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1908年的《文化偏至论》中提出了“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重要见解。这其实对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参照。而通过“两创”，中华传统文化一定可以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这种贡献一方面是价值观和认识方式的贡献。由于中华文明在其漫长的发展进程中从未中断过，它所提供的智慧和洞察对于人类的价值观和对世界的认识方式可以有重要的参照和启迪。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为世界所认知。而中华文化以儒释道为中心的多样思想和精神资源历史上在东亚和世界就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当下也对于人类的文明和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中华文化传承至今留下了无数重要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中都具有关键性的影响。这些中国人历史上创造的精华作为宝贵遗产，无论在审美、历史等所有的文化层面等均会给予当下世界重要的启迪。

 

　　这些宝贵的遗产都需要通过今天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来获得新的传承和传播。这从根本上也有助于消除对中国发展的误解和扭曲，让世界对中国有更多、更深入的理解和认知。这需要让传统从多方面获得“活化”，处理好“古今中西”的关系。在“古今”之间的关系上，其实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非常复杂。从汉语的表达上，“文言”和“白话”有很大差别，而古今生活中的差异更是巨大。

 

　　传统文化经过了20世纪的“现代性”阐释之后，其实已经和过去有了极大的区别。其中的“可释性”问题，也就是古今之间的差异如何得以克服，如何以当代的方式阐释传统文化，如何让当代人理解传统文化，需要进行艰苦努力的工作。这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凭着我们的一厢情愿就简单实现。

 

　　在“中西”文化之间更存在着深刻差异，我们会遇到语言方面、生活方式方面、价值观方面的诸多问题。其中如何将中国的传统文化转换成为国际上其他文化易于理解的内容，也就是一个“可译性”的问题，是我们在文化“走出去”中经常遇到的。我们常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但从文化的“可译性”方面看，“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也有自己的依据，即中国更加易于被他人普遍理解的文化反而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从这个角度看，在对外文化传播中，“可译性”问题可以说是难以回避的。只有具有“可译性”的文化才可能被了解。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实离不开这样的现实努力。

 

　　需要做的事有很多，主要包括：一是对中国传统核心价值和当代思想之间的对话有更多关切，通过更深入的阐释和对话让传统中国思想精神和当下世界有更多的联系；二是对传统诸多具体层面的展开做现代的理解和阐释；三是重视大众文化传播在传统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因为只有靠更生动、更为中国和全球公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的传播，才能形成有效的传播；四是以开放的态度更多地在文明的互融互鉴中吸纳其他文化，保持自身的活力。中国古代成功地将佛教本土化并以中国化的方式在东亚传播就有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