放意识，闭关锁国必将错失历史机遇——清王朝对全球变局浑然不觉，最终在新的工业文明面前败下阵来；必须与时俱进，革故鼎新——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必须实现文明主体的创造性转化，新桃换旧符。

 

　　《干部教育研究》：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至关重要。能否请您再谈一谈您对辩证思维的理解和认识？

 

　　徐伟新：的确如此，辩证思维是一种立足客观现实，强调事物联系与发展的思维方式，其核心是用矛盾的观点认识世界。辩证思维有三个核心维度：

 

　　一是联系性，承认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大到宇宙、小到基本粒子，一切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会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而连接，整个世界就是一幅由种种联系交织起来的“总的图景”。所谓“联系”，就是事物及其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联系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治国理政得有一种杂技技能，就像表演转盘子一样，一次转十几、二十个盘子，哪个转得差不多了就赶紧加力，哪个都不能趴下来。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头绪那么多，都要照看好，不要抓了一头忘了另一头。在实践中，坚持联系的观点，很重要的是做到重点论和两点论相结合，做到抓重点带一般，进而做到对事“统筹兼顾，恰当安排”，对人则实现“统筹兼顾，各得其所”。

 

　　二是发展性，拒绝静止看问题。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永恒运动和不断变化的，世界永恒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本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讲，“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这就要求我们树立辩证的否定观。辩证的否定不是单纯的否定，而是联系和发展环节的否定，对待任何事物都不能简单采取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态度，而要审慎地“扬弃”。在实际工作中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学会识别、爱护、扶持新事物，既不揠苗助长，也不求全责备、急功近利。

 

　　三是矛盾性，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任何事物都包含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比如自由与规则，没有规则的自由会导致混乱，如交通失控，没有自由的规则会压抑活力，如过度僵化的管理。两者的平衡——有边界的自由，才是社会运转的常态。更为关键的是，矛盾是有主次的，而主次方面会随条件的变化而转化。在社会治理中要善于捕捉主要矛盾的变化。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是基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而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倒逼改革的深入和拓展，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要聚焦于主要矛盾的解决。坚持矛盾性思维，从矛盾的对立面的统一中不断认识事物，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看它的对立面是否有合理之处，要善于从矛盾的对立面汲取合理的因素。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正是汲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把辩证法从其唯心主义的体系中拯救出来，从而成就了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的方法论。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也是事物矛盾的具体体现。我们强调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把善于发现和认识矛盾作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

 

　　塑造辩证思维的纵深，要注意避免几个思维陷阱。一是极端化思维，以偏概全。如评价某个历史人物或某一历史事件，不能因其某一功绩就全盘肯定，也不能因其某一过错就全盘否定。我们有些干部在发展形势的判断上往往以偏概全，或者陷于过度乐观，或者陷于过分悲观的片面情绪中；或者对改革的困难程度估计不足，而不能科学谋划改革部署，或者片面强调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而动摇了改革的信念与勇气，把现象误认为本质，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二是绝对化思维，非黑即白。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系统，在很多方面存在着两重性，利弊兼有，问题是如何把握平衡、趋利避害。在社会基层治理中，有些干部习惯用对立的思维和办法解决问题，非此即彼，缺乏具体深入地分析，结果导致矛盾激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越来越复杂，任务挑战越来越艰巨。破解难题，迎接考验，战胜风险，迫切需要掌握好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提升辩证思维能力。三是相对主义与诡辩论。有人认为辩证法既要这样又要那样，怎么说都对，于是，在实践中躺平、不担当、不作为。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辩证思维并且打着辩证思维旗号而不负责任的消极怠工的行为方式。

 

　　延安时期陈云同志与毛泽东同志曾有“三问三答”。其中对于“我们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这个问题，陈云同志的回答是，“我得出一条结论，是由于主观对客观事物认识上有偏差。凡是错误的结果都是由行动的错误造成的，而行动的错误是从认识的错误来的”。陈云同志进而得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十五字箴言。自觉培养科学的思维，不断塑造思维的纵深，是我们在风云多变的世界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障。科学思维能帮助我们透过时代的皮肤，从中提取历史的基因，提取事物的本质和必然性。

 

　　以上谈了三种思维方式，已经用了不少篇幅了，如果以后还有机会，我们再尝试谈谈其他几种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