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9年我到光远老师处读博士到光远老师仙逝，屈指数来已25年了。认识光远老师是我一生的荣幸，光远老师的思想、道德、学问对我影响极大，使我终生受用无穷，影响着我的思想、道德和行为。

    一、“每天至少读书3万字”。我大学是读理工科的，到光远老师处是想研究经济学，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如何发展。但由于跨专业学习，思想压力很大，我明确的告诉了老师我的想法。老师告诉我，他是30年代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学物理学的，后来在延安根据革命事业的需要，开始研究经济学，我们两个有大致相同的学科背景，我能搞经济学研究，你当然也是可以的。但由于基础的原因，你必须下大力气多读书，每天至少读书3万字，一年大约1000万字，三年3000万字，在此基础上做论文，应该是有保障的。这其实是师兄肖练的读书计划，光远老师认为我的经济学基础不如肖练，所以要我“每天至少读书3万字”，而且是按一年365天计算的，不扣除节假日及做论文的时间。我严格按照老师的要求在做，且前两年每天读书超过3万字，因为我必须留出一年时间做论文。25年来，我坚持一天上午、下午和晚上三个单元，至少有一个单元保证读书，每小时一万字，大体坚持了下来。所以，同龄人一般都认为我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先生的教诲使我受益匪浅。

    二、“读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最好读原著”。先生认为我经济学基础不厚，三年学习时间又短，所以要把有限的时间用在有效的事情上，建议我“读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最好读原著”。他建议我读《资本论》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者的代表作，并说近几版的《资本论》翻译的不太好，他正在纠正一些翻译，如“社会所有制”问题。这个要求对我太难了！我做到了读原著，但读的是翻译过来的原著。要读德文、法文、俄文等非英文著作根本不行，我们这一代人是被文革耽误的一代，不像先生他们那一代人学富五车，精通多国外语。所以，与先生比，他永远是我们不可能逾越的长城！

    三、“要独立思考，勇于接受逻辑推出的结论”。在做论文时，先生认为我有理工科的背景较好，逻辑思维能力较好，在给定的条件下，得出该条件下的结论，条件变了，则会得出另一条件下的结论。这是理工科的科学实验训练，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则是一切随时间、地点、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先生要求我“要独立思考，勇于接受逻辑推出的结论”，不要盲从别人的结论，不要迷信权威，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这对我影响很大，使我在研究问题时形成了先研究研究问题的条件，再研究在此条件下形成的问题，最后得出在此条件下逻辑推出的结论，勇敢接受这个结论，哪怕是痛苦的结论。

    四、“不要发明别人已经发明的东西，不要创造别人已经创造的东西”。这是我做论文时老师反复教导的，要我先做好文献研究，或者专门做一篇文献研究的论文，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可能比巨人高。他说“博士论文可能奠定你一生研究的基础，也可能成为你的成名作，所以，必须有自己独特的创见”。老师教导我说：“做论文大概有三种类型，一是文献研究型的，专门研究文献，从中挖掘出新的发现，得出新的结论；二是研究中你掌握了大量新的资料，从而得出不同以往的新结论；三是你并没有掌握多少新的资料，而是转换了老的思路，从新的角度研究而得出新的结论。你要考虑你的选择”。遵照老师的教导，我认真做了文献研究。当我在开始做论文时，我们那个在职博士研究生班被国务院叫停了，为了取得学位，我不得不参加脱产博士研究生的考试，重新入学，由马列所转到了工经所。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可能，我选择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在光远老师和孙耀君老师、韩岫岚老师三位导师的指导下，写了一篇“企业发展战略与组织结构”的论文，被论文答辩委员会评为基础扎实，逻辑严密，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空白的论文。

    五、“社会发展阶段从逻辑上看，应该先有共产主义，才有社会主义”。2000年春天，中国律师协会在上海召开年会，司法部段正坤副部长托我邀请几位经济学家到会讲讲国家经济发展问题，并希望我邀请一下于光远先生。我受命而为，邀请了于光远先生和中央党校王珏教授，还请沈含耀代为邀请了正在杭州做调研的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高尚全会长，三人在大会作了讲演，引起很大反响。我们和胡冀燕在上海陪先生做了几天调研。一天晚上，汪道涵老前辈来访，两人谈至九点多，大部分时间在谈台湾选举以及国民党和民进党的问题。 汪老走后，光远先生很兴奋，把我和王珏教授叫到他的房间，对我们二位说：“有一个事情我要和你们二位说一下，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逻辑应该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社会财产的占有应该是先原始共有，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私有，再共产主义共有，再社会主义全社会所有。但现在不能说”。他要我们二位记住此事，并做一些研究。这是一个颠覆性的重大理论和社会发展实践问题。我不知道王珏老师还记不记得此事，做没有做研究。我由于才疏学浅，加上后来的研究兴趣转向了法学方面，研究社会规范去了，没有完成老师的任务，想来十分遗憾！问题没有研究，也失去了和老师共同探讨，让老师指导研究的一次机会。  

    六、“我坚持生产力两要素论”。中国生产力经济学会是在先生的提议下创建的，先生一直担任会长。1992年秋季，中国生产力经济学会在湖南召开换届会议，先生去湖南的目的是 向大家说明下一届不再担任会长，并讲讲自己的生产力经济学观点，和大家讨论。在坐火车南下的路上，先生问我对生产力要素如何看。因为当时理论界对生产力是二要素还是三要素有很多争论，三要素认为除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外，应该加上生产工具。我说我认为还是二要素好，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当然是劳动力—-人，再就是生产资料—-物，我认为生产工具是生产资料的一种，也是物。另外，基本要素的划分不能太细，细了很难划分，标准容易乱，最大的问题可能造成见物不见人，容易削弱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人的作用，所以不应该是三要素。二要素可以简单地称人与物。先生认为我说的大体是对的，认为通俗地讲人与物可以，但在经济学研究中还是要应用严格的生产力经济学的标准语言，给我以严格的理论研究标准训练。会上，大家没有同意先生不担任下一届会长的意见，又选举先生继续担任会长。

    这次湖南之行，除了学问思想之外，先生超人的记忆力和体力使我惊愕！ 他已经77岁了，白天和大家一起开会，晚上还和大家联欢，拿着伞跳延安的秧歌舞，晚会后，还精神矍铄，组织青年座谈，回答青年们提出的有关理论问题。座谈会后晚上12点多了，我、胡冀燕和宋光茂请他休息，他说他还有任务没有完成。我们知道先生有早起的习惯，6点多钟，宋光茂就拉我去先生处，结果先生已经早起床了，地上放满了七八张给有关单位和个人的题字，我们问他几点钟起的床，他说大概四五点钟吧。屈指数来，他大概也就睡了四五个小时，而且每天大体如此，只要不是睡觉，不论走路还是吃饭，他总是说个不停，在阐述自己对国家、社会或经济发展的看法和观点，其超强的体力和饱满的精神是我们所不及的。同时，他还有超强的记忆力。一天晚饭后，他要去看长沙铁路工会的一位同志，让我联系。该同志上午来过，临走时曾说了一下他的电话号码，可我、胡冀燕和宋光茂都没有记住，先生即随口报出了电话号码。晚上我陪他去的路上问他和这个同志什么时候认识的，电话号码记的这么熟。他说认识不久，电话号码不是上午说的吗。我无语。这次湖南之行，我才知道什么叫天才，我们是永远也赶不上老师的，我们精力不行，记忆力不行， 创造力更不行，整个一个半残疾。老师是我们永远的老师！！

    七、“海南应该成为旅游岛”。1991年，我陪老师去海南，我们承接了给三亚市作长远发展战略规划的任务。这是杨晓英和三亚市委书记钟文同志约好请于光远先生率队来作的 。先生让我作课题组长，他和杜润生、费孝通、朱厚泽做顾问，我请师兄刘世定、同学张耕、李朴民、费孝通的博士丁元竹、北京市规划局总规划师李准、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院长、亚运村总设计师周治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张德山等做成员，开始了海南调研。在海南，省委书记阮崇武和钟文同志分别会见和宴请了光远老师等，光远老师反复给他们讲，海南应该成为旅游岛，不要搞其他有污染的开发，这是全球仅存的几块净地，要保护好海南的蓝天、海洋、空气、绿色、沙滩、人文，特别是三亚，要把一切有污染的工厂统统搞掉，如市中心的水泥厂等。并建议他们把海南搞成自由港，让全世界的人可以到海南自由旅行。研究成果后来由财经出版社公开发行（自由港计划未写入），光远老师为主编，我和刘世定为副主编，钟文同志把该书发给三亚市干部人手一册。除了自由港计划没法实行以外，其他的计划大体上都做到了。

    八、“我们俩合写一本旅游经济学”。光远先生对旅游很有研究，曾写过20多篇文章，他要我把他的文章整理一下，并和香港《中国旅游》杂志取得联系，把历年的中国旅游杂志给他凑齐，以供他研究之用。中国旅游杂志很支持，我很快完成了先生的任务，还在中国旅游杂志上发表了先生的几篇文章。1993年，先生对我说：“旅游有三性，即独特性、异地性和有趣性。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肯定会有一个大发展，其旅游经济就是一个和值得研究的大问题”，并与我商量，我们俩能否合写一本《旅游经济学》。我由于当时正在啃几个经济学家的艰涩的著作，加上我根本没有过什么旅游的经历，连去的地方都很少。旅游是个奢侈的事情，我太穷也太孤陋寡闻了，不具备研究这个学问的基本功，所以只好说：“我研究这个学问还需要做些知识和资料准备，可能还需要一些实践经验”。他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我的尴尬，给我讲了一些问题，还鼓励我“不着急，慢慢来”。后来他一忙，我一忙，这事就这样搁下了，也许他知道了我的难处，不再提了。但我至今想起来就觉得不是滋味。看到马惠娣和先生合作的休闲论著，觉得十分惭愧。现在，我已经有了一些旅游的经验了，可以尝试着完成先生的遗愿了，争取在不久的将来写出一本《旅游经济学》，以告慰先生。

    九、“中国的民办教育需要支持，中国的管理科学也需要发展”。北京华夏管理学院是北京东城职工大学和新加坡华夏管理学院共同投资的一所民办大学，他们请我给学生上课，我还拉了同学唐任伍、王雍军、林厚春、成小洲等去上课。后来，学校领导问我能不能请于光远先生为他们的顾问，我心里没底，就和胡冀燕商量着去给先生汇报，没想到先生一口答应，还说：“中国的民办教育需要支持，中国的管理科学也需要发展”，他还请胡冀燕给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肖妁基教授、中国社科院孙耀君研究员、韩岫岚研究员打电话，请他们一同出任顾问。同时还请了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的黄小祥师兄去学校开了一次座谈会。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民办大学，一下子请到了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就别提有多高兴了。先生对民办教育和管理科学的支持令我感动。

    十、“王冠楠很聪明，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先生仙逝时，我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我爱人余永燕也在美国，我又把在英国当律师的女儿王冠楠从英国叫来陪她母亲玩。先生噩耗传来，我们极为悲痛，一起回忆起与先生几十年的友谊。我们一家三口常到先生家去，先生和孟阿姨、于小东、胡冀燕也来过我家多次，还在我家吃过几次饭。上世纪人们还不习惯到外边去吃饭，多在家里自己做。余永燕祖籍广东顺德人，她虽北京生北京长，但做的一手高质量的广东菜，其饭菜的色、香、味、型还是可以的，特别因为她是医生，对饭菜的营养搭配也比较讲究，所以先生每次都说好吃好吃，特别是对她做的荷包蛋赞口不绝，一见面就常常提起。我女儿每次去看于爷爷和每次于爷爷来家，都围着他转，问这问那问个不停，一老一小特别好玩，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一次，我带王冠楠到先生家去，我和孟阿姨、胡冀燕、刘世定在另一个屋里谈事，一谈谈了两个小时，谈完后才想起孩子到哪里去了，急忙走到先生的书房，才发现这一老一小谈兴正浓，相互拍掌，哈哈大笑。我问“名名（王冠楠小名）和爷爷说什么呢，这么高兴”，她说“爷爷给我说他小时候多么淘气，多么聪明！”，先生笑着对我说：“王冠楠很聪明，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

    王公义  司法部研究室主任、司法研究所所长

    此文是王公义在中国民生研究院、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举办的于光远追思会暨于光远经济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