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访哈萨克斯坦，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提出，为了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进一步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由此形成。

　　“一带一路”是一个符号，它承载着沿线国家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张骞出使西域而开启的古代丝绸之路，和后来随着我国航海技术提升逐渐发展起来的沿太平洋、印度洋的远洋贸易，都给世界各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为了唤起人类共同的美好记忆，继续加大亚欧大陆和太平洋、印度洋相关国家之间的文明交流与经济联系，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全球化中国版本。

　　一、从文化维度理解“一带一路”倡议

　　西方学者认为，对于国际政治来说，贸易的增长水平可以是很大的分裂力量……国际制度中日益增长的贸易本身不可能缓解国际紧张状态或促进更大的国际稳定。这与不少人认为的“经济发展了，国家间贸易规模扩大了，经济全球化自然就可以很好地发展下去”的看法有所偏离。实际上，在国际贸易中充斥着不公平、不平等。比如，有的国家是受益者，有的国家是失意者，当贸易规模较小时国家间的矛盾还不明显，但当贸易规模增大时国家间的矛盾就变得十分突出了。由此可见，全球化除了考虑经济因素，还要顾及文化因素。而这曾一直被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所忽视，却又实实在在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

　　在全球化背景下，市场的范围越来越大，原先相互独立的区域市场之间的融洽程度越来越强。当分工水平达到一个高集成度后，就需要国际化市场来容纳分工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专业化所带来的网络式交易就使得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量呈几何级增长。那么，这就引出了下面的问题。随着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愈加紧密，越来越多的区域或区域间的国家，因共同的需求和利益联合起来，共同设计一套安排、机制或制度，并为之分摊成本。目前，世界上存在着多个旨在协调区域事务的区域间组织，然而协调的效果各不相同。通常情况下，区域组织成员间若是文化相近，就能收到较好的协调效果；若是文化差异较大，缺乏历史认同感，那么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协调效果。这就是说，国家间的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左右。纵观世界历史，特别是欧洲历史，各个民族为了各自的既得利益和文化的延续，不惜选择互相开战，如果我们不解决民族与文化共融问题，这个世界是不会迎来真正和平的。这也是我们研究文化维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曾说道，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国人对其文明的独特性和成就亦有非常清楚的意识。中国学者因此十分自然地从文明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并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具有不同文明的、而且有时是相互竞争的文明世界。有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装扮成国家的文明”。确实，中国是先认同一种文化，后建立一个国家，而西方是先有一个法权意义上的国家，后逐渐熔炼出文化，这是强权文化的一个真实体现。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其他国家会更愿追随其领导，可以说，软实力与硬的指挥权力同样重要。

　　美国经济学家Paul Bairoch在研究中发现，1750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值中占了几乎1/3，印度占将近1/4，西方则占不到1/5，世界多数国家的制造业得到长足发展。至1830年西方已经略微超过中国。在过后的几十年里，西方的工业化导致了世界其他地区的非工业化。1913年非西方国家的制造业产值大约是其1830年的2/3。想一想，为什么西方的工业化导致了世界其他地区的非工业化？西方文化奉行的是一种中心-边缘、核心-外围、起源-非起源的观念。这就是说，西方国家是世界的中心、是世界的起源，它的文化一定是一枝独秀的并且具有排他性，这使得它很难发展成多元共生的文化。在这一文化影响下，西方国家发展起来后势必会阻滞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发展。

　　在中国引领新型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的发展同时也给其他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而在西方主导世界经济时，它的发展带来的却是相关国家经济的衰落。这在各国经济发展要素未变的情况下，当然可以有多种解释，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奉行的文明与民族间“零和博弈”的指导思想，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诱因，也反证中国基于文明与民族共赢的发展理念是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全球化思路。捷克政治家瓦茨拉夫·哈维尔曾说过，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单一的全球文明中，“它”不过是一块薄板，覆盖或掩藏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民族、宗教、历史传统和历史上形成的态度，所有这些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存在于“它”之下。由此可以看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熔炉”式的多元文化模式，是将许多非西方的文化掩藏在西方文化的“薄板”之下的，这种一体化的文化表征并不是真正的文化一体，在适当的环境条件下，这种看似一体的文化也许会轰然解体，它可能还会对美国版的全球化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也就是说，在这种一体化的文化表征下，美国的多元文化其实并不相融。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拥有金融霸权和贸易霸权，这些文化在其之下为了得到超额的好处而“和平共处”。这是一种利益使然。但是，这些文化并没有真正相融。比如，美国社会上的种族歧视，就是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非洲传统文化的不相融。一旦美国失去了地位与霸权，国家就有可能因为文化的不融合而分裂。

　　按照西方的全球化假设，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也会面临与美国相同的现实障碍，那就是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不能在全球化中实现相互认同、相互包容，从而衍生出一系列的矛盾与问题，甚至诱发反全球化浪潮。具体来讲，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假设生产要素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而现实状况是，生产要素并非都是可以自由流动的，特别是劳动力要素尤其不能自由流动，而其全球化支撑理论对此没有给予必要的关注，这就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难以广泛推广的核心症结之所在。也就是说，西方的全球化假设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那么，继续深入分析还会发现，重要生产要素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的障碍，恰恰是民族文化多元而非完全一体性所致。现在的世界，文化是多元的，而非一体的。因此，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在引领新型全球化进程中，如何使各参与国实现文化上的理解与包容，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并倡议，在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的基础上，坚持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的原则，推进“一带一路”进程。按照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的说法就是，从中国辩证法的元关系角度思考，没有一方，相对立的另一方也不能存在，因为一方为另一方的生存、存在和转化提供条件。正如太极图所表述的那样，两者在互融性关系中共生共存，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也就是说，我们以道家太极图为模板，强调互为核心、互为边缘、互为起源，视不同情形，互相学习、互相尊重，形成了彼此联系、和谐一体的观念。这是现在全球化中所缺失的一种观念，也是我们能够向世界提供全球化“中国方案”的一个重要原因。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指导思想，坚持做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基本要求，从平等互利，建设亚欧大陆各相关国家利益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希望相关国家共同发展、共同进步。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访问蒙古国时发表重要演讲，他提到，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要知道，搭便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西方经济学中，“搭便车”是被坚决反对的，而在中国的文化中，“搭便车”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一带一路”中受益。

　　按照“一带一路”的设想，“一带一路”涉及的不只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促进欧亚非大陆之间的互联互通，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世界各文化、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与协同共进。“一带一路”期待的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砥砺和相互发明，能够产生更具宽容精神的共同进化，这比单极世界展示的世界图景更加丰富多彩，更有效率，同时更加和平。怎么理解？“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中国自己的地缘政治想象，彻底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等级制的地缘政治想象，认为世界是一个平等的大家庭。这体现了文化的多元一体性。而西方则不这么看。美国文化学者San Juan认为，在美国国内，多元文化并存这一理念必然对美国主流文化自身的长期积累进程构成影响与冲击，必然对其主流文化的独立发展产生一定的抑制和阻碍作用。而在美国以外，多元文化并存这一理念又会对美国主流文化在全世界范围扩张与蔓延的趋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个论断就是对西方多元文化双重标准悖论的一个深刻描述，而且在西方地缘政治想象之下是永远无从解决的。而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从根本上破解了西方多元文化模式面临的悖论，那就是坚持利益共享、责任共担、休戚与共，从形成利益共同体出发，构建人类发展的命运共同体。二、从地区维度理解“一带一路”倡议

　　我们结合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来探讨“一带一路”倡议的地区维度。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势头迅猛，GDP占全球的份额从2001年的4.16%增加到2011年的10.43%。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其核心要义就是希望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一道，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也就是要在既有世界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全球市场规模和范围效益的最大化。

　　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很难实现区域的共同发展。英国地理学家、陆权论提出者麦金德认为，在公元15世纪之前的1000年间，拉丁地区的基督教国家，就这样被禁锢在拉丁半岛及其附属的不列颠岛上。于是，属于拉丁文化的各个民族，便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的被称为“黑暗时代”的严冬考验。西方国家是宗教立国的国家，宗教是国家间最大的分歧。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从1944年到1989年的45年里，“铁幕”是欧洲的主要分裂线……现在，它是一条“一方面把西方基督教民族分离于穆斯林，另一方面把它分离于东正教”的界线。由此可见，宗教是西方文化的根基，它导致了地区文化不可能融合。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此为标志，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不是凭空产生的。比如，在2000年到2013年的13年间，环京津的河北省钢铁工业产值增加了34倍。钢铁工业是河北的主要支柱产业之一，产量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为推进经济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但也给区域环境带来了较大的污染。在这一时期，北京的第二产业产值增加了3.21倍，汽车保有量增加了2.62倍。这些是导致北京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中央考虑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

　　瑞典经济学家贝蒂尔·奥林认为，一个地区自然不可能生产那些需要以该地区不存在的生产要素作为生产要素的产品。每一地区最适于生产那些所需生产要素在该地区比较丰富的产品，而最不适于生产需要某些生产要素占很大比例的产品，而这些要素在该地区内存量很少，甚至没有。简单地说，若没有生产要素，就不应过多的生产相关产品。那么，北京应发展什么产业？就是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所承载的产业。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实现突破，不断提高我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另外，雄安新区建设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点。奥林认为，只有拥有良好的自然资源，或拥有较高的运转原料（不是食品）的方便程度，具有这样的条件才是已建立企业进行生产。那么，我们从自然资源来看雄安新区。它不仅拥有北京最为稀缺的水资源，还地处京津保腹地，交通条件便捷，适于建立企业，发展优势产业。同时，极有可能因为环境条件的优势，吸引大批追逐优良工作环境的劳动者，从而形成工资方面的洼地，有利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是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提出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了全面的对外开放，产业发展也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后，我们的视野从国内扩大至全球。对于京津冀地区来说，以前只是中国经济版图的中心之一，而现在要作为一个经济增长极，参与国际竞争。我国经济学家金碚认为，

　　当市场经济插上工业革命的翅膀，人类发展进入工业化时代，工业生产可以将原本无用的物质大规模地转变为对人类有用的物质，使物质财富大量涌现和积累。在此基础上，以积累物质财富为行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精神得以产生。只要市场空间足够大，经济增长就具有无限的扩展性，直到全世界都被卷入市场经济的巨流。也就是说，发展市场经济，就要逐步扩大市场规模。那么，这个市场规模的止境在哪儿？全球市场。

　　有学者认为，中国“一带一路”的实施将促进中国的西进战略，起到战略腾笼的作用，扩大战略空间，减少与美国的直接地缘竞争。“一带一路”，特别是“一带”，主要是与西边的一些国家尤其是伊斯兰国家建立一种紧密的经济关系。中国有自己的发展理念，有我们数千年来推进全球化的成功经验。中国愿意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并这一过程中实现相互认可、相互包容，从而实现各自更大、更好的发展。

　　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当市场很小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去从事比较专业的职业。确实，只有分工与市场规模同步发展，才能促进经济繁荣。“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都将有助于扩大市场范围、追求市场规模与范围效益，并进一步优化区域间的分工协作。尤其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将京津冀地区与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紧密联系起来，密切了京津冀地区与东北地区和内蒙古的联系，为京津冀地区的发展和开放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广阔的市场，扩大了京津冀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京津冀城市群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化都市区功能，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对外开放与合作提供强大的支撑平台。

　　总之，“一带一路”是更为顶层的和管总的战略，其功能、地位远高于国内任何一个区域发展战略，并对区域发展战略具有指导和促进作用，同时区域发展战略则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三、从地缘政治维度理解“一带一路”倡议

　　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新的框架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自己的解释。2015年1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中国是亚太大家庭的一员，中国的发展起步于亚太，得益于亚太，也将继续立足亚太、造福亚太。他强调，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我们将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合作架构。这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一种新的地缘政治蓝图。首先，我们是亚太国家，要在经济发展中使我们的邻居最早受益。其次，我们要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让其他国家受益。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六年来，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在某些方面还需进一步改进。比如，中国倡导的许多提升亚欧地区及太平洋、印度洋沿岸人民福祉的项目因为地缘政治的原因而被迫搁置。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西方的地缘政治观。西欧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从中世纪开始就战乱不断。直到17世纪，他们停止了战争，建立了民族国家。荷兰学者格劳秀斯在其著作《战争与和平法》中赋予了战争以正义的内涵。他认为，就像人通过反抗保护自己的身体不被残害一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战争来保卫自己的民族、国家不被肢解。格劳秀斯的思想构成了民族国家理论的雏形，但也有其局限性。比如，他提出民族国家是利益分置的单元，还提出海洋是连续的，天然排斥各种所有权。这两种观点从根本上就是矛盾的。而西方以自己为中心、他人为边缘的地缘政治观，就是由此而来，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提出的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构想形成了对立。

　　列宁在论述资本主义国家性质时曾指出，“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必须使操着同一语言的人所居住的地域用国家的形式统一起来。”但是这种国家的形成过程并不是一种自然的形式，它有许多强制性的内容，更多地体现为政治性，而非经济性使然。恩格斯指出，在欧洲“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欧洲最近一千年来所经历的复杂而缓慢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差不多每一个大的民族都同自己的机体的某些末梢部分分离”。这是战争使然。

　　我们知道，英语里涉及民族的单词有三个：nation、nationality、Ethnic group。然而，三个词的含义是不同的，在西方国家，nation是可以建立国家的民族；nationality是可以自决自治的民族；Ethnic group是没有政治权利的族群。三者在根本上是不平等。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在其著作《陆权论》中曾说，在西欧，英法“两国在18世纪发生的几次大战，主要都是为了防止法兰西的专制政权独霸欧洲大陆。……至于其他战争，都是争夺殖民地和进行贸易竞争的战争”。“东欧整体形势的关键，在于日耳曼人要求统治斯拉夫人；……正好位于西欧外界的维也纳和柏林，都处在中世纪早期属于斯拉夫人的地盘之内；这两个地方，代表着日耳曼人走出本土、向东征服的第一步”。后来的实践也证明，西方的工业化进程就是一部战争和侵略史。那么，仗打完了，民族认同、文化融合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所以说，在这种地缘政治格局中推进全球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困难。

　　“西方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使用武力。亨廷顿认为，西方人在1500-1750年期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个全球帝国的要诀，恰恰在于改善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而中国的地缘政治想象与西方完全不同。清朝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曾说，“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华夷，就是华夏和蛮夷，古代曾以文明的先进程度加以区辨，后来以是否认同儒家文化，也就是：认同儒家文化，夷敌亦华夏；反之，华夏亦夷敌。满族和蒙古族原来都属夷敌，在清政府统一中国后又都认同了儒家文化，所以也就没有了华夷之分。你看，中国的地缘政治，原本是有争端的，后来就融合了，原本是有分野的，后来就变成一体了。

　　由此可见，中国的地缘政治观与西方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华民族是文化民族而非血统民族，它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而非排他性，这一过程推崇融合、摒弃战争。也就是说，西方是先用战争手段建立国家，再强迫被征服民族效忠这个法权意义上的国家，接纳其文化。而中国则是先实现文化认同，再建立国家。有学者这样评价，中国“是一个装扮成国家的文明”。钱穆先生曾说道：“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实际上，这种以文化分华夷的传统由来已久，在《诗经·北山》中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历史学家傅斯年也曾说道，“现代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这一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

　　源于特殊的历史人文环境，西方人普遍持有强权与平衡的地缘政治观，认为世界上只能有一超多强的格局，否则人类将不会太平。陆权论提出者麦金德认为，“谁统治了东欧，谁就控制了‘中心地带’；谁统治了‘中心地带’，谁就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为了人类的稳定，应该对世界进行国际共管。麦金德提出，“国际共管最有效的办法，似乎是委任某一强国，让它作为整个人类的托管国；……可以让美利坚合众国和大英帝国作为全世界的托管国，来维护海上和平，维护连接海洋盆地的各个海峡的和平。”海权论倡导者马汉说，“如果一个国家既不依靠陆上的交通区保护自己，也不通过陆路向外扩张，而是单纯地把目标指向海洋，那么这个国家就具备了比四周以大陆为界点的国家更为优越的地理位置。”边缘地带论提出者斯皮克曼认为，美国就是一个典型的海权国家，以美国为中心的圆柱形投影法地图可以更清楚地告诉我们美国与欧洲、远东的相对位置。当你站在一幅以西半球为中心的圆柱投影地图面前时，你会发现相对于全球的其他部分，美国其实是被“包围”的。马汉认为，就目前而言，海权的中心还在西方，……如果由于某种机会，有一个国家控制了海洋盆地，并且控制了地中海的入口的话，那么影响海权的战略条件恐怕就会完全改变。再者，如果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东方，英国和法国开往地中海的路径将不受阻挡，那么在半道上，东方将跟西方会迎面相撞。美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在最近的两次危机中，当有一个强国可能夺取欧洲大陆时，我们立刻介入战争来阻止它。投入力量阻止旨在达成欧洲统一的侵略战争发生，这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样地，美国也将以武力介入远东局势，阻止该地区被一个强国所支配。这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观。那么基于此的全球化，势必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全球化。而中国推进的新型全球化是一个包容普惠的全球化。

　　总之，从文化维度、地区维度、地缘政治维度看，“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一条文化的路、贸易的路、交通的路，更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全球化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