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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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20-02-28  来源:新华网


  •   大家好,本次我们来学习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和内容。


      2019年,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中国经济取得了预期的成果。201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了2020年经济工作的主体做法、框架、手段和措施,并且提出改革的基本要求、目标和相关设想。


      今天主要讲四方面内容:第一,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三方面表现;第二,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风险点;第三,2020年中国“稳”字当头的宏观调控体系;第四,2020年宏观调控主要政策措施。


      一、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三方面表现


      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胜利召开,会议对2019年以来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和我国迎难而上取得的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成就进行了全面回顾。对此过程中形成的主要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作出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重要判断。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来看,当前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三方面因素是高度叠加的。


      第一是周期性问题。周期性问题首先体现在三驾马车的运行上。第一驾马车是消费。从现状看,消费增长明显乏力,在2019年前十一个月中,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只有8%,属于中低速运行状态。从增速看,是21世纪以来消费增速最慢的一段时期。从构成看,现在的商品构成中很难有一件商品可以有效地支撑中国的消费增长,甚至连化妆品、日用品等都无法在2019年前十一个月内的每个月都做到统领消费增长。总体来讲,我们缺乏主导性和长期支撑性的商品。从消费渠道看,实体零售业最主要的消费渠道是专卖店、百货店和超市等相关业态,但除超市外,百货店的销售额增长在2019年前三季度只有1.5%,专卖店的销售额增长也只有1.4%,而同期的CPI则高达2.5%,换句话说,如果扣除了CPI因素,百货店和专卖店这两个渠道的销售额增长,实际上是负值。从超市的情况看,2019年前三季度的增速达到7%,速度不算慢,但超市的销售额增长跟现在的开店补贴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换句话说,超市的增长与超市开店数量的迅速扩大是有关联的。


      综上所述,现在规模以上的零售渠道所能够带来的消费增长的贡献明显乏力。所以,我们必须对消费做一个判断,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消费增速不理想,它将持续多长时间,在2020年,这个原因是否将影响消费的正常增长?


      看组数据,2018年末,我国居民宏观杠杆率达到60.4%,这个数字是历史新高。债务总规模大约是55.5万亿元,预计2019年全年需要偿还的债务利息高达3万亿左右,如果我们把城镇居民的年收入增长假定为8%,按照城镇人口的收入乘以城镇常住人口的数量再乘以8%的年收入增长,那么2019年城镇居民的新增收入规模应该在2.6万亿以上,换句话说,其实新增收入还低于当年需要偿还的债务利息的规模,差4千亿左右。即使居民债务不再发生任何改变,居民收入仍然按8%的速度增加,我们大约还要两年时间才可以使年度新增收入规模达到或超过3万亿。


      按现状预测,2020年消费总体仍然将处于中低速运行状态,而导致中低速运行状态的重要原因是居民债务的过快增加,而居民债务的过快增加其核心是房地产投资活动的过快增长。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对消费确实有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所以在2020年居民杠杆不宜增加。


      再引申一步,从现状看,2020年简单的收入增长无力改变当前消费中低速增长的情况。同时,面对债务压力,居民的消费规模进入预算硬约束阶段,所谓预算硬约束阶段,就是一个月有多少钱用于消费是一个固定值,这样增加A商品的消费,就会相应减少B商品的消费,在此情况下,在2020年对消费的拉动政策中,以下两条政策需要审慎使用:一是简单的收入增长型政策,比如,大规模的消费券提供计划,这很难有效增加消费增长,因为居民的消费受到债务利息的挤压,很难将收入的增加有效地传递到消费上。二是消费补贴计划,比如,家电补贴、汽车补贴等,因为补贴计划在导致A产品消费增加的同时,相应会减少B产品的消费,所以,这时候的消费补贴计划不是扩大消费的有效手段。


      第二驾马车是投资。分析一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的原因。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由三大板块构成:一是工业投资,二是基础设施投资,三是房地产投资。这三类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80%,它们决定了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基本规模、方向、速度和质量。在2019年的前十一个月,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总体维持在5.2%上,增速不快,对GDP的贡献不强。在固定资产投资的构成结构中,来自工业投资的增速只占3.7%。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速只占2.5%。目前,我国对制造业投资高度重视,因为中国经济是否实现了稳增长,关键在于制造业是否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再看基础设施投资。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称,在2019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当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之前,授权国务院提前下达明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这样就使得2019年地方政府发债的时间更早。从规模看,如果集中在前三季度,2019年比2018年多发债高达1.7万亿上下。


      按理来讲,新增发的1.7万亿债务,可以在前三季度形成固定资产投资的小高潮,但实际上,2019年前十一个月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速只有4%,总体情况与2018年相差无几。之所以会出现投资增速起不来的情况,最大的原因跟地方政府的项目库管理有关系。在地方政府的项目库里,绝大部分在库项目都是公益性或者准公益性项目,很难有效地使用专项债的资金,这样就使得专项债券的应用范围以及对社会资金的带动和撬动能力都受到影响。


      其实房地产投资在2019年的运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增速达到10.2%,但房地产投资的背后,依然面临着房地产投资热情高涨,房价不稳定性较强,以及在运行中,房地产领域的杠杆相对较高等一系列问题的影响。所以,在2020年,我们要继续按照社会发展的要求,按照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目标,来强化房地产及房地产市场的功能,使它能够更好的满足老百姓对居住的需要,建老百姓满意的房子,建老百姓买得起的房子。预计在2020年,房地产投资的压力将会加大,较2019年可能会有所下滑,这就需要在2020年强化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力度和有效的投融资组织方式的实施。


      第三驾马车是出口。从2019年前十一个月的情况看,我国货物贸易的进出口总值达到28.5万亿元人民币,全年预计将超过30万亿元人民币,比2018年同期增长2.4%,其中,出口15.55万亿元,增长4.5%,进口12.95万亿元,与2018年同期基本持平。但是,如果从时间分布的情况来看,上半年的进出口形势好于下半年的进出口形势,特别是出口形势,在7、8、9三个月,出口形势的下滑压力较大,10月份、11月份出口形势有所回暖,但是在出口交货值这个指标上,并不支撑出口形势回暖的结论,所以,出口形势的压力下半年是要大于上半年的。


      从出口的主要地理结构看,我国与东盟的贸易在显著上升,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出口地理多元化在发展,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一些对美国的出口转变为对东盟国家出口贸易的方式来开展和进行。


      欣喜的是,在2019年末,中美两国完成了中美经贸谈判第一阶段的磋商,形成了第一阶段的谈判成果。在第一阶段情况下,中国出口美国的化工化纤类商品,其大约价值1900亿美元,这批商品不再被额外地征收附加关税。而已于2019年9月1日所实施的类似于玩具、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价值1100亿美元的商品的附加关税由15%下调到7.5%,还有原来被征收25%关税的2500亿美元的商品,不仅不加征到30%,并且在25%的基础上减半征收。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关系将会出现较为明显的改善,对于提振贸易信心,有效扩大中国的出口,特别是对附加值较高、产业链较长的商品,起到了良好的支撑作用。并且,在中美贸易谈判中,我们所坚持的立场,是用扩大进口的方式来适当减少贸易顺差,维护贸易平衡,而不是限制出口的方式。在中美经贸谈判第一阶段成果的推动下,中美两国坚持面向未来,共同合作,形成共赢的目标,2020年出口形势将会有较大程度的改观。


      除了三驾马车外,还有一个周期性因素是关于实体经济运行的。从实体经济运行状况看,总体呈现了小幅回暖的情况,但距离我们的目标仍有较大的差距。2019年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比10月份加快1.5个百分点。从环比来看,2019年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个月增长0.78%。这说明,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在加快,总体呈现出改善,但是从2019年1月-11月的情况看,工业增加值的增速只有5.6%,而GDP预计的增速可能在6.1%左右,工业增加值的总体情况是低于GDP的增速水平的,对于GDP的直接拉动贡献相对较弱。


      2019年11月,我国工业企业的产销率是98%,总体维持在正常的局面,但是,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却呈下降趋势,1到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是5万亿多一点,同比下降了2.9%,如果单从10月份的情况来看,利润总额同比下降了9.9%,这个降幅是比较显著的。所以,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复苏,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接下来,分析一下结构性问题。第一个结构性问题是通货膨胀。从通货膨胀的表现看,是由猪肉产品带动的,但是猪肉产品只是本轮通胀的导火索。那么,什么是构成通胀的真正内在原因?从现状看,也许是实体经济对利润的追求,中国实体经济的主营业务利润率已经非常低了,只有百分之五点几,实体经济从2003年到现在,主营业务利润率持续下滑,而维持企业利润增长的,主要因为企业都持有一定的土地投资和房地产投资。


      前段时间,有人简单地梳理了中国上市企业所持有的投资性房地产情况,目前的情况是,中国的上市公司持有大约1.35万亿的房地产投资,也就是说,因为房地产、土地价格的上涨,所带来的企业财产溢价型收入增长还不错。但是,从2018年第四季度以来,出现的最大问题是土地、房地产价格在主要的一、二线城市中并没有增长,这就使得实体经济的收入状况只能依靠经营型收入来源,而经营型收入的利润率水平又很低,稍有不慎就很难抵御当前的风险冲击。


      所以,实体经济迫切需要提高现有的利润水平,而提高利润水平最简单有效的手段就是涨价。但是,实体经济的涨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小微企业是没有资格调价的,只有大企业才能调价,小微企业只能相应的跟进而已。从市场结构看,大企业往往愿意利用市场的下行期来扩大自己的市场占有率。除非大企业也面临同样成本因素的困扰,使得它们发现扩大市场占有率已无力抵御当前利润总额的下行,才会选择涨价。


      大企业面临的主要成本因素有三个:一是用能成本,二是租金成本,三是用工成本。中央和国务院对上述三个成本都作出过相应的针对性安排和要求。


      虽然我们在各方面都做了良好的政策准备,但是在总体防范中还是没有防住“猪”的价格的快速上涨以及所带来的压力和风险问题。猪价的快速上行,从而带动其他的肉禽蛋奶的价格上行,导致了生活成本的提高,加剧了2020年用工成本。于是,在表面上看是成本推进性通胀,但是实际上企业的着力点往往不是降低成本,而是传导价格,因为整个产业链上的每一个企业都不容易,所以,企业更加愿意通过传导价格的方式让整个产业链上的企业都活得轻松一点。


      那么,在这种体系下,就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化解和解决变得更为棘手。另外,当前的通胀问题如果除掉猪的因素,实际上表现出了通货紧缩的特征。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中国的M2是GDP的2.2倍左右,而M2是GDP的2.2倍的时候,不应该出现通货紧缩的特征,之所以表现出了通货紧缩的特征,说明在现有的经济结构中,存在比较典型的结构性失衡,面对这种结构性失衡,我们要解决的是失衡本身,而不是基于失衡继续投放大规模的货币。


      还应该注意的是,如果调整了房地产市场,资金一旦从房地产市场外流,则会伴随着货币周转速度的提高,随着货币周转速度的提高则相应地会带来价格指数的增长,进而加剧通货膨胀的压力和风险。因此,在房地产调控的同时,还要大力完善我国的资本市场,包括股权市场、债权市场的建立和发展,这样可以使我们的资金一方面有效地恢复应有的周转速度,发挥其流动性的职能。另一方面,使它能够有效地流入实体经济,从而有效地平抑通货膨胀的风险,并为中国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和支撑。


      第二个结构性问题是产业结构。近年来,中国新兴了一大批产业,比如,人工智能、3D打印等。但是,上述的新兴产业与存量产业、传统产业、主导产业的结合度并不高。这就使得新兴产业的带动力、传导力都有不足。


      第三个结构性问题是区域结构。在总体的运行中,城市群的理念仍未得到完全有效地贯彻,我们要将城市群向下推进,要强化城市之间的联动性、互补性。每一个城市不要求成为全功能型城市,但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联、互补、相关的效应,却可以使城市之间形成良好的带动效应和互补关系,使得整个城市群是完整的、有效的,使整个城市群的运行与需求、要素配置、经济发展是高度匹配的。


      此外,在区域的发展结构中,还要形成先进地区对落后地区的相关带动,这种带动可以通过辐射效应来发展,也可以通过要素的流动效应来发展,还可以通过制度的复制效应来发展。在上述领域,应以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核心的载体,探索上述的辐射效应。


      第三个结构性问题是城乡结构。大家知道,随着我国消除绝对贫困以及推进新兴城镇化发展的不断推进,城乡二元结构得到了良好改善,但是从现状来看,依然存在城乡之间结构上的三大不足:第一大不足是要素流向。虽然现在的城市要素反向流入农村的情况屡见不鲜,但是,对比农村优质要素流入城市的情况来看,城市的反向流入仍然显得微不足道。这需要进一步放宽中国省会等以下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管理,使得要素能够根据自身生产专长、专业性来实现城乡之间的有效流动。


      第二大不足是产权体系失衡。尽管农村地区的产权和现代产权体系建设在不断地提升和发展,但从现代产权的构成情况看,现代产权体系及产权市场最集中的地区仍然是城市,产权类型最丰富、法律保护最清晰的产权依然是城市产权。农村产权尽管以土地产权为基础,特别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村宅基地,还有农民农业承包用地的产权发展和产权运用,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仍然面临着一系列程序性的障碍和不足,在产权的后续管理工作中,仍然表现出法律上的相关措施和相关认定的不足。


      第三大不足是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失衡。尽管基本公共服务在很多指标上已经实现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但是这些均等化实施的成本并不一致。在农村地区,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成本往往要高于城市地区,在这个过程中还要附加一些额外的安排和要求。比如,农村地区的中小学,往往会存在寄宿制的问题,所以会带来技术成本的增长。另外,也可能会带来校车通勤的现实需求,从而相应地带来通勤成本的增长和变化。


      关于上述的成本增长,我们需要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下,强化实质公平,而不是形式公平,在这个过程中,为农村地区的要素成长,为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劲提升,创造良好的基础、环境和条件。这些是当前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接下来,分析体制性问题。体制性问题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方面,财税体制问题。财税体制的重点有两方面:一是税权的划分以及税收收入的实际分享情况是否合理。比如,在2019年的经济运行中,地方政府出现了税收收入异常下滑的情况,而中央的税收收入则保持基本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就提出,希望中央能调整和完善在税权分享上存在的体制性问题。因此,2020年消费税将由中央独享税调整成中央和地方的共享税,相应的,征收环节也由生产和进口环节征收调整到国内流通环节征收。


      第二方面,金融体制问题。它包括三点:一是金融监管权。地方政府是否对本辖区范围内的属地金融机构有完整的监管权力,是接下来要落实的金融体制上的第一个问题。二是金融要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说明,金融既要支持其他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又包括金融自身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展开。三是货币政策、汇率政策、数量型货币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和外汇管制政策,以及宏观审慎政策,上述金融政策体系之间在协调时以谁为准,由谁来负责金融的总体目标确立,和上述政策的相互包容并形成政策方向的一致性是实际落实中的重点。


      第三,创新体制问题。创新体制也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政府在创新中支出占比过高,而市场相关的创新支出规模则相应较小。在目前的创新、研发投入中,政府的直接投入和相关的税收支出安排,占到了整个创新投入的一半,甚至是一半以上,这样就使得中国在创新体制上,政府对创新方向、创新重点、创新路径和创新关键的结点内容的影响力过大。二是对于基础研发、基础创新和应用型基础创新,及应用创新之间的政策界限不明确,导致了企业在上述创新领域中,在实施创新政策,确立创新目标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和分歧。三是在现行的创新组织体系中,以企业作为牵头单位,并由企业来开展创新路线的选择,仍处于总体弱势地位。现在社会习惯企业是参与者,而不是主导者、引领者。另外,在实施后补助方案中,企业的主动性也存在不足,所以,从创新体制看,提升市场作用,扩大市场功能,发挥企业的牵头作用,以及对创新中有效的划分创新类型,政府重点支持基础创新和应用型基础创新的总体结构安排,是在创新体制中需要突破的重点。


      第四,投资体制问题。投资体制的第一个问题是现行的投资体制存在三个不足:一是在投资中,资金流更愿意流向大型企业,对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流入不够理想。二是政府在投资体制中,拥有较大的话语权。三是政府的投资项目一定要有良好的市场化运营条件和能力才行,而不是简单的由政府硬生生地绑定市场投资力量和市场资金结构。投资体制的第二个问题是政府要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组织。投资体制的第三个问题是在政府投资内部,还要做好政府投资计划和政府预算之间的匹配关系,换句话说,只进行政府投资计划,没有匹配政府预算,并不能保障政府投资计划的项目,会得到政府资金的有效支持,但是,政府这个投资计划匹配了政府预算以后,政府预算就必须按照项目的进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管理要求,足额保障相关投资项目的政府资金拨付。


      二、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风险点


      第一大部分总结了导致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周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我们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其中,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第一个攻坚战,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还存在重大风险,这使得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面临系统性压力,使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面临现实性的风险。到底什么是重大风险?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做好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和处置,坚决打击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加强薄弱环节监管制度建设。在现实中,金融风险构成的核心矛盾主要是债务风险,我们当前的债务压力较大,导致了内需发力空间受阻,并使企业运行的稳定性变得脆弱,成为当前经济运行的内在系统性原因。


      从现状看,我们债务风险水平略有下降,但距离缓解甚至是解决这一压力,还有很长的路。当前,债务规模依然较高,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依然较大,导致经济运行的脆弱性依然较强,我们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看一组数字,当前社会融资类债务的规模大约是205.1万亿元。在政府债中,国债的规模大约是15.5万亿元。地方政府一般类债券的规模大约是11.9万亿元,专项债券的规模是9.5万亿元,合计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是21.4万亿元。


      这样,社会债务加上国债的15.5万亿,再加上地方政府债务的21.4万亿,合计我国总债务规模是242万亿。如果拿实际GDP来作分母,当前的债务规模是实际GDP规模的2.8倍,如果按照98万亿元的名义GDP规模来核算,大约是名义GDP规模的2.5倍。


      刚才所说的242万亿的存量债务中,是不包括民间债务的,根据穆迪公司的预计,2018年底,我国民间债务的规模在61.3万亿左右。如果再加上61.3万亿,总债务规模将超过300万亿,占GDP比重将超过3倍。


      居民债务的存量规模至少是55.5万亿元,形成的债务利息在3万亿以上,超过了按照8%的收入增速的城镇居民的年度收入增长规模。所以,当前居民债务、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的压力都比较明显,其中,企业债务的资产负债率还不算高,但是,因为中国土地和房地产的资产价格相对较高,产出收益水平低。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债务风险最主要的不是资产负债率的风险,而是现金流量的风险。


      从上述系统性原因看,导致经济下行的系统性因素仍然较强。在2020年,我国经济无论在外观表征上,还是在内在影响的模式上,都会表现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所以,我们要相应地在经济运行的寒风中,更好地吹拂政策的暖风,使它更加匹配、满足企业在发展当中的期望和要求。


      三、2020年中国“稳”字当头的宏观调控体系


      从“稳”字当头看,第一个“稳”是稳增长。稳增长是经济工作中的核心要求,特别是在债务负担较重的情况下。事实上,我们也无力过于放缓经济增长,必须维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以避免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复杂化。所以,稳增长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是推动中国经济有序运行的重要核心要求。


      在2018年,稳增长从一个“稳”扩大到六个“稳”,2019年我们坚持了这六个“稳”,2020年我们将依然坚持这六个“稳”。这六个“稳”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这六个“稳”统一在稳增长的体系下,又在各个方面起到了更加直接的强化作用和效果。


      第二个“稳”是稳政策。政策不能一时一变,宏观经济政策要稳。因此,2020年,宏观调控的基本框架仍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搭配。在这个过程中,要重视上述两大政策与就业政策、消费政策、投资政策、区域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之间的有效协调,以加强政策的前瞻性、有效性和针对性。


      第三个“稳”是稳杠杆。2020年的新增债务规模仍然不能太高,正常情况下,应该跟名义GDP的增速保持基本同步。也就是说,2020年的新增债务规模应该维持在8.5%左右,在新增杠杆总量稳定,杠杆率不再增长的情况下,关键要做好现行的存量杠杆结构的工作,而对于存量杠杆的结构安排,要记住三句话:一是居民的杠杆要下调,让居民更好地运用自己的储蓄。政府的杠杆要利用政府拥有良好的社会信用和较低的融资成本,使政府通过扩大杠杆的方式,融入大规模的廉价资金,并将上述资金开展市场化的投资和运营,利用项目的投资和运营来有效偿还政府债务增长及债务负担的加重。


      二是在产业内部,降房地产的杠杆,加实体经济的杠杆。换句话说,要让债务资源尽可能的配置给实体经济。新增货币、新增的信贷投放,要努力引导进实体经济,而不是房地产。对于房地产市场要严格落实好2019年银、保监会的要求,对其进行相应的控制、限制和管理。


      三是在实体经济内部,降央企和大型国企的杠杆,提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型企业的杠杆。这是为了使我们的杠杆分布结构更加偏向于当前资金短缺的主体,解决它们融资难的问题。通过解决融资难、解决融资贵的问题,使其能够获得良好的资金支持,从而实现有效的产出增长。


      第四个“稳”是稳房地产市场。大家要注意,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的是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平稳有序发展,不是房地产价格,而是房地产市场,所谓房地产市场的平稳有序,是指开发出来的房子,在功能上满足居住性需要,在质量上匹配老百姓需求,在价格上能够让老百姓负担得起,这就是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基本要求。并且,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指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四、2020年宏观调控主要政策措施


      在“稳”字当头的情况下,2020年,我们在政策措施上,要做好哪些工作?从宏观调控的构成要求看,主要包括三大类政策:第一类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第二类是更加稳健的货币政策;第三类是就业优先政策。按要求,财政、货币政策要协同,在协同的基础上,要引导资金重点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领域。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领域主要有三个:一是先进制造领域;二是民生建设领域;三是基础设施补短板领域。


      接下来,我们共同学习和预测一下2020年上述三个政策的主要构成和安排。第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在2020年的要求是提质增效,在提质增效的情况下,更加注重结构调整的要求,财政政策一方面要提升政策质量,增强政策效率,更关键的要有效注重结构调整的要求和安排。这就形成了四方面的有效产出:


      1.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的成效。2020年,我们将围绕着制造业企业,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关税为重点,进一步推动对制造业企业的减税降费工作。同时,结合消费税改革,将原来在生产环节征收的消费税,调整到流通环节征收,这样,将生产环节的代缴税款的压力,也会进一步的下调。


      2.大力优化财政的支出结构。优化财政的支出结构,关键是在财政领域适当地加杠杆,降低一般公共类支出,相应的增加政府在经济建设领域和在民生保障领域中的投入。


      3.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2020年,我们要扩大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一方面为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撑力和缓和空间,另外一方面,要有效对冲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的下行,在此情况下,要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心仍然要靠专项债来引领。那么,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的一般类债务,合计加起来将会达到或突破4万亿,这部分是主要满足公益性和准公益性投资需求的。另外,我们的专项债也将新增大约1万亿左右,总体上突破3万亿,甚至达到3.3万亿,这样在开展和保证市场化运营的层面,将起到良好的支持和保障作用。


      4.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大家要注意,提质增效,不仅仅是要增加资金的管理效率,更重要的是要增加财政资金的产出效益。而财政政策是管资金使用和配置的,而不是管资金与生产层面结合的。那么,如何从资金的配置和使用管理,转向对资金的最终成效管理,其核心是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通过全面预算绩效管理,使财政政策对资金的配置和使用达到最终产出的效果。


      这样,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不仅要有资金的全面覆盖和层级的全面形成,更关键的是,在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中,要让资金的配置、使用和产出三者有机地统一在一起,从而使提质增效真正落到实处。


      第二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从货币供应量看,要保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流动性的合理充裕是要保持社会融资总额与GDP的增长基本同步。因此,预计2020年的货币供应量会有进一步的宽松,但是规模不会太大,主要的做法有两个:第一个做法,降低存款准备金。在存款准备金的降低和管理工作中,2020年可能会有两次甚至两次以上的降准,既包括2020年1月6日实施的全面降准,又包括接下来要实施的定向降准的安排,我们要努力使资金流入实体经济,流入制造业。此外,中期借贷便利等再贷款、再贴现的渠道还要进一步扩充和使用,通过再贷款的渠道向市场注入合理的新增基础货币,满足市场对一定期限内流动性的需求。因此,2020年数量型货币政策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二是实施中期借贷便利、再贷款的政策手段。


      第二个做法,降低社会的融资成本。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不等于全面降息,从2020年的降息安排来看,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第一个因素是物价水平。如果物价总体涨幅偏高、偏快,是不具有降息条件的。第二个因素取决于房地产市场是否有标志性事件的形成。第三个因素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及其相关的措施设计和安排要求有关系。从美联储现有的情况来看,2019年降息三次,但每一次降息都归因于全球因素,这就使得美联储的降息具有高度不稳定性。


      从上述情况出发,在全面降息的政策上,可以有所准备,但并不是实施的关键内容。在2020年最主要实施的关键内容是:第一,畅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从中期借贷便利的利率到LPR的利率之间,我们要有传递的渠道,要有直接的影响能力和条件。第二,要着力降低现有明面上的融资成本背后的一些附加收费,将上述的附加收费予以清理,在这个过程中,使我们的企业真正获得名义价格所能够代表的融资成本。第三,根据实体经济的运行特征,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的运行特点,进一步缓解企业融资贵和融资难的问题,核心是先解决融资难,再解决融资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现有的政策手段,使金融供给侧改革和金融支持供给侧改革两者能够有效的统一在一起。


      第三是就业优先政策。2020年的就业优先政策要在2019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两方面工作:第一方面工作是稳定就业总量。从2019年的情况看,全年新增就业突破1300万。2020年要继续维持2019年的就业规模。


      第二方面工作是在现行的就业规模基础上,有效改善就业结构。一要支持产业升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要容忍一部分行业的就业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情况。二要努力发展新兴产业,使新兴产业成为就业的重要承载领域。三要提升就业质量。提升就业质量的关键是要让就业具有良好的成长性,让就业具备完整的生命周期效应,使就业能够与职业体系不断完善和改善。四要抓好重点群体的就业工作。从2020年的情况看,1.消灭零就业家庭,要让家庭至少有一位成员能够就业。2.重视新毕业大学生群体的就业工作。2020年,新毕业大学生的规模将进一步增长,就业压力也十分明显,他们都是宝贵的社会财富,是人力资本,应该在社会生产中得到有效的配置和运用。3.重视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就业情况。


      坚持好“稳”字当头,提升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我们就可以有效应对2020年经济下行的压力,和体制性、周期性、结构性的风险与问题,并有效克服当前债务规模较大,压力较重的风险与压力,使中国的经济平稳有序地发展,做到推动量的适度增长和质的有效提高。


      本次与大家交流的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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