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文化密码

 

　　（一）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既是文化研究方面的永恒主题，也是经济理论研究中核心的基础性命题。

 

　　关于这个命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卡尔·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文化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影响经济基础。也就是说，经济是相对更基础的部分，文化是对经济发展的总体的反应。反过来看，文化对经济的发展也有能动性、反作用力。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经济制度、经济发展的实践是基于文化意义上变革的。文化不仅起到了推动某一种特定经济制度出现的作用，同时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价值依据。也就是说，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土壤，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内在的价值动力，也提供了重要的价值环境。

 

　　随后，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名为“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探讨的是非经济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强调制度本身或制度相关的因素，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力。制度经济学也关注到了文化这部分内容。因为文化是各个人类共同体制度设立的基础，因此讨论制度自然离不开文化问题。而且探讨和制度相关的因素，必然会有很大一部分与文化有关的内容。所以总体来看，文化和经济的关系无论是社会学领域，还是经济学领域，包括大文化研究领域都很关键的基础。

 

　　（二）中国文化传统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马克斯·韦伯为了论证宗教社会学的普遍适用性，也研究了中国和印度问题。他关于中国文化与中国经济论述的核心是，儒教不利于市场的发育。但实际上，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以全球几乎罕见的高速度，实现了快速增长和经济上的超越。直至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再结合“亚洲四小龙”和日本经济上的快速崛起，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命题——以儒家文化为传统的东亚文化圈，经济都实现了基于市场经济模式的腾飞式发展。这与马克斯·韦伯经典性的研究形成了有趣的张力。

 

　　因此，中国文化传统与经济发展的问题，既涉及到宏观的学术公案的探讨，也涉及到全球经济发展的格局性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也是关乎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和探索问题。

 

　　如果从历史视野看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历史上长时段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作出一个简单的判断——文化上和合包容能促进经济繁荣，而文化上的封闭僵化则会抑制经济发展。也就是说，文化和经济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文化会对于经济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反过来说，经济毫无疑问对于文化的演变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这个判断很容易让我们想到2020年9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致辞中的一句话。他讲到：“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世界经济开放则兴，封闭则衰。”这句话在当前中国的语境下来看，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因为全世界的社会历史和经济发展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道理。我认为，其中的“开放”一词，一方面指的是经济活动本身的开放，经济规则本身的包容；另外一方面，经济活动、经济规则不是孤立的，一定配有相适应的政治行政制度，与其所在的文化环境有关系。

 

　　同时，我认为如果把这句话中的“经济”换“文化”也完全成立，即文化的发展也是“开放则兴，封闭则衰”。因为从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传统脉络来看，完全符合这个道理。

 

　　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华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就开始整理他所能接触到的各类承载着当时中国人所思、所感和经验的历史典籍。孔子自述他一生的努力都是“述而不作”，一方面他主要是整理传统的文献典籍，把当时中国人的文化成果、文化精华收集、整理和提炼；另外一方面，他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规范化的处理，提出了后世普遍遵守的基本文化价值，如“仁、义、礼”等。

 

　　从孔子时代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承、整理和规范来看，中国文化的基因是一种开放包容的文化，因为中国文化所坚守的基本价值，都是人类基本伦理价值。比如“仁者爱人”，这是人类最基本的人伦规范，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底线。相对于西方宗教而言，中国人在文化上并没有塑造一些绝对价值。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发展传承中，我们都是在坚持最基本的“人之为人”的底线价值，而并不去追求终极价值。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文化传统更人性化、更世俗化，而且也更包容。因为如果是终极价值、唯一信仰，一定会带来排他性。这就是为什么“儒释道”在中国文化传统脉络中很难完全分清楚，因为它是高度包容的。

 

　　儒家文化其实就是把中国先人在长期的共同体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约定俗成的基本人文价值规范进行梳理，然后再做出学理化的建构。也正因如此，世界上唯有中国在文化上是一以贯之的、中间没有断过的。

 

　　就中华文明共同体来看，中国没有发生过特别巨大的恶性的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很多，但是最终都是走向了融合。这种融合并不是汉族同化了其他民族，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一方面，有一部分文化向华夏主体的生活方式、价值观靠拢。另外一方面，华夏这个群落也在向其他民族学习，无论是语言还是着装、饮食、价值观等。所以说，中国文化从基因上就是开放包容的。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一样，都遵循着“开放则兴，封闭则衰”的基本规律。如果引用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发表在《经济学人》上的一篇研究性论文，对中国经济总量做一个量化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公元元年中国GDP占到世界总量的26.2%，仅次于印度，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公元1500年，中国超越印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且一直保持到了19世纪后期。其中1820年按照达到了高峰，占世界总量的32.9%。也就是说全球三分之一的财富是由中国和中国人创造的，这个数量远超欧洲国家的总和。

 

　　鸦片战争之后，也就是19世纪后期，中国的经济总量还是比较靠前的，但是走上了一个快速下滑的通道。1913年占全球8.9%，到了1978年只占全球的1.57%。

 

　　也就是说，在可考察的人类经济发展历程中，中国人创造的财富始终排在全世界的最前列。我们衰落的主要时期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直到改革开放前。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养活了众多人口，而且人民的生存质量始终处在不错的水平。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各个时代诗人们表达出的那种和合安逸、天人合一的精神状态中看到。

 

　　另一方面，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两者之间的复合关系正印证了“开放则兴，封闭则衰”这八个字。文化上的开放包容带动了经济上的开放发展、财富的创造、财富的累积和财富的合理分配；而文化一旦处于封闭状况，经济也自然地出现财富创造上的乏力。

 

　　中国经济发展的转机发生在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伟大的变革，它带动了中国文化意义上的进一步的开放包容。而且这种开放包容，一方面是我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借鉴、吸收外来的文化；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开始认真地传承、整理中国的传统文化。直到现在，我们越来越强调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全球文化也更加的开放、包容。在这种文化环境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得非常迅猛，40年来都保持了每年10%左右的高速度增长。

 

　　二、中国大文化传统中的经济理念与传承

 

　　前文提到，马克斯·韦伯认为以中国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利于甚至是阻碍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但是我们回顾历史，中国在创造财富、积累财富和配置财富方面从来不差。改革开放四十年多来，我们按照市场经济的总体路径、总体模式推进中国的现代经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文化也并没有阻碍这一进程，恰恰相反，它促进了中国经济总量的快速提升和合理的经济发展的自我调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已经回应了“韦伯命题”这一学术公案。

 

　　我认为，马克斯·韦伯的命题是有失偏颇的。这个偏颇一方面是因为他不了解中国。因为马克斯·韦伯从没来过中国，他接触的中国的文献、史料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案例肯定是很有限的。另一方面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有偏差。他把儒家文化当成了中国所有的文化表征的代表，认为中国古代制度中的“重农抑商”等政策是儒家的，但其实这是法家的核心观念主张。

 

　　（一）发展经济

 

　　回到儒家的原点，我们从孔子、孟子、荀子的一些基本经济思想表述中来看，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传统在经济发展理念上主要着眼于经济发展的合理性。他们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必须发展经济；第二，要在正义原则的基础上合理发展经济。这就涉及到“义利之辨”，也就是“利”是要建立在“义”的前提下，而且“利”的实现要符合“义”的规范。同时反过来从“义”的完善角度来看，社会的合理性建立，需要在解决基本物质财富问题的基础上，才能更健康地发展，也就是孟子著名的“无恒产则无恒心”。

 

　　《论语·为政》中记载：孔子的弟子请教，当一个国家人口“庶”（繁盛）之后，接下来做什么？孔子回答“富之”。弟子再次追问，富裕之后再做什么呢？孔子说，要教育他们，使他们懂得道理而心有所归。由此来看，孔子对于一个国家治理的基本理念是让人生存，而且不但解决基本的生存，还要不断地实现人口增长、发展经济，之后再通过教育让社会符合道义。

 

　　另外，《论语·里仁》中记载，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意思是求富贵是人的本性，应该尊重。但是这种本性要纳入合理性的规范中，才有意义和价值。尤其是对于要成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诗人来说更是如此。

 

　　孟子曾说过：“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意思是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却有固定的道德观念，只有读书人才能做到。但就普通民众而言，经济的发展是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再加上合理的规范和引导才能让社会既富庶又有道义。

 

　　由此可见，在儒家文化关于社会发展的总理想中，创造财富是基础，另外经济的发展必须遵循合理性的原则。

 

　　（二）遵循合理性原则

 

　　在先秦儒家之后，最具有影响力的价值观探讨就是关于“义”和“利”之间的关系。其实这种探讨也是遵循着先秦儒家奠定的规则，承认“利”，但是“利”要遵循“义”的原则，而且“义”和“利”之间是相互促进的。

 

　　由于明代的中国商业更加繁荣了，所以这种“义利观”的经济思想在明代又发展出了一些新的变化。余英时先生在所著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引用了一位明代大商人的墓志铭：“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可见，那时的观念已经不是“义”居于前，“利”只能屈从。而是认为“义”和“利”所代表的商人和士人群体具有同等地位。

 

　　因此，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指出，明代科举名额并未与人口相应而增长，士人获得功名的机会越来越小，16世纪时已流行一种说法：“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商人越来越成为整个中国义利经济思想的重要载体。这也说明了在中国大文化传统中，关于“义利”的问题是一以贯之的。并且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原本只占一小部分的商人群体，在明代以后逐渐成为中国主流文化中“义利观”的主体。

 

　　所以经济学家按照GDP的数据还原分析，19世纪中期中国是全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是确有现实依据的。那时候商业已经很普遍、很繁荣。

 

　　二、中国小文化传统中的经济理念与传承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一种主流文化，也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我们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与经济发展这个命题，不能仅着眼于研究精英文化，还需要研究小文化传统的经济理念，以及这种经济理念对于中国经济活动、商业行为的具体影响。我认为，在这个命题中小文化部分更为重要，因为绝大多数的海外研究者、汉学家更多关注的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大传统。小文化传统受到的关注比较低，因此对其研究得远远不够，而且它与中国传统商业的关系是更直接、更具有生态价值的,所以这部分值得更多的学者重点关注。

 

　　关于中国小文化传统中的经济理念与传承，我认为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关公”以及由此形成的有广泛民众基础的“关公膜拜”现象。为什么关注他呢？因为关公文化是中国小文化传统的典型代表之一，中国传统社会三教九流都拜关公，并且关公成为了“全能神”。

 

　　我们知道，《三国演义》是由文人结合民间故事编撰而成。关羽是《三国演义》创作者最为尊重的角色。有人做了简单的统计，在《三国演义》中，绝大多数提到关羽的场合，都是用“关公”这个尊称。另外，“儒释道”三教中，佛教和道教都将关公封了神。而在九流里，我们主要探讨的商人群体奉他为武神、财神及保护商贾之神等。

 

　　从历史上看，关羽本人作为中国东汉后期的一位武将，并无显著的文治武功。文治方面我们可以推算一下，关羽从一开始做些小生意，到因失手打死人流落异乡，期间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知识训练，读《春秋》也是被神化后加上的文化符号。武功方面，关羽在《三国演义》中被推举得很高，但实际从历史上来看，他也并没有什么武功建树。而且我认为他不但没有太多的文治武功，甚至失荆州使他成为诸葛亮整体战略格局崩塌的关键性人物。因此，关公从一个从不怎么重要的历史人物，突然变成中国文化中极为重要角色，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认为，“关公膜拜”出现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来自社会力量的推动。这种社会力量的推动，一个方面来自上层的力量，也就是中国在唐宋以后，历代帝王都不断地推崇关公，为他加封。直到清代康熙年间，关公的封号已经高达26个；另外一方面是宗教的力量，比如,佛教、道教和商人等，他们需要这样一个神来约束彼此遵守一些主流文化忽略的、民间社会自己建立的规则。

 

　　就商业意义上来看，商人们需要一个能够维护规则、形成约定俗成力量的膜拜对象。关公一方面已经进入了宗教的神职体系，另外一方面上层社会也对他非常认可，并且关公身上突出体现了一种信义的精神，因此他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商业最重要的是什么？契约和诚信，商业活动要想有效地开展，先要有契约，然后契约还要得到信守践行。而且这种信守践行不是一事一议，而是一个稳定的体系规则，使大家不假思索就能接受。所以，商人社会把关公视为财神，不是因为关公的神武——如果做了背信弃义的事情就要被惩罚，而是因为《三国演义》中突出描写了关公在遵守信诺方面令人叹为观止的表现。比如他过五关斩六将追随义兄的事迹。比如他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坚守信义放了曹操，哪怕是做了失败的、违反了原则和军令的，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将军。但是他就这么做了，因为他坚持他的信义原则，这样使得老百姓反而更喜欢他了。而这个信义原则正是经济运行的基础。

 

　　还有一方面，就是有了这种群体的信仰后，可以有效地减少契约成本。

 

　　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无论是大文化还是小文化，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不限制，而且有很多积极的鼓励因素。这种积极鼓励因素不仅体现在鼓励大家去创造财富，更重要是让人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要遵守规则、遵守诚信，这样的财富才是正义的、可持续的。

 

　　总体来看，我认为一方面中国文化传统实际上是承认财富的创造，从某种意义上也鼓励财富的创造。另外一方面又对财富的创造、积累和分配进行了更符合社会伦理的规范和约束。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它有更合理性的规范和约束，也使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业活动更稳定有序。所以，一旦我们的文化保持着对传统的传承和更加开放包容的状态后，中国人创造财富的热情，以及对于财富积累、财富分配合理性的诉求又被激发起来，使我们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相信，只要我们保持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生态，中国的经济会继续实现非常良性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