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发明”对世界近代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倍受世人关注。很少有人知道，“四大发明”是源自西方学者的提法，这一提法虽然具有经典意义，但却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含义，远不能涵盖中国的重大发明创造和文化技术传统。自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几十年，中国科学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于是，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哪些重大发明，不仅受到了学界的关注，也成为公众关心的问题。基于近几十年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成果，重新审视中国古今重大发明创造及影响，撰写一部兼具学术性和普及性的著作成为一项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工作。

 

　　一、“四大发明”说法的由来

 

　　从历史资料来看，1550年意大利数学家卡丹最早提到了中国发明的磁罗盘、印刷术、火药，他认为这三项发明在过去是没有能与之匹敌的。这个资料是我在一部拉丁文的科学史著作中看到的，真正原著我没有找到。但是我读过一本卡丹的名为《大法》的著作，现在三次方程的一般解法就是出自此书。三次方程的解法不是他本人提出的，而是另一位叫塔塔里亚的数学家，卡丹把这个解法公布出去，又给出了四次方程的一般解法，这是代数学方面在文艺复兴时期一项重大成果。正因他是一位科学家，所以比较早地关注到了中国的三大发明。

 

　　在他之后，著名的科学家、哲学家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对这三项发明作了阐述，书中指出：“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发现的力量、效能和后果。这几点再明白不过地表现在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而起源却还暧昧不彰的三种发明上，那就是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在世界范围内使事物的所有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海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于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其实书中也谈到了纸和蚕丝的发明。他表示，“还有属于另一类的发现尚待指出，它们证明着有许多高贵的发明可能就在我们的脚边，而人们却踏过而无所见。尽管在火药、蚕丝、磁石、糖、纸以及类此等等的发现方面看来是有赖于事物自身的以及自然的某些性质。”培根对印刷术的发明更为重视，所以他把印刷术归类到三项重大机械发明中。他说到：“印刷这个方术方面，无论如何总没有什么不是显明易见的东西了。可是就在这里，由于人们没有见到：排版虽比手写较难，但二者却有一种区别，即是一版排出可有无数印本，而手写则只能有一本；也或又因为人们没有见到：墨水可以浓化到能印而不流；而我说，只是由于人们没有见到这些事情，就白过了这久的悠悠岁月，而没有做出了这一大有助于传播知识的最美妙的发明。”也就是说，印刷术对于传播知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可以大批量地复制，大大地推进了知识传播速度，因此对后来文艺复兴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培根没有提到印刷术来自中国。

 

　　之后，马克思等思想家又进一步论述了三大发明在改变历史进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是也没有指出这些发明是来自于中国。

 

　　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情况有所改变，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陆续写了一些书籍和文章介绍中国的事物，许多传教士接触到了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其中包括麦都思、艾约瑟、丁韪良等人，他们的著作流传至今。如丁韪良在1901年出版的《汉学菁华》一书中指出：“陶瓷的生产技艺源于中国，迄今‘陶瓷’这个词在英文中仍然意味‘中国的器皿’。丝绸的生产也是同样的情况。……在造纸方面，中国人不仅比我们要先进得多，而且在用木头来生产纸浆这一特定技艺上也走在了西方人的前面。纸在中国是公元纪年的初期发明的，在此前的许多个世纪里，中国人的书籍是用铁笔的尖端将文字刻在竹片上的竹简。一个奇怪的事实就是，源于中国的技艺似乎需要经过移植才能够获得高度的发展。见证一下火药、印刷术和航海罗盘在应用上所取得的巨大改进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里将造纸术、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并列在了一起。纸是印刷的载体，二者关系极为密切，后来造纸术和印刷术又常常被合并为一项重大发明，成为“三大发明”之一。

 

　　现在普遍认为，关于“四大发明”是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先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提出来的。这是一种误解，其实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大发明”的说法就已经开始在中国流传，而最早明确提出来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卡特教授。他在1925年出版的一部关于印刷术方面的权威著作序言中明确提出：“四大发明（Four Great Inventions）在文艺复兴初期之欧洲的流播，对近代世界的形成起过重大作用。造纸和印刷术，为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使教育普及成为可能。火药的使用，消除了封建制度，创立了国民军制。指南针导致发现美洲，从而使世界全局代替欧洲一隅成为历史的舞台。这四大发明以及其他的发明，大都源自于中国。”中国学者通过卡特的著作了解到了“四大发明”说，而且很快也加以介绍。1930年，我国著名史学家向达先生在《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四大发明考之一（中国印刷术起源考）》一文，在文章中他引用了卡特的说法，并且介绍了卡特这本书。此后，卡特这本书又被刘麟生先生译成了中文，从1936年开始，陆续发表在《出版周刊》上，1939年被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我们共产党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也关注到了“四大发明”，比如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其中对“四大发明”有这样论述：“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这是对中国科技文明很好的概括，为什么偏偏用“四大发明”来概括中国古代的成就呢？因为它得到了西方的承认。造纸术因为和印刷术的关系非常密切，两者又常常被合并在一起称为“三大发明”之一。所以，1946年10月，李约瑟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演讲中说：“中国人最伟大的三项发明无疑是造纸及印刷术、磁罗盘和黑火药。”他实际说的是四大发明，但是概括的时候用的三大发明。在我国二十世纪三十、四十年代，“三大发明”和“四大发明”的提法并行，后来“四大发明”的提法流行更广。

 

　　随着西方学者对中国“四大发明”的认知不断增强，李约瑟对中国科技史开展了系统的研究。他在为美国记者坦普尔基于他的学术著作写成的科普著作《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作序时指出：“弗朗西斯·培根认为，造纸术与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项发明对于彻底改造近代世界并使之与古代及中世纪分开，比任何宗教信念、任何占星术的影响或任何征服者的成功所起的作用更大。但他把这些发明的起源看作是‘模糊不清的，湮没无闻的’，他至死也不知道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的发明。我们已尽我们最大努力使这类世界纪录恢复了本来面目。”2009年，在英国出版了《改变世界的1001项发明》一书，主编杰克·查罗纳在前言中介绍中国发明时称：“印度流域的许多重要发明并不为世界的其他国家所知晓，但是中国的发明享誉海外，尤其是‘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术、指南针和印刷术。”

 

　　二、发明的界定、分级与研究、评估工作

 

　　关于发明的概念的界定、分级和重大发明的遴选问题，国家文物局文物科技专家组成员华觉明先生对此做了专门的探讨，他认为：发明是原创的、具有认知、适应和改变自然界、社会和人类自身之功能的技术手段与方法。科学发现和纯学术研究成果与发明有别，不宜列入发明之列；工程建设需应用既有发明创造成果或因自身需要而有所发明创造，但工程成就本身往往不属于发明的范畴，亦不宜列入发明之列。根据发明对自然界的改造和人类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又可把它们分为不同的级别。

 

　　华觉明先生认为，发明可以分为四个级别：重大发明、重要发明、一般性发明和小发明。以造纸术为例，造纸术整体来讲是一个重大发明，而加工纸和笺纸创制属于重要发明，纸帘的改进属于一般性发明，由火墙烘纸改为机械化烘纸属于小发明。此外，汽车作为交通工具，是一项重大发明。但汽车里又由多种不同的组成部件或不同的机构，比如气囊是保护乘车人安全的，可以视为重要发明；而雨刷可以视为一般性发明；车窗的电动升降可以列为小发明之列。还有一些发明尚无证据表明其为原创和或非原创，但是它们确有独特的创新和重大影响，比如青铜的冶铸。青铜冶铸术实际上不是中国最早发明的，但中国的青铜冶铸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采铜、冶铜和铸铜等技艺构成了一个很完整的技术体系，以它为支撑又造就了长达两千多年辉煌的商周青铜文明，并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像这样的青铜冶铸术是可以列为重大发明的。青铜冶铸术是很系统的系列发明，其中仅铸铜方面就有很多重要成就。我们的青铜技术文明是非常发达的，如果去西方的博物馆看一下就会发现，他们的青铜器无论从造型还是技术复杂性来讲，与我们商周时代相比还是要逊色一些。另外在技术方面，我们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比如中国的青铜铸造方法有泥芯撑、铜垫片、活块模范、铸接法、焊接，以及复杂的铸接和焊接并用等方式。这些铸铜创作造就了辉煌的中国青铜文化，成为人类技术史和艺术史上不朽的杰作。

 

　　具有国际影响的四大发明无疑属于重大发明，但是对于没产生国际影响的上古、中古时代的发明该如何评定其级别呢？华先生认为，人类社会从早期相对离散、构成若干文明中心，到逐渐增加接触、交往和交流，发展到当代形成全球化的潮流，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完结。因此，可按技术的重要性及其对本国和周边地区的影响来衡量。例如中国古代以生铁为本的钢铁技术和欧洲古代以块炼铁为本的钢铁技术是两种不同的技术体系。在技术理念上，前者比后者更为先进，现代钢铁技术从工艺路线来看，是和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相一致的。中国早在西周晚期就能冶炼生铁，早于欧洲1500年到1800年就发明了铸铁柔化术、铁范铸造和炒铁技术，从而缔造了长期位于世界前列的辉煌的钢铁文明，并对日本、朝鲜、越南以至中亚地区的周边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将以生铁为本的钢铁技术列为重大发明是合理和有充分根据的。

 

　　粟作、稻作和木结构营造技艺等发明也属于此类。在内蒙古赤峰的兴隆沟出土的碳化谷物，距今已有八千多年历史，共有一千五百多例，其中有90%为黍，10%为粟。此外还有小米，它的范围不是太大，但起源最早，而且对整个中华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半坡遗址就出土了大量的黍粒（小米）。

 

　　对于中国究竟有哪些重大发明的问题，我们与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反复研讨，最终确定三十项重大发明。在此之前，已有很多关于中国发明创造的清单，如李约瑟在其所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从字母a到z列举了26项中国古代的重要技术发明；坦普尔的科普著作《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列出中国古代100项科学技术成就；金秋鹏撰写了《一百项中华发明》一书；查洛纳主编的《改变世界的1001项发明》中介绍了31项中国古代发明。但通过对这些清单及相关论述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他们都没有探讨发明分级问题，有的对一些发明的科技内涵和价值说明过于简略，有的对一些重要发明的年代断代有问题，有的把中国的发明它提得过早，有的又放得很晚。

 

　　我们对于中国当代的重大发明同样也给予了关注。比如传统的中医药学也蕴含着现代科技的先驱性成果，比如：人痘术就是对世界造成影响的免疫学先驱成果；东晋以来，中医就有用疫苗治疗预防狂犬病的萌芽思想和技术方法；水稻是世界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而且全世界近一半人以它为主食。袁隆平院士的超级水稻栽培技术堪称世界级的原创性重大发明，他得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方面的最高奖，又获得了以色列总统授予的沃尔夫奖。尽管它属于现代科技发明，但我们考虑到中国是世界最早的水稻驯化中心，稻作技术源远流长，因此也可以把它视为稻作技术传统在当代的延续。这个说法是有历史依据的，中国自古至今都有选种、育种和推广优良品种的传统：我国有丰富的野生水稻品种，通过对野生水稻的驯化，最后发展出了人工栽培水稻技术。而且这个技术还在不断优化，比如清代官方修订的综合性农书《授时通考》中，收录当时人工水稻品种已高达4329种。千百年来传承的水稻品种资源和我国野生的水稻品种资源，为现代水稻栽培技术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源。袁隆平院士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做出重大创造发明。

 

　　文化是民族和国家赖以生存、发展和保持自身特质的基因。有无文化自觉的意识和理念，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能否持续传承和发展振兴的精神前提。发明创造的观照，同样需要具有文化自觉的意识和理念。

 

　　文化自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自主和自立。须在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索、评估和梳理，从中遴选出具有原创性、特色鲜明，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进程有突出贡献和重要影响的重大发明，搞清楚其来龙去脉，论述其发生和演进过程，及其与社会文化、经济、政治、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并与世界其他地区同类发明加以比较，从而提升重大发明研究、论证的水平。通过自我认知和反思，力求自立。如华觉明先生曾指出的，“中国的事情，中国人自己要把它弄清楚”“在发明创造的问题上，中国要有自己的话语权”。

 

　　文化自觉的另一重要方面是要有自律精神。研究和评估工作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贬低中华民族发明创造成就，无视前人的智慧和创新精神，是虚无主义的表现；夸大甚至虚构本国、本民族的发明创造业绩、忽视甚至无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创造力与聪明才智，是沙文主义表现。二者都断不可取。尊重客观事实、恪守学术规范、力求严谨和准确，这是我们观照发明创造问题时须遵循的为学之道。

 

　　三、中国历史上重大发明概述

 

　　通过对中国历史上重大发明的梳理，可以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重大发明的数量有着明显的差异和起伏。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重大发明有3项；商周时期，重大发明为4项；两汉时期，重大发明的数量明显增加，达9项之多；魏晋南北朝只有1项重大发明；隋唐五代的重大发明增至5项；两宋时期的重大发明也有5项；明朝只有1项重大发明；清代按我们的评级标准没有一项重大发明。也就是说，我国从明代后期开始，科学技术进入低潮。清朝灭亡至今，百年间我们遴选出来两项重大发明。以上数据大致反映出中国不同时期重大发明数量的变化，也说明不同时期中国人的创造活力是有起伏变化的。从重大发明的数量来看，宋元时期与隋唐时期相当，但是宋元时期是处在战争状态，所以那时候科学发现和理论性的重大成果要比隋唐时期多；而隋唐时期技术方面的成果较多，但是理论方面的创新相对要少。也就是说，战争时期人们的思想不统一，但是比较活跃，对于理论性创新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后，社会安稳，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工程、技术方面的成果更为突出。如果对中国整体的科技创新和创造力做一个评价，我想应该把科学的发现、技术的发明和工程方面的重大成就综合起来加以考虑，这样才能给出一个相对客观的结果。

 

　　四、对中国重大发明创造和中国人创造力的再认识

 

　　为了更全面、更准确地评估不同时期中国人的创造力及其起伏变化的趋势，还应考虑不同时期重大科学发展和工程的成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有一个项目，他们组织了一批研究科学史的专家对中国古代的重要科技发明创造进行论证，并于2006年出版了《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一书。书中共列出88项中国古代重大发明创造，包含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工程成就。因此我们把这88项的重要科技成果作为了基础数据。

 

　　我个人认为，有几项没有收录在《古代重要科技发明》中的科学成果也应作为重要发明，比如汉字、中式烹调术、高效犁和耧车。

 

　　国际技术史学会主席、英国技术史家白馥兰曾经对中国的犁耧的重要价值以及在欧洲的传播进行了专题研究，论证了它对于欧洲农业革命的重要贡献。查罗纳在《改变世界的1001项发明》一书中也给予了铸铁犁高度评价，书中表示，近一千多年来撒克逊人的农耕方式一直一成不变，在犁地时农民使用的是公元前5500年美索不达米亚人使用的原始刮地犁，因此犁地成为一件繁重的工作。1797年，新泽西州铁匠查尔斯纽博尔德发明了一种效率更高的犁，这种犁用铁铸成，其独特之处在于将犁的三个主要部件铸成一体。这三个部件分别为犁板、犁头和犁架，这种犁还用滑板控制方向，使犁沟更直。而我国在西汉时期，这种拥有犁壁的犁已经非常发达了，并且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仍在不断改进。唐代，我国发明了江东犁，在犁的操作系统上又有了改进。一直到了现代，在一些边远地区还在使用。

 

　　白馥兰在其文章引用了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一些研究农业史的专家的观点，他们普遍认为东亚的犁，特别是中国的犁对欧洲的近代农业革命产生了重要作用。白馥兰在文章中除了肯定十九世纪初农业史家的观点之外，还提出耧车也是重大发明。但不同的是：犁是直接传到了欧洲后经过改进，基本上直接沿用了中国的方式；而耧则是传到欧洲后进行了重新设计，但也受到了中国耧的启发。

 

　　另外，南北朝时期祖冲之关于圆周率的科学计算也是一个重要成果。祖冲之提出了圆周率大于3.1415926，小于3.1415927，把圆周率的精确值精确到这个范围内。同时他还给出了密率和约率（祖冲之算圆出圆周率在在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把前面的小数化为分数的话近似的为22/7，称之为约率；把后面的小数化为分数的话近似的为355/113，称之为密率。）

 

　　除此以外的科学成果，我认为还有五项：

 

　　第一项是华罗庚关于多元复变函数论的开拓性研究。

 

　　第二项是汤飞凡在世界上最早分离出沙眼病毒。汤飞凡先生毕业于湘雅医学院，后又到哈佛大学医学院病毒系留学。回来后，他做了大量工作，在民国时期的中央防疫处负责科学研究药品监制研究工作。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青霉素刚发明不久，汤飞凡先生就在昆明研制了青霉素。当时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来到中国援助科学家工作，到了云南昆明后，他对汤飞凡在这么艰苦的条件研制出青霉素以及多种其他药物的不易，给予了高度评价。在英国的Nature杂志上介绍中国科技专家的工作时，李约瑟特别提到了汤飞凡的工作。汤飞凡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组建了天坛生物研究所，很多疫苗的研制都是由他主持的，比如牛痘、白百破、乙肝等疫苗在当时就开始研制了，而且研制的成果紧跟国际前沿。特别是他最早分离出来了沙眼病毒衣原体，并用这个方法大大地降低了沙眼的发病率，这项成果被国际眼科协会授予了最高奖。

 

　　第三项是中国首先完成了结晶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这是人类第一次来完成胰岛素合成的工作。

 

　　第四项是刘东升先生基于黄土和古土壤研究，提出了环境变化的多旋回构造运动说，对于黄土高原整个环境的变化，从科学原理上给出了解释，受到了国际的公认。因此，这也是一项重大的原创性成果。

 

　　第五项是吴文俊先生开创了数学机械化领域的重大研究成果。这项成果和人工智能有密切联系，同时也能与计算、微分几何与拓扑学等前沿工作联系起来，对现代科技有重大贡献。这个科学成果的取得也和我们的传统科学有密切联系。吴先生是一位现代科学家，他早期留学法国，在写博士论文时在拓扑学科就取得重大成果。回国后，他认为计算机会对以后的科学研究发挥重大作用，于是开始研究中国的《九章算术》、数学家钱宝琮主编的《中国数学史》等著作，又阅读了一些中国宋元时候的数学著作。中国传统数学强调构造性和算法化，注意解决科学实验和生产实践中提出的各类问题，往往把所得到的结论以各种原理的形式予以表述。吴文俊把中国传统数学的思想概括为机械化思想，指出它是贯穿于中国古代数学的精髓。吴文俊列举大量事实来说明中国传统数学的机械化思想为近代数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通过对中国历史上重大发明的梳理，可以发现中国人的创造力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明显的起伏。总体上来看，新石器时期平均556年出现一项重大创新成果；夏商西周时期技术发展加快，平均205年有一项重大科技创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大变革大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科技发展加速，重大发明发现有16项，每55年有一项。春秋战国的工程成就也很大，比如都江堰就是属于这一时期的，而且还有很多大的水利工程也是这一时期完成的。在春秋战国发展的基础上，秦汉成为发明创造的黄金期，重大发明和发现的数量达到了高峰，为26项，平均每17年就有一项重大成就。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重大发明创造共有5项，平均72年有一项。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繁荣，促进了科技的恢复发展，技术和工程成就突出，一共有11项重大科技创新，平均35年有一项。在隋唐科技发展的基础上宋元时期进入了新的高峰期，重大发明与科学创造工程方面的成就有16项，平均25年有一项。明代是政治与科学文化的衰落时期，重大科技发明成果明显减少，一共有6项重大科技成果，约每46年有一项。到了清代，这个时期是专制社会的后期，创新思想被抑制，科技创新再次落入低谷。当然这个时期也不是没有成果，比如康熙时期，康熙皇帝比较喜欢科技，也推动了一些重要科技的发展。清朝灭亡后，中国社会进入了剧变的转型期，在引入西方文化和近代科技的同时也开始了民族文化的复兴，百年间有7项重大科技成果，约每13年有一项重大科技成果。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战争或割据时期，思想往往比较活跃，理论性成果比较突出。此外，如果进行发明的计量与评价研究，还应考虑数量更多的重要发明和一般性发明，进行更深入的科学计量学和社会学的分析。

 

　　发明不仅是创造出某种以前没有的东西，而且是人类文明发展内在的、原生的动力。中国人曾经有过许多伟大的发明创造，不仅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进步，而且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清代以来，中国失去了创新的动力和活力，现代中国的科技事业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原创性的重大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主要还是来自于西方。

 

　　综观古今中外重大发明的事例，我们认为创新系源自民智的开发、心灵的解放、志趣的追求和功利的激励。所有这一切，都需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前提。政治清明，教育健全，科学昌明，思想自由，学术独立，创新得到鼓励，创新者的权益得到保障，发明创造方能生生不息地源源涌现。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培育适宜创新的社会环境，形成发明创造的激励机制。现在，一方面我们有很好的发展态势，我们应该有信心。从历史上来看，我国是一个发明创造的大国，而且我们现在也有出色的科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也位列世界前沿，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存在的差距，我们需要追赶，需要创造更好的条件来发展科学技术，推进社会发展和民生方面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实际上也和党的十九大我们提出的目标是一致的。

 

　　发明和发现是人类社会和文明发展内在的、原生性动力。我们先人的许多伟大发明创造，不仅推动了中华文明的进步，而且对世界文明的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百余年来，中国一直处于社会剧烈变化和文化转型时期，重大发明创造不多也在情理之中。我们应当在珍惜、重视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经验的同时，掌握文化转型与科技发展的主动权，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人类科技和文明作出更大贡献。从历史的长时段发展趋势看，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已进入到了新的加速发展期，中国人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已被激活，今后原创性的发明会越来越多，中国科技的繁荣昌盛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