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敬忠:继承优秀传统,弘扬优良家风——诸葛亮的修身齐家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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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20-10-20  来源:新华网


  •   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继承优秀传统,弘扬优良家风——诸葛亮的修身齐家之道》。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家风问题,在许多场合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而且特别强调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家风文化,弘扬党的家风建设传统,赋予家风建设以新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他还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他还强调,“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
     
      如何培育优良家风?见贤思齐,修身为本,齐家为基,传承和弘扬中国历代家风建设的经验教训,发扬革命先辈、英雄模范治家有方的优良传统,最见成效。所以,今天就从古代先贤诸葛亮的修身齐家之道说起。
     
      家风建设有两个方面:修身为本,齐家为基。两个方面紧密相连。所以探讨诸葛亮的修身齐家之道的落脚点在“齐家”。
     
      诸葛亮是中华民族智慧之神的化身,其足智多谋之故事,林林总总,五彩纷呈,声名远播,天下传颂。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更是聚万众之智,倾千年之力,将他推向了智慧之巅、谋略之海。这是我们传统上对诸葛亮的印象。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诸葛大名垂宇宙,其忠心报国、修身正己、勤勉辛劳、治家有方的道德风范与人格魅力,为他的智慧英名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正义基石。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乃培育才智的活力之源也!
     
      如果一个人有智谋,但没有德行,其智慧也就成了没有价值内涵的阴谋诡计。但是诸葛亮却是一位既有智慧又有德行的古代先贤。在评论西蜀人才布局时,陈寿《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的注释,引徵士傅干的话说:“刘备宽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诸葛亮达治知变,正而有谋,而为之相;张飞、关羽勇而有义,皆万人之敌,而为之将:此三人者,皆人杰也。以备之略,三杰佐之,何为不济也?”这其间的“正而有谋”四字,正是对诸葛亮完整品格的精辟概括。所以我们说,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刘备是“仁义”,诸葛亮是“正而有谋”,“正”在前面,正义、端正。
     
      是其身正而后有谋略,还是正直与谋略并存,我们本无须去详加考辩。只是受此“考证之僻”的推动,我们倒可以趁机去读读晋人陈寿的《三国志》(包括裴注)、毛本《三国演义》,还有中华书局根据清人张澍编的《诸葛忠武侯文集》整理校点而成的《诸葛亮集》,以及相关史籍与新考证。所以,我们要把《三国志》《三国演义》《诸葛亮集》,以及相关史籍与新考证放到一起来看诸葛亮这个人物。毕竟,诸葛亮是千古名相、中华先贤,从中梳理他的修身齐家之道,对当今官德修养也会有所启迪。
     
      一、修身为本:修身为学观大略,志存高远铸忠魂
     
      修身对诸葛亮后来的家风建设与传承,有关键性作用。修身是基础。
     
      诸葛亮(公元181年-234年),字孔明,本是徐州琅琊阳都(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人。他出生于东汉灵帝光和四年(公元181年),那正是东汉政治日益腐败、黑暗的时期。外戚秉政,宦官专权,乱象交替;党锢之祸,军阀混战,生灵涂炭。
     
      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同情“党人”,痛恨宦官专权、误国、殃民,不愿同流合污。诸葛家族累世家学,社会地位显赫,但诸葛珪也只是在泰山郡任郡丞,官卑职微。
     
      值得庆幸的是,诸葛亮尽管生不逢时,但家学的传承并未断掉。他的父亲并未放松对孩子们的教育。诸葛亮的父亲教授《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及《管子》《商君书》《六韬》等诸子学说,更是言传身教,影响着孩子们的心灵。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自幼刻苦好学,年纪不大时便到京师游学,学习《诗经》《尚书》《左传》等儒家经典。所以,哥哥对诸葛亮的影响也很大。诸葛亮兄弟在东汉末年或者说在三国时代的政治风云中风生水起,都跟他们的家学传承有关。在这种家庭环境中,诸葛亮从小就感受到了浓厚的学习气氛。“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忠厚传家久”指的是家族的道德传承,“诗书继世长”指的是读书,书香门第。这是家风建设里引用率很高的概念,也是大家追求的目标。
     
      儒家文化发源于山东,儒学先圣孔子、孟子在这里诞生,墨家、兵家、法家、名家、阴阳家、道家诸家学说,曾在这里与儒家竞相争辉。这里私学与官学并行,产生过墨翟、孙武、慎到、田巴、邹衍、尹文等代表人物。故乡深厚的文化土壤,为诸葛亮日后将儒法思想融汇贯通,对传统政治军事思想进行发展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从这个角度,家乡对诸葛亮未来思想的发展,对其本身性格的铸造以及治国理政经验的积累,都提供了很好的思想的滋养。
     
      诸葛亮能够从先辈那里感受到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骨气。他的父亲、叔叔同情“党人”,不与宦官为伍;他的祖先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其不畏强暴、惩治外戚许章的事迹,被史家记入《汉书》。
     
      只是命运多舛,诸葛亮6岁时丧母,8岁时又丧父。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14岁的诸葛亮及兄弟姐妹一行,只得跟随叔叔诸葛玄,一路奔波到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又从水路到达荆州的首府襄阳,依附荆州牧刘表。然而,叔叔突然病逝,诸葛亮姐弟三人彻底无依无靠,只得迁往襄阳城西隆中村,结草庐躬耕定居,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此时的诸葛亮年方17岁。在此后十年的躬耕隐居生活中,尽管衣食窘迫,他也没有停止对经史的学习钻研,没有放弃济世有为的志向。
     
      有了这个志向,他就要学习。怎么学习呢?诸葛亮在学习上独具一格。他广泛涉猎诸子百家著作,尤其对先秦法家著作情有独钟。特别注重总结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他读书方法的最大特点,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所载,是学为所用,“不泥古”(不拘泥于古代的东西,讲究经世致用),注意“观其大略”(这与当时的读书风气相驳,是一种创新,尤其是在东汉年间,寻章摘句、注经之风大兴),不去咬文嚼字和死记硬背,而是抓住中心思想,把握其中的要点,领会其精神实质。而且在学习过程中,善于结合现实政治状况的新变化,军事斗争形势的新发展,有所思考;在政治抱负和政治观点上,有所建树。这种从大处着眼的学习方法,不是“读死书”和“死读书”,有别于当时东汉时代“腐儒”们“务于精熟”的读书风气。
     
      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岳麓书院考察调研,并高度评价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学习传统。大家可以把“经世致用”与诸葛亮为什么而读书联系起来看。读书必须明志,志向高远,有所作为,方是读书之终极追求。《三国志·诸葛亮传》载,诸葛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在此裴注引《魏略》云:“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中国饶士大夫”,中国那么多有才华的士人,“遨游何必故乡也”,你为什么非要去故乡呢?此心安处即故乡,只要干出一番事业,到哪儿不是故乡啊?诸葛亮的志向很高远的,他十多岁离开家乡,难道不思念家乡吗?不是的。他要干一番大事。所以,诸葛亮的志向和读书是紧密连在一起的。
     
      由此可见,与好朋友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等人的小格局志向相比较,诸葛亮则是追慕历史上齐国名相管仲和燕国名将乐毅的丰功伟绩,以求出将入相、治国安邦,辅佐明君于乱世,建功立业于当下。他的胸怀天下的远大志向在读书期间就显现出来了。
     
      诸葛亮读书、交友都与其远大志向有关。当然,也是与他的家风传承密切相关的。如果没有先祖诸葛丰以及父亲诸葛珪对他的教育,哪有后来的诸葛亮?
     
      诸葛亮这种“观其大略”的学习方法与明志修为之功相结合,产生了开创性的成果,“隆中对”即其杰出的代表作。《三国演义》著名的“隆中对”,千古名对,怎么来的?他的读书方法、远大志向就是“隆中对”得以产生的基础。
     
      关于“三顾茅庐”情节,《三国志》的描写极为简单:“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而《三国演义》则是集中两回篇幅(第36-37回),极尽铺垫之能事,洋洋洒洒抒写宏文。
     
      刘备率关羽、张飞两次前往隆中,未见诸葛亮真容,由此引发一系列戏剧性场景。当第三次终于相见时,刘备真是喜出望外,急于咨询天下大事。而诸葛亮却卖起关子,先要听听“将军之志”,然后再谈天下大计。先听听将军有什么志向,言外之意,你有多大志向我就给你出多大主意。志向大了我才跟你干,才给你出主意。
     
      于是,在确认刘备有光复汉室、救民于水火的宏愿时,诸葛亮才分析天下大势,甚至还有西川五十四州战略地图的展示。他将“据蜀、联吴、抗魏”的大战略即“隆中决策”和盘托出,还指出:“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由此奠定了西蜀崛起之基石,其意义极为深远。
     
      三顾茅庐时,诸葛亮于草堂吟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自豪情调毕现。可以想象,这篇《隆中对》,是诸葛亮“观其大略”之学习方法的结晶,是他长期进行调查研究、深入思考的成果,当然,也是他济世有为、忠心报国的心血凝聚。所以,《隆中对》是和他的家学传承、读书方法甚至交友密切相关的,而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篇作文。
     
      而刘备“三顾茅庐”,以光复汉室的宏愿和实践“仁政德治”的理想期盼,隆中求对,成就千古求才之典范,大大弥补了后起之不足。确实,与曹操相比,刘备没有占天时。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候”,他代表朝廷,拥兵百万。而孙权在江东三世经营,国家很富裕,偏安一方,军阀割据,占地利。刘备什么也没有占着,可以说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到处闯荡,最后只好自己想办法闯天地了。所以,刘备先天是不足的。但是得了诸葛亮以后,就不一样了,事业发展很快。
     
      在后来与刘备结成“明君贤相”的人生征途中,诸葛亮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志向和信仰。白帝城托孤时,刘备甚至让诸葛亮可以“取而代之”,自立为君,让儿子“父事丞相”,这并非藏有多少隐秘心理,因为刘备对诸葛亮的忠诚已经完全了然于心。事业目标的一致性,远远超越了君臣关系的名缰利锁。
     
      诸葛亮由一隐居士子起而大展宏图,成为汉末三国时期最具智慧光彩和神奇故事的人物。其人忠贞、“正而有谋”,故此受到民间与历代统治集团的普遍认可。
     
      诸葛亮忠贞而智慧的形象,同样符合历代统治阶级构建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恩图报;忠于刘备,白帝托孤,辅佐新主,从无叛逆之心。清代纳兰性德有诗说:“永安遗命分明在,谁禁先生自取来!”其实,这是没有看到诸葛亮身上鲜明的儒家修齐治平与“三不朽”之核心价值观。
     
      《左传》里面提到,人生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此谓不朽也”。这是儒家认为作为一个士子要追求的最高的人生目标,这个价值观在诸葛亮身上也得以体现。立德、立功、立言是一体的,诸葛亮的智慧和忠贞是不可分的。这也是儒家核心价值观对封建士子的精神褒扬和有效控制。
     
      以上,我们从诸葛亮的家学传承、“观其大略”的读书方法、个人志向、交友,一直到后来与刘备结成明君贤相的千古典范的历程,探讨了“修身为本”这个主题。
     
      二、勤勉为政:集思广益纳良谏,鞠躬尽瘁老臣心
     
      修身为本,主要是讲诸葛亮学习传承这方面;勤勉为政,指诸葛亮治国理政的方面,其中也表现了其性格的方面。
     
      诸葛亮足智多谋,满腹文韬武略,非神助,乃人为也。集思广益、广纳嘉言、身体力行的品格作风,成就他一世智慧英名。
     
      诸葛亮首先是有理论建树的。在《诸葛亮集·文集》卷三中,有两篇奇文值得我们关注。
     
      一篇叫《纳言》,主张君主应该实行“纳言之政”,“斟酌损益,进尽忠言”,以求“裨补缺漏,有所广益”。因为“纳言之政,谓为谏诤,所以采众下之谋也”。从这里面看出,诸葛亮的智慧也是集中了大家的智慧。民间常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实际上诸葛亮的智慧也是由多少个“臭皮匠”凑成的。关键就在于诸葛亮擅于集纳他人的智慧,这也是其学习方法带来的好的结果,即观其大略,集中智慧。
     
      另一篇叫《视听》,其中说到,“为政之道,务于多闻,是以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庶士,则万物当其目,众音佐其耳”“故人君以多见为智,多闻为神”。其意是说,治理国家,必须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了解多方面的情况,如同增添更多的眼睛和耳朵,多闻多见,才能够看得广,听得全。反之,如果“人君拒谏,则忠臣不敢进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诸葛亮甚至把能否听取不同意见,上升到是“有道之国”还是“无道之国”的认识高度,常常劝后主刘禅要广纳忠谏,不要堵塞言路。
     
      以上这番说辞不仅仅只是针对帝王,其实也是诸葛亮的自我鞭策。所谓“诸葛一生惟谨慎”,他用自己的言行一致和身体力行,作出了表率。他的谨慎不是小心翼翼,而是多方采纳意见,然后作出决策、判断。
     
      在诸葛亮治蜀、南征、北伐的军政生涯中,他抱着谦虚谨慎的态度,很注意听取部下的意见和建议。他甚至在丞相府里专设“参署”(参谋总署)机构,以便集思广益,咨询军政事务。
     
      刚刚进据益州时,有一名叫董和的掌军中郎将,性格直爽,办事认真,颇有政治远见。他在协助诸葛亮处理军政大事过程中,经常提出不同意见,且多有实在可行的正确意见。诸葛亮不以为忤,反而对他钦佩有加,并且鼓励下属向他学习。诸葛亮有一篇著名的作品,叫《与群下教》,就是根据董和爱提意见这件事写的文章。其中说道:“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阙损矣。违覆而得中,犹弃敝蹻而获珠玉。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此不惑,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元直之十反,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
     
      意思是说:设置参署机构的目的,就是为了集思广益。如果为了避嫌,不愿提出不同意见,反复进行商讨,国政就要受损害。如果能够经过反复商讨,有了正确的处理办法,就如同抛弃破旧鞋子而获得珍贵的珠玉。然而,要做到这样谈何容易,只有徐庶遇到此情此景而不会被迷惑。还有董和,任职参署已有七年,当我对事情的处置有所不当时,他能够反复提意见,有时往返竟有十多次。如果各位能够做到徐庶那样的进谏不懈,能够像董和那样勤勉,为国尽忠,那该使我少犯多少错误啊!
     
      接着,诸葛亮又写有《又与群下教》,继续表扬徐庶、董和的“勤见启悔”“每言则尽”,还追溯当年初交崔州平时“屡闻得失”,后又得到胡济“数有谏止”的往事。诸葛亮号召大家学习这种“不疑于直言”的精神。还谦虚地说自己“姿性鄙暗”,虽说不能够完全采纳忠言,但却与他们四人“终始好合”,关系融洽。
     
      当第一次北伐战争失败而归,诸葛亮竟然发布《劝将士勤攻己缺教》,号召大家“向我开炮”,把是否能够经常指责丞相的错误,当成是关系到北伐曹魏能否取得最终成功的关键。
     
      如此姿态,绝非作秀。许多棘手事务,能够处置得当,离不开诸葛亮的虚心求谏与集思广益。正如宋代王安石《诸葛武侯》中所赞:“区区庸蜀支吴魏,不是虚心岂得贤!”一个小小的蜀国能够跟吴国、魏国并列,如果不是虚心,怎么能有诸葛亮这样的贤才辅佐?以态度换实效,以真诚换多谋,有时候,姿态与品格就是生产力。
     
      诸葛亮为何有如此宽广胸襟?是因为对兴复汉室、救民于水火之伟大事业的热情。《三国演义》在展示诸葛亮政治生涯一系列重大关节时,很有冲击力。比如浓墨重彩地描绘诸葛亮的隆中决策、舌战群儒、赤壁大战、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六出祁山、秋风五丈原等大场景,凸显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精神风貌!
     
      在《出师表》中,诸葛亮言辞恳切、感人至深地说了一番话:“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这里似乎是士为知己者死而报知遇之恩的心境。实际上却不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还包括了诸葛亮对刘备目标、价值观、崇高理想的赞同。
     
      所以诸葛亮接着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这里的劝谏,似乎又是千古忠臣共通之论。所以,刘备和诸葛亮不仅仅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关系,还包含着其远大的志向。这从以上层层推进的两段话中都能表现出来。
     
      但是,当我们看到《三国志》和《三国演义》中描绘的那个勤政为国、辅佐两主、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的诸葛丞相之光辉形象,看到那个为报答“三顾草庐”和“临终托孤”的知遇之恩,竟“亲理细事,汗流终日”“躬自校簿书,流汗竟日”,以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垂垂老臣(《三国志·杨戏传》裴注,《三国演义》第九十七回、一百〇三回),我们不禁要肃然起敬,不禁要忽略其所谓“封建愚忠”之嫌!
     
      忠于职守,忠于国家,忠于理想,忠于事业,这些官德修养概念,是可以进行现代转换与古今转型的。所以,诸葛亮的忠叫“公忠体国”。
     
      在中国古代,关于什么叫忠臣、什么叫忠,是有很多说法的。作为一个大臣,他对国家的忠应该是“公忠体国”,而不能定位为所谓的“愚忠”。再往上,“忠”这个词也是指诚实无欺、忠心耿耿、尽职尽责、忠贞不二。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论语》中的一句话说:“为人谋,而不忠乎?”“为人谋”的“人”是指人民。尽己之心为忠。家国是同构的,国就是大家,忠是孝的延伸和拓展,而且是更高意义上的孝。以孝侍君则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所以,我们从领导干部层面谈忠孝问题,主要是要覆盖家庭孝敬层面,忠德则是广泛涉及社会交往与国家政治生活层面,是履行公职行为规范的心理依据。所谓家国一体,公忠体国,所以我们今天所谈之“忠”即此概念之忠诚。具体到诸葛亮身上,我们完全可以进行现代转换,即忠于职守、忠于国家、忠于理想、忠于事业。
     
      据《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曾经高度赞许诸葛亮是忠顺勤劳、平直至公的贤相。清康熙帝评价说:“诸葛亮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臣者,惟诸葛亮能如此耳!”(《清实录》卷300)南阳卧龙岗武侯祠大殿门联写道:“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1958年秋,时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到河南调研工作,看到此联语,特地改写一联以表致意:“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古往今来,人们对诸葛亮的景仰,岂能用“愚忠”二字概而言之!
     
      以上我谈了诸葛亮的性格,他的治国理政、忠于职守、为国效力,他既忠诚又智慧,是在治国理政方面作出很高成就的古代先贤。
     
      三、治家有方:正己教人坦荡荡,治家有方美名扬
     
      正是因为诸葛亮的个人志向、个人品格,所以其治家有方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有家族核心人物修身的榜样力量,才能有后面的齐家,否则都是空谈,因为身教重于言教。
     
      儒家经典主张统治者要正己教人。首先要正己,然后才能教育人。《论语·颜渊》中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子路》则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诸葛亮在以上儒家经典的基础上,接续此论,他说:“上之所为,人之所瞻也。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身不正则令不从,令不从则生变乱。故为君之道,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不教而战,是谓弃之。”
     
      上面的人怎么做,底下的人都看着你。对自己的错误加以豁免,然后去教育别人,这是逆政,所以要搞顺政。他把对儒家的总结融合到自己的思考当中,所以教化为先,惩罚、诛杀次之。不要首先想到惩罚,而是先要教化。孔子在《论语》里面曾说,以没有经过教化的老百姓去为国家打仗,是谓弃之,就是抛弃老百姓,所以教化在先。
     
      诸葛亮还说:“先理身,后理人。”“理”是“治国理政”的“理”,先修身才能谈得上齐家、治国、平天下。“理上则下正,理身则人敬,此乃治国之道也。”(《诸葛亮集》卷三《便宜十六策》)这些精辟之语,强调的是身教重于言教。诸葛亮正是如此去践行的。
     
      唐代诗人杜甫《蜀相》诗云:“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辅佐刘备、刘禅父子,两朝老臣,权倾天下,而没有落得“功高盖主”、身败名裂的境地,当然是他的一片忠心使然。
     
      曾经有个名叫李邈的官员,在诸葛亮生前没有能够找出进谗之机,却趁诸葛亮逝世、朝廷发丧时,向后主刘禅上疏,肆意诋毁诸葛亮,结果反而被刘禅处死。一些被诸葛亮处分过的官员,比如李严等人,不仅不怨恨,反而深切怀念这位秉公执法、正己教人的贤相。
     
      诸葛亮谨慎做人,自身行得端正,有两件事情可以说明。
     
      一是当南征平叛成功,诸葛亮威望大增之日,李严写信劝其进爵称王,诸葛亮义正辞严,给予回绝。这才有“上不生疑心,下不兴流言”的赞誉。
     
      二是他很注意处理好公私关系。他的哥哥诸葛瑾是东吴孙权的大臣。相互来往时,诸葛亮特别注意“君臣大节”,在公务交往时,从不私下会面。实际上这也保护了兄弟双方的安全。孙权对诸葛瑾,刘备对诸葛亮,都是深信不疑。能够产生这个结果,跟诸葛亮正确处理公私关系有很大的关系。“诸葛一生惟谨慎”也体现在这方面。
     
      为官清廉,清心寡欲,是诸葛亮正己教人的本色所在。他十分敬佩春秋时代孙叔敖的那份简朴廉洁之风,总想努力改变东汉以来官吏贪图享乐的浮华奢靡之风。这对蜀汉官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邓芝、姜维、费祎等高官,皆有“不治私产”“家不积财”的美誉。这个美誉与诸葛亮的治理也是有关系的。诸葛亮率先做好榜样,他自己也是不置私产,家不积财。
     
      在要求下属为官清廉之时,他还主动带头,给后主上表申报家产:“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也。”此表文载于《三国志·诸葛亮传》,可算是古代官员申报财产的先例。诸葛亮病故,依其遗嘱“安葬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果真做到了言行一致。
     
      对家庭子侄,诸葛亮教育有方,管教有效,培育有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的,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他要求,把家风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重要内容。一些领导干部在廉洁上出问题,往往与家庭成员有关,这就是家教的问题。不是说没有家教,而是管教是否有效。当初没有孩子时,诸葛亮是将哥哥诸葛瑾的次子诸葛乔过继来作为长子抚养。北伐时,诸葛亮让诸葛乔加入部队,到汉中锻炼。诸葛乔虽然是驸马都尉身份,但也和其他将领的子弟一起,率领兵卒在山谷中押解转运军需物资,栉风沐雨,艰难跋涉。也许是诸葛瑾有所埋怨,所以诸葛亮还写信向哥哥解释。所以在《诸葛亮记》里面还留下一篇他向哥哥解释如何安排侄子的书信。
     
      诸葛亮对子侄们的教育,重在培养他们远大的志向和政治抱负。他在《诫外甥书》中提出:“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还说“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这里是强调高尚情操的养成,防止沦落为凡庸之辈的危险。所以,诸葛亮对立志有很细致的区别,一直到今天,其依然很有启示意义。
     
      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谈到志向的时候留下一个手记,其中说道,一个职业的理想不叫信仰,不叫志向。真正的理想信念是超越于普通职业的。我要当科学家、发明家,这还只是一般的职业理想,而不是高远的理想,因为它没有超越性。所以,理想信念要有超越性才志向远大。
     
      那么,怎样进一步防止凡庸呢?读书学习是正途。这方面我们来看诸葛亮著名的《诫子书》。中国古代的家训很伟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古代家训就蕴含着丰富的思想精华。因为家训强调一个家族延续的核心理念,而这种核心理念,古往今来在家风建设方面经常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家风与家训紧密联系。家训是家风的核心价值观,这是因为家训体现了一个家庭或家族的价值追求,是引导家庭成员做人做事的行动指南。在我国传统社会里面,家训决定了家风发展的方向,约束着家庭成员的行为。《诫子书》就是一篇古老的家训。
     
      古代有丰富的家规家训资源,比如: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北宋司马光的《家仪》、南宋陆游的《放翁家训》、宋代袁采的《袁氏世范》、元代的《郑氏规范》,一直到明清时代孙奇逢的《孝友堂家训》、朱伯庐的《朱子家训》,以及康熙皇帝的《庭训格言》,甚至著名的《弟子规》等。这些家训都是从价值观方面来规范一个家族家风的传承。
     
      传统社会家规家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载体,更是我们今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值得珍视的传统文化资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这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们要从这个高度来认识《诫子书》的价值。
     
      《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在此,诸葛亮特别强调了清心寡欲对于一个人品德修养的重要作用,强调了学习对增长才干的重要性,强调了树立远大志向对成就学业乃至事业的重要性,当然,也有对青春易逝、时不我待、尚须奋起、有所作为的警示。此文流传极广,不愧为中华家教名篇,至今还感动着无数家长和莘莘学子。所以我们看到“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马上会想到来自这里。但这句话的关键是指要有所作为,清心寡欲是为了有所作为,无为而无不为,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以上这些家教,决定了诸葛亮家族的方向,其家族子弟也朝着实现这个志向去努力。诸葛亮的嫡长子诸葛瞻,年少时即才思敏捷,可诸葛亮却有所看法。在给哥哥诸葛瑾的信中,诸葛亮竟说道:“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不愿孩子过分早熟,泯灭天性,这也许是诸葛亮教育思想的独特所在吧!这也值得我们思考。
     
      其实在诸葛亮的严格教育之下,诸葛瞻成长得很正常。书法绘画皆有水准,长大后为官清正,忠贞爱国。这是诸葛亮家教的一个实践成果。后来,当曹魏大将邓艾大兵压境,诸葛瞻拒不接受高官厚禄的利诱,毅然领兵顽强抵抗,最终壮烈殉国。诸葛瞻的大儿子诸葛尚也一同战死。一门忠烈美名扬,让人不得不感叹乃祖乃父贤相诸葛亮的教诲之功。
     
      以上我们从诸葛亮的立志、学习、家教三个方面为大家梳理了诸葛亮的修身齐家之道。诸葛亮还有很多其他趣闻轶事,以及古往今来大家对他的评价,大家可以参考中华书局出版的《诸葛亮集》。在继承优秀传统、弘扬优良家风方面,诸葛亮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思考的地方,尤其是其名篇《诫子书》,值得大家深入研读。
     
      今天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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