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深刻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新特点新动向，就要结合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外交呈现出的发展态势来看。了解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外交的发展规律，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也就是说，我们观察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49年到1971年，我们称为革命外交时代，我们与世界体系关系总体呈现负向认同；第二个阶段，相对来说时间很短，从1972年到1978年，这是一个过渡阶段；第三个阶段，从1979年到2012年，被称为现状外交；第四个阶段，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到现在，是我们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时代。

　　第一个阶段（1949年—1971年），革命外交。

　　这一阶段的外交富有革命性色彩，我们与世界体系关系总体呈现负向认同。所谓革命，就是要打破一个旧世界，重新建立一个新世界。从1949年到1971年，中国外交在很大程度上凸显了一种革命性，就是要打破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旧秩序，重新建立更加公平、更加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是第一阶段的起点。那么，为什么将第一阶段的终点放在1971年？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换句话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了最具有权威性的外交承认。

　　为什么称1949年到1971年这一阶段是革命外交时代？首先，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敌视、封锁、孤立，难以融入世界体系，其中最根本的一个表现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迟迟不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当时中国外交呈现革命外交的一个重大外部因素。其次，从大国外交来讲，虽然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朝鲜战争爆发前，有十多个国家先后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中美两国当时并没有实现外交上的相互承认。1950年，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两国最终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向，两国关系降到了最低点。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基本上是冲突性、对立性的。20世纪60年代后，中国又与苏联关系恶化。也就是说，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同时处于敌对状态，这也使中国难以获得融入世界体系有利的外部环境。换句话说，无论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还是以美国、苏联为代表的世界大国，当时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某种敌视、孤立的政策。与之相应地，中国外交对于美苏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体系，总体来说也呈现出一种革命的姿态，就是要改变不合理的现状，同时创造一个更加合理的新秩序新世界。当然，这一阶段我国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对当时的中国外交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也就是说，无论是从中国当时面临的外部环境来讲，还是从中国自身的国内环境来讲，这一阶段的中国外交和今天的中国外交在某些表现方面上具有重大差别。

　　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简要观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10个国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53年，共有20个国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69年，有49个国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外交取得了更大的突破，获得了更广泛的发展空间，不仅与法国这样的西方大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在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中也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力。

　　第二个阶段（1972年—1978年），过渡阶段。

　　1972年作为第二阶段的起点，是与第一阶段一脉相承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1年恢复了联合国合法席位。从1971年到1972年，中国与世界大国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是指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众所周知，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打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越南战争。1968年，时任美国总统的林登·约翰逊表示不竞选连任。真正的原因是，他自己也清醒地认识到不可能赢得选举。所以，1968年大选结果毫无悬念，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赢得了大选。当然，尼克松之所以在中国非常著名，并不是因为他在美国宣布要提前结束越南战争，而是因为他被认为是打开中美关系二十多年外交坚冰、实现破冰之旅的第一人。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双方发表了《中美上海公报》，打开了中美二十多年的外交坚冰。因此，1972年既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的第一年，也是中美关系打破坚冰的开始。从这两个角度进行观察，可以将1972年视作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为什么将这一阶段定义为过渡阶段？是因为这一阶段是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它既有对第一阶段革命外交的延续，也预示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一阶段，中国与世界体系的关系迅速向前发展。197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54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77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已经达到了110个。这一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社会获得外交承认由少数转变为多数的一个关键阶段。同时，这一阶段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与调整为下一阶段的到来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第三个阶段（1979年—2012年），现状外交。

　　现状外交，实际上是指中国对现存世界体系转为支持、融入的一种正向认同的姿态。这一阶段被认为在1979年开始，我们可以从国内外两个角度予以观察。从国内来看，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正式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篇章。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我国国内的主导性意识形态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一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也相应发生了改变。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对外开放严格说来主要是指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放。从国际来看，1979年1月1日，中国和美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答应了我们的全部要求，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此时，我国外交更多的是强调创造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由此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外交开始呈现出更加开放更加融入的姿态，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积极融入世界体系，加入了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同时与主要世界大国甚至包括苏联的关系都处于改善之中。2011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累计已经达到172个，占世界主权国家的绝大多数，这也充分表明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外交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新阶段，这就是对现状正向认同的基本姿态。

　　那么，党的十八大后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1979年到2012年的中国外交有怎样的联系和区别？这里我们需要将中国外交第三阶段（1979年—2012年）的三十多年间的一些基本特点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行对比。我们不妨还是以时间为轴进行梳理。

　　从第三阶段的前十年来看，中国外交秉持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更多强调与世界各国互不干涉内政、求同存异、共同发展。总体来说，中国当时进行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是比较好的。

　　从第三阶段的中间十年来看，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突然发现苏联作为美国最强大的对手消失了，这时中美缓和、中美合作的重要外部因素似乎不复存在了。因此，在1989年后的几年间，中美关系出现了比较大的波折。当时中国在外交上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中国并不具备苏联的实力，但是很可能取代苏联在冷战时代在国际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也就是美国的头号对手，而中国无论是在军事还是在经济方面，都与冷战时代的苏联存在重大差距。如果说中国不具有苏联的实力却取代了苏联在冷战格局中的地位，那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在1992年美国大选期间，当时在任总统老布什受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的强大挑战。克林顿不仅对老布什在经济方面的政策提出强烈批评，也集中火力攻击老布什的对华政策，认为老布什对中国不够强硬，在诸如人权和贸易问题上，对中国妥协让步太多。克林顿甚至扬言，如果他当选总统，一定会对老布什的对华软弱政策进行调整。一时间，中美关系面临重大挑战。1993年，克林顿就任新一任美国总统，中美关系开始面临着现实的威胁。1993年11月，首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西雅图召开。在这次峰会上，中国和美国两国领导人实现了见面、会谈。这次会谈后，中美关系开始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当然，此后还出现过一些波折，譬如，美国国会几乎每年都要审议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认为中国如果在人权问题上不能让美国满意，美国应结束与中国贸易最惠国关系。尽管贸易最惠国待遇是中美两国相互对等给予的优惠待遇，但是由于中美两国当时不对称的实力对比，使得美国在贸易最惠国待遇上具有比中国更大的主动权。在这种背景下，美方凭借自己的实力优势，不断在中美关系上挑起事端，制造各种摩擦。但是1993年后，中美关系开始逐渐发生向好的变化。首先，尽管APEC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国际机制，但是由于它每年召开一次的领导人非正式峰会，给当时中国外交提供了比较大的空间，无论是和美国还是和其他大国都有了更多交流与沟通的机会。

　　1993年到1994年，中美加强了交流密度。这其中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一幕，克林顿竞选总统时曾攻击老布什对华太软弱，而最重要的证据就是老布什曾否决了美国国会要求取消美国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的动议。最终，剥夺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法案就没有通过。克林顿在竞选期间曾就此对老布什进行猛烈抨击，但是到了1994年，克林顿宣布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同人权问题脱钩。1995年，克林顿政府抛出了一个著名的“接触政策”(Engagement Policy)，这不是简单地同我们打交道，而是基于当时美国对自己实力的高度自信，这种自信不仅体现在美国对自身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自信，也体现在美国对自身价值观的软实力的自信，认为通过与中国不断“接触”，最终会软化、同化中国，并且认为在美国强大影响力下，中国最终会认同美国的价值观及其对世界体系、世界秩序的主导。因此，从克林顿的主观意愿来说，他希望通过这种“接触”来实现美国最终的对华战略目标。客观地讲，克林顿的“接触政策”也为中美关系未来二十年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好的基础，毕竟美国选择的是与中国交流对话，而不是以对抗的方式对中国施加影响。1996年大选期间，克林顿作为在任民主党总统谋求连任，而共和党方面又反过来批判克林顿的对华政策过于软弱，不能坚持美国的原则。但是克林顿最终赢得了连任，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美关系总体来说继续稳定向前推进，尽管中间经历了台海危机、科索沃战争，但是总体来说，中美关系在后冷战时代逐步确立了基本的发展框架。到了1998年克林顿访华期间，中美之间第一次宣布两国可以成为建设性战略伙伴，这是冷战结束后美方第一次用伙伴来形容中美关系，可以说在这一阶段，尽管中美之间的实力存在较大差距，但是中国外交与世界大国，以及与世界体系的正向认同和合作态势并没有改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不仅实现了在政治上的融入，也实现了在经济上的融入。

　　第三阶段，无论是从中国自身的政策来看，还是从中国与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关系来看，或是从中国与美国这样的世界大国关系来讲，都是有发展、有变化的。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是一个重大外交突破。在国内，我国提出要做负责任的大国，就是要对国际社会负有责任。换句话说，中国外交再也不是要去打破一个旧世界，而是要对现存的世界担负起应当担负的责任，尽可能维护其合理的一面，如果有条件也要改进某些不合理的方面。

　　从1997年到1998年，第三阶段的外交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在我国提出负责任大国的同时，中美两国领导人实现了高层领导人互访，而且是重要的最高级别的国事访问。同时，中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也开始兑现做负责任大国的承诺。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对于危机的缓和直至最终的消退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后，亚洲区域合作逐渐出现了“10+1”“10+3”“10+6”的多边机制，中国外交也获得了更加广泛的空间。这是第三阶段后十年的一个重要亮点。

　　再来看中美关系，尽管中美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受到台海危机、科索沃战争的干扰，但在克林顿任期内中美关系已经逐渐确立了基本稳定的框架。而在2000年美国大选期间，共和党候选人小布什对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责克林顿的对华政策太软弱。小布什首先否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他甚至将中美关系直接定义为竞争对手。小布什就任总统后，中美两国发生了撞机事件，小布什政府在此次事件中的表态非常蛮横、非常强硬，一时间中美关系面临重大考验。2001年9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发现美国在世界上面临的头号威胁并不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而是恐怖组织。随着小布什政府战略重心的转移，中美关系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2001年10月，中国首次作为东道主主办APEC峰会，小布什和江泽民同志实现了首次会晤。随后几年间，中美之间的高层互访以及高层沟通、交流日益密切。

　　2005年，时任小布什政府的常务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宣布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英语是Responsiblestakeholders。Responsible是负责任；Stakeholders翻译成利益攸关方，从字面意思来看，stake是股份，holders是持有人，因此stakeholders是指股份持有人。美国将中国定义为负责任的stakeholders，说到底首先是认为中国也是世界体系股份公司的股份持有人，而中国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与此同时，美国认为中国不仅应该成为股份持有人，而且应该是负责任的股份持有人，既有对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要求，也承认中国是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

　　总之，通过第三阶段30多年的努力，在党的十八大前，无论是与世界大国的关系，还是与国际组织国际制度的关系，还是中国自身国内政策的调整，都显现出中国外交对世界体系的正向认同，以及主张维持世界体系国际制度合理现状的一面，对于有必要的改进，中国也愿意积极参与。总体来说，这是一种积极融入的姿态。

　　下面讲一下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2012年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启的60多年里，中国外交发展的基本规律。了解从1949年到2012年的60多年时间里中国外交发展的基本脉络，更容易理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发生的可喜变化。

　　60多年中国外交的发展演变

　　第一，我国对国际格局的理论认知，从“帝国主义”论到“时代”理论。“帝国主义”论是敌我的价值判断。“时代”理论，强调我国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进入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

　　第二，从意识形态取向到现实的国家利益取向。尤其在中国外交的第一阶段（1949年—1971年）的二十多年里，意识形态对于中国外交的影响非常大。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中国外交的第三阶段开启以来，我国更多地强调求同存异，强调世界各国人民都有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自由，强调中国的发展应该吸取人类文明一切可以吸收借鉴的成果。

　　第三，从“改变现状”的国家到“负责任”的国家。改变现状，就是革命外交。而从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开始从强调革命发展为强调对世界负责任。今天，我们强调要建立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模式，强调要树立正确义利观，强调要实现中国的发展机遇与世界的发展机遇的相互转换，这些都体现出负责任大国的外交姿态。

　　第四，主张多边合作和世界经济全球化。多边合作和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无论是“一带一路”建设，还是其他的中外合作关系，无不体现出对这一基本国际发展趋势的认同。

　　第五，重视经济相互依存。

　　第六，重视国际法和国际规则。

　　第七，重新获得的自信。这种自信，既来自自身实力的增长，也得益于中国不仅与世界大国，还和其他中小国家建立了相对稳定、相对健康的发展框架。这都是我国在外交上重新获得自信的重要来源。

　　第四个阶段，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到现在，我们下面展开具体讲解。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的成就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成就中在外交部分列举了以下成就：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这些体现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外交成就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与多边外交有关。下面我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到目前为止，亚投行吸收了数十个国家，其中包括与中国长期以来有着友好合作关系的国家，也包括很多西方国家，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非常明显。

　　第二个例子，二十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包括了欧盟以及十九个国家，这十九个国家分别是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南非、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中国、韩国、印度、印尼、澳大利亚、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二十国集团以区域为单位，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召开。

　　这些外交成就，至少可以体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两个方向。第一，多边活动和多边机制非常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不仅积极融入原有的多边机制和原有的国际制度，也开始摸索发起新的多边机制，创造新的多边机制。第二，更加强调开放包容。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中，还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讲，中国都秉持积极合作的开放包容姿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始更加努力地为解决人类问题，为全人类的共同福利、为全世界的共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方面，中国自身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中国对于外部世界体系的认知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得以推进的重要基础。

　　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原因

　　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开始逐渐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外交的主动性更加凸显。其原因有三点：

　　第一，时代发展的需要。今天这个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所以将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重大使命，也是对全球化时代背景的客观认知。在全球化时代，一国的发展与另一国的发展往往呈现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息息相关。革命外交时代，如果帝国主义国家遇到重大危机，往往会显示出革命外交的优越性；但是在全球化时代，任何重要大国的经济出现问题，很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或多或少也会影响中国的发展。同时，如果中国发展得更好，能够对世界经济作出更大贡献，中国经济也一定会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其使命担当首先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同时，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也同样对世界人民负有某种责任，具有某种国际主义的关怀。

　　第三，国际国内客观条件的具备。国际的客观条件，主要是指大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和一百年前有所不同。一方面，今天大国之间如果发生全面的核战争，就意味着人类的毁灭。主要大国之间爆发全面的核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是大规模的常规战争，对于世界各国来说也是深重的灾难。总体来说，尽管今天国际上的霸权主义仍然存在，但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基本条件是相对具备的，主要国家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是相当低的。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呈现出联动、包容的态势，各国的经济社会交流日益密切。无论是经济合作还是社会交往，各国无论从主观上是否认同，客观上都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内的客观条件，主要是指我国经过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经过中国人民不断艰苦奋斗，尽管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相应的社会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基于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成就，中国在国际社会、国际舞台上也具有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的基本条件。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得以推进也得益于国际国内客观条件的具备。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同时，总体国家安全观还强调“四个统筹”，即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比较好理解，我们重点讲一下后面的三个统筹。

　　统筹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民安全被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国民安全体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一定是以人为本的外交，我们既要胸怀远大理想，同时也要关注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切身安全和福祉。

　　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传统安全是指传统的国家间的安全关系，非传统安全是指在传统的国家间的安全议题之外，比如“911”恐怖袭击就是非传统安全问题。非传统安全面对的不是主权国家，而是主权国家之外的其他非政府势力，比如恐怖组织、海盗等，当然还包括环境安全、信息安全等问题。

　　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这实际上也体现出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中国所追寻的安全，不仅是中国自身的安全，也是全世界各国的共同安全，中国不会采用以邻为壑的方式谋求自身的绝对安全，中国谋求自身安全的方式一定是不损害其他国家安全的。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国家安全观上的具体实践。

　　第二，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一个方面，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和平。自1979年以来，中国外交与世界体系形成了非常稳定的正向认同关系，中国愿意与所有愿意与中国开展和平合作关系的国家发展和平友好的关系。第二个关键词，互利。中国不会谋求单方面利益，更多地愿意将自身的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发展结合起来。这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不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出发点。第三个关键词，共赢。共赢和互利是一脉相承的。第四个关键词，开放。中国采取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姿态拥抱世界各国。2018年11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这就体现出我国愿意为世界发展作出更多贡献，愿意将中国的发展成果和中国的发展机遇与世界各国分享。当然，这种分享也不是中国单方面的供给，中国希望通过这种开放实现中国发展机遇与世界发展机遇的相互转换、相互支持。

　　第二个方面，坚持正确义利观。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推进不是狭隘地仅仅强调自身利益的获得。在自身利益、合法利益得到有效保障的同时，我们更注重“义”。这个“义”就是世界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道义。通过坚持正确义利观，中国将自身的发展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有效结合起来，这种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第三个方面，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其中，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什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通过开放创新实现共同的发展，而包容互惠是这种共同发展的一个基本路径。要想通过开放创新实现共同发展，必须有包容的心态，同时最终成果一定是互惠、互利共赢的，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特别强调文明交流和生态体系建设。文明交流强调和而不同、兼收并蓄，各国之间的友好交往不仅需要政府政策的推动，也需要各种不同文明、不同社会的相互理解，实现民心相通，这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最基本的社会基础。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特别提到了“构筑生态体系”，这就将全球环境问题摆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与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是一脉相承的。当今世界的共同发展，不仅是经济的发展，也要解决好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之间的矛盾等突出问题。因此，这里特别强调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第四个方面，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几十年来，中国外交始终强调要维护世界和平。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突出的新特点——中国要为全球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经济发展中，中国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0%以上。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种维护不是消极被动地维护，而是通过中国奋发有为的大国外交，对国际秩序中的好的方面进一步发扬，对其中需要调整的方面作出积极有效的调整，同时为世界发展、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

　　用一个词来表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就是“奋发有为”。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前，可以用两个词来表达中国外交：“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韬光养晦，更多地强调中国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具体来说就是要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有所作为，是指我们在必要时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也要有自身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相比之前的中国外交更加突出“奋发有为”，这种“奋发有为”既不同于革命外交，也不同于现状外交。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要维护现行的国际秩序，但是这种维护不是消极被动地维护，更不是僵化保守地维护。中国维护国际秩序，但是对于国际秩序中不合理的部分也进行积极调整，同时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国外交取得的成就也能看出中国外交奋发有为的一面。

　　当然，这种奋发有为不仅体现在实践层面，也体现在理念层面。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新型国际关系，就是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相比以前的中国外交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特别包含了要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也就是说，无论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还是在更加具体的环境问题上，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都希望能够为世界的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保护地球环境与每一个国家都息息相关。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实现路径

　　第一，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更加凸显奋发有为、积极主动的一面，但是我国的基本原则没有变，始终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中国并不会因为自身发展了，就像以前的某些大国一样，肆意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强迫其他国家接受并不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中国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推进这样的强权外交。

　　第二，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别强调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和中国有一些分歧还是和中国一点分歧都没有，只要有条件，我们都尽可能地发展一定的伙伴关系，尽可能地扩大共同利益，也就是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

　　第三，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急需国外的资金与技术，因此那时我们特别强调招商引资。今天，中国已成为资本输出国，中国对外投资规模已经超过中国吸收的外来投资，但即使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经济地位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形势国际格局也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依旧没有改变。也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的发展赢得更加广阔的外部空间，同时也能让世界的发展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从而实现两个机遇的相互转化。

　　第四，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即使中国相比以前更加奋发有为，但是并不代表中国要在全世界推行强权政治。中国要对国际社会负起更多的责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商，是共同发展的第一阶段；共建，是具体的推进阶段；共享，是发展的成果共享。这充分体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并不是强调中国单方面的强权，而是强调世界的共同利益，而且不仅仅强调共同利益的分配，也强调共同的责任。尽管中国秉持做负责任大国的基本外交理念，但是世界各国也都应该为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发展担负起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责任。只有共同担责、共同分享、共同贡献，国际关系才能真正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