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公园体系中的重要一类，是以文化传承保护为主题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与城市中常见的文化公园无关。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推进实施的重大文化创新工程，目前尚无成功案例。我国从2019年开始规划建设大运河、长城、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涉及相关省区市正在进行初始探索实践。

 

　　一、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及缘起

 

　　（一）国家文化公园的缘起

 

　　国家公园的概念起源于美国。1832年，美国画家乔治·卡特琳首次提出“设立能够展现原始自然之美的国家公园”的设想，目的是保障生态环境和印第安土著文明的健康与发展。自1872年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公园在美国建立，国家公园这一重要的自然保护地模式在全球范围得到迅速推广，并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定其为“在储备地球自然场域、保护生物多样性以及可持续使用自然资源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国家公园。

 

　　如今，国家公园已被广泛认可，被看作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国家进步的象征。在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环境敏感时代，国家公园的建设较好地处理了生态保护与资源合理利用之间的关系。同时，身处不同地域环境的国家对于国家公园有着各自的概念界定，国家公园体系在演进中也形成了符合各自国情的特色发展模式。

 

　　国家公园对城市发展与人类生存至关重要，既包含着自然价值又包含着文化价值。在自然方面，保护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完整性，国家公园成为其自然生态系统的核心；在文化方面，支持环境保护与文化传承展示，国家公园成为自然和文化兼容的科研、教育、观光、休闲、娱乐、保护的综合基地。在其漫长发展历程中，国家公园寻求着适合本国发展的途径和模式，但无论是自然景观为主还是人文景观为主的国家公园均有共同点，即只有自然与文化紧密结合，才能持续发展。

 

　　国家文化公园是新兴事物，其建设无成熟案例可循。但国家公园建设已有上百年历史，世界多国已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保护和开发机制，且在各国的国家公园中，依托文化遗产而设立的历史文化类国家公园兼具自然和人文价值，如英国的哈德良长城、美国的拉斐特国家历史公园等。这些文化类国家公园与我国所提出的国家文化公园的定位与功能存在相似之处，且在管理体制、财政制度、运行保障机制等方面呈现不同特征，可为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探索与实践起步较晚。伴随中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此同时，进一步发展也面临着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急剧退化等严峻挑战。2012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明确将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上升到关乎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长远发展大计的战略高度。2015年1月，国家发改委等13个部委联合通过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

 

　　（二）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相关政策规划

 

　　2016年3月，“十三五规划纲要”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列为国家文化重大工程；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倡导各地区各部门保护传承文化遗产，首次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

 

　　2017年5月，《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依托长城、大运河、黄帝陵、孔府、卢沟桥等重大历史文化遗产，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中华文化重要标识，国家文化公园试点建设正式提上政府工作日程。

 

　　2017年9月，在总结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初步完成了我国国家公园体制的顶层设计。国家文化公园作为国家文化资源的宝贵载体，是党中央保护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的重要战略布局，相关的指导性文件、规划和项目开始逐步推进。此后，很多地方政府纷纷开始将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纳入相关计划中。

 

　　经过近三年的酝酿和探索，考虑到体量和经济发展的问题，以及卢沟桥、孔府、黄帝陵等“点状”文化遗产较多，对中华文化的代表性和支撑性不够充分，国家有关部门决定先采用线性的文化遗产点作为试点。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考虑到长城、大运河、长征是巨型线状的国家文化资源，具有国家文化典型性和代表性意义，尤其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其民族精神更为突出，因此将其新增列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这个建设方案预计2023年完成建设任务，使长城、大运河、长征沿线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推进局面初步形成。预期通过国家文化公园前期的建设，实现权责明确、运营高效、监督规范的管理模式初具雏形，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成果和经验，为全面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创造良好条件。

 

　　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这里把黄河也加了进来，因为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具有民族文化的典型意义。同年11月，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国家文化公园形象标志征集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国家文化公园形象标志设计方案。

 

　　（三）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辨析

 

　　1.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是主要进行生态系统保护和重建的保护地，其主要功能重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确保具有生态、文化、美学价值的自然与景观得到有效保护，维持自然、文化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二是开展科学研究、进行环境教育，提高国家意识和民族自豪感；三是提供旅游休闲体验，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促进所在地社会发展。

 

　　中国当前的国家公园由不同部门管理，在功能上也各有侧重，如国家森林公园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业局负责，主要功能是景观资源的保存与保护、资源环境的考察与研究以及旅游观光业的可持续发展。现有国家公园如三江源、大熊猫保护基地、神农架等，主要意义是保护自然生态，并不具备太多文化上的意义。

 

　　2.线性文化遗产

 

　　长城、长征、黄河、大运河均属于线性文化遗产，线性文化遗产的概念从文化线路衍生并拓展而来的，是近年来国际遗产保护领域出现的新概念，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紧密相关。文化传承保护是世界性话题，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将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提供中国方案。

 

　　3.国家文化公园

 

　　作为国家公园的一个分支，“国家文化公园”的提法属国内首创，目前尚无统一定义。相对其他类别的国家公园，国家文化公园应更侧重文化主题，成为国家代表性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核心基地；人们接受爱国教育、接受文化熏陶与文化涵育的重要场所；人们休闲游憩、享受文化生活的精神家园；对外集中展示中华民族文化的特色窗口。

 

　　4.比较辨析

 

　　国家文化公园与以保护自然生态为目的的国家公园有显著的差异。首先，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形象特征和文化传统的标志体现，饱含了一个国家的历史起源、民族精神与国家价值观的渗透，它的文化生态系统构建是一个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承载了一个国家对外文化交流的使命。其次，国家文化公园是一类文化资源的典型代表，保留了资源的高度整合性，以及包括真实性、精确性和完整的内在相关性，对于阐释、解说或研究国家遗产的自然或文化主题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是国家文化财富的宝贵载体。最后，国家文化公园的产品形态属于公共产品，为全体公众而设立，为了满足人们欣赏自然、了解历史、学习民族文化的需要，兼具科普、教育、休闲、旅游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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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京成：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研究思考（2）

 

　　2021-03-10 17:16宣讲家网张京成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字号：

 

　　摘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公园体系中的重要一类，是以文化传承保护为主题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本期报告，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创意产业研究中心张京成主任从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缘起以及建设的意义、原则、整体战略、对策建议等方面出发，深入阐释了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丰富内容。

 

　　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意义与原则

 

　　（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意义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掘好、利用好丰富文物和文化资源，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2019年，《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同时开创了文旅融合发展新纪元。

 

　　1.提升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与交锋更加频繁，进一步凸显了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战略地位。在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中，“西强东弱”的旧传播秩序依然在阻碍着我国的国家形象建构。因此，在国际战略格局进入深度调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关系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关系中国大国形象的展示，关系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举措。

 

　　2.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增长

 

　　2018年，国家旅游局与文化部合并，组建文化和旅游部，各省区市的文旅主管部门相继挂牌，文旅融合逐渐进入全面深入阶段。近年来，文化和旅游发展如火如荼，文旅产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极点。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19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9年末，全国有各类文化和旅游单位35.05万个，从业人员516.14万人。2019年全年国内旅游人数60.06亿人次，同期增长8.4％；入境旅游人数14531万人次，同期增长2.9％；出境旅游人数15463万人次，同期增长3.3％。我国目前仍处于对资源依赖较高的粗放型旅游大国阶段，而文化遗产是发展现代旅游业的核心资源，旅游开发也是实现文化遗产有效保护与活化的重要手段。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有利于将遗产保护与利用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合作共赢关系，形成新型的国家文化公园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促进文旅产业进入精细化和集约化发展阶段。

 

　　3.推动新时代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是我国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该意见概括了党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位作用的认识，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以及一些值得注意的重大问题，为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根本方向和重要遵循。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就是要整合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集中打造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对长城、大运河、长征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进行安排部署，是党中央推动新时代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的战略决策，对于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充分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久影响力、革命文化强大感召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强大生命力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4.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判断不仅为未来长时期内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也为我国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逻辑基础。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的环境下，“供需错位”成为文化产业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从供给端入手，以创新形成更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是促进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着力点。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构建扩大和引导新时期文化、休憩、体育、健身、娱乐等公共文化消费的新模式，可以整合提供具有国家代表性、经典型的文化休闲服务体验，从而形成更高质量的文化服务供给，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

 

　　（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总体原则

 

　　国家文化公园应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价值和鲜明特色，促进科学保护、世代传承、合理利用，积极拓展思路，创新方法，完善机制，将其打造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的同时，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通过顶层设计、系列文化节等活动积极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在整体理念方面，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秉承以下原则：

 

　　1.整体保护，强化传承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蕴藏着丰富的线形文化遗产，然而目前我国针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仅覆盖了单体文化遗产、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三个层面，缺少区域化国家遗产的保护架构。因此，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与管理应突破传统的针对历史文化单体或群落的要素保护思维模式，依托大运河、长城等重大历史文化遗产，严格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方针的同时，将国家文化遗产和周边环境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进行整体性保护。有关部门要在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认真履行《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基础之上，突出活化传承和合理利用，与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深度融合、开放共享。

 

　　2.文化引领，彰显特色

 

　　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深入挖掘文物和文化资源精神内涵，充分体现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焕发新时代风采；其次对国家文化公园内现有文化遗产资源进行系统整合，制定新的分类标准与保护体系，重点开发文化遗产的关键性、独特性历史区域，挖掘能够构成时代记忆的历史信息，使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认识国家历史、重拾过往回忆、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功能区。

 

　　3.统一管理，规划先行

 

　　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与管理均涉及多省份及多个职能部门，因此要在统筹管理的基础上，构建各沿线不同的管理架构，提高政策实施的适应性与有效性。坚持规划先行，既要突出顶层设计，又要统筹考虑各地区资源禀赋、历史人文、区位特点、公众需求，注重跨地区跨部门协调，与法律法规、制度规范有效衔接，发挥文物和文化资源综合效应。

 

　　4.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均涉及多个行政区域，如长城作为我国凝固的历史，横跨404个县级地区，且部分段落长年处于地方遗产保护的边缘区。因而，应充分考虑地域广泛性和文化多样性、资源差异性，实行差别化政策措施。有统有分、有主有次，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最大限度调动各方积极性，实现共建共赢。在保护当地文化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着力推进区域文化和旅游资源优化配置和要素重新组合，促进文化旅游与农业、商业、体育、科教等产业的深度融合，全面增强特色生态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5.积极稳妥，改革创新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问题意识要贯穿始终，强化全球视野、中国高度、时代眼光，破除制约性瓶颈和深层次矛盾。与此同时，既着眼长远又立足当前，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务求符合基层实际、得到群众认可、经得起时间检验，打造民族性世界性兼容的文化名片。在此基础上，探寻国家文化遗产与周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结合点，使得遗产资源的再利用与其原有功能特征相适应，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地依托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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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京成：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研究思考（3）

 

　　2021-03-10 17:16宣讲家网张京成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字号：

 

　　摘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公园体系中的重要一类，是以文化传承保护为主题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本期报告，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中国创意产业研究中心张京成主任从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缘起以及建设的意义、原则、整体战略、对策建议等方面出发，深入阐释了我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丰富内容。

 

　　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整体战略

 

　　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战略目标，结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总体要求，我国积极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发展。通过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一批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重大历史文化价值的国家文化遗产得到充分挖掘和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粹得到充分继承和传扬，全民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得以大力提升，全民族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显著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更加凸显，全社会的文化创新热情显著增强，中华文化的魅力更为社会所推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提升。

 

　　（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目标及范围

 

　　通过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探索管理体制机制、管理运营模式创新、国家政策扶持等方式，在全国逐渐建立起结构合理、功能健全、运营规范、特色鲜明、全民普惠的国家文化公园体系，推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完善，人民的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基本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文化发展成果的参与感和获得感不断增强，文化普惠共享的效果显著显现，全民族的文化文明素质显著提升。

 

　　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计划用4年左右时间，到2023年底基本完成，其中长城河北段、大运河江苏段、长征贵州段作为重点建设区于2021年底前完成。通过建设使长城、大运河、长征沿线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推进局面初步形成，权责明确、运营高效、监督规范的管理模式初具雏形，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成果经验，为全面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创造良好条件。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包括战国、秦、汉长城，北魏、北齐、隋、唐、五代、宋、西夏、辽具备长城特征的防御体系以及金界壕、明长城；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在坚守生态红线、强化生态保护，保护传承利用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依托长城内外的遗址遗迹、关隘城堡、传统村落、山水风光等资源，展现从“边墙”到“边乡”“边城”的历史变迁，从“军事对抗”到“边贸”融合发展的文化特色。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等三个部分，通惠河、北运河、南运河、会通河、中（运）河、淮扬运河、江南运河、浙东运河、永济渠、通济渠等十个河段；涉及北京、天津、河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8个省（直辖市）。中国大运河全长近3200公里，开凿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贯穿南北、联通古今，蕴含着中华民族悠远绵长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发展的重要动能和载体。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范围，以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中央红军）长征线路为主，兼顾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长征线路；涉及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1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了加强长征文化资源保护利用，中央要求将“长征文化线路整体保护工程”列为重点项目，具体措施是“以中央红军长征路线为基础，统一规划、统一标识、统一保护标准、统一配套设施建设，显著改善长征文物的保存状况和环境风貌，丰富长征精神的展示主题和展示手段，打造全程贯通的‘重走长征路’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实施长征文化线路保护总体规划，建设长征文化线路保护利用示范段”。率先进行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是江西省瑞金市。随后，江西省、贵州省颁布相应政策，开启了当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全面建设。

 

　　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由于刚刚正式提出，目前正在做前期规划。

 

　　（二）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建设布局

 

　　国家文化公园根据文物和文化资源的整体布局、禀赋差异及周边人居环境、自然条件、配套设施等情况，结合国土空间规划，重点建设四类主体功能区：

 

　　第一类，管控保护区，由文保单位保护范围、世界文化遗产区及新发现发掘文物遗存临时保护区组成，对文物本体及环境实施严格保护和管控，对濒危文物实施封闭管理，建设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样板区。

 

　　第二类，主题展示区，包括核心展示园、集中展示带、特色展示点三种形态。核心展示园由开放参观游览、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相对便利的国家级文物和文化资源及周边区域组成，是参观游览和文化体验的主体区。集中展示带以核心展示园为基点，以相应的省、市、县级文物资源为分支，汇集形成文化载体密集地带，整体保护利用和系统开发提升。特色展示点布局分散但具有特殊文化意义和体验价值，可满足分众化参观游览体验。

 

　　第三类，文旅融合区，由主题展示区及其周边就近就便和可看可览的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现代文旅优质资源组成，重点利用文物和文化资源外溢辐射效应，建设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示范区。

 

　　第四类，传统利用区，城乡居民和企事业单位、社团组织的传统生活生产区域，合理保存传统文化生态，适度发展文化旅游、特色生态产业，适当控制生产经营活动，逐步疏导不符合建设规划要求的设施、项目等。

 

　　（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主要任务

 

　　第一，修订制定法律法规。深化对长城、大运河、长征沿线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法律问题研究和立法建议论证，推动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推进理念入法入规。修订完善《长城保护条例》，制定大运河保护条例、长征文物保护条例。相关省份结合实际修订制定配套法规规章。

 

　　第二，编制建设保护规划。相关省份对辖区内文物和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摸底，编制分省份规划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对分省份规划建议进行严格审核和有机整合，按照多规合一要求，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分别编制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相关省份对前期规划建议进行修订完善，形成区域规划。

 

　　第三，实施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推进基础工程。充分发挥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作用，围绕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推进目标，聚焦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等关键领域，系统推进重点基础工程建设。

 

　　第四，完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体制机制。构建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分级管理、分段负责的工作格局。强化顶层设计、跨区域统筹协调，健全工作协同与信息共享机制，在政策、资金等方面为地方创造条件。分省设立管理区，省级党委和政府承担主体责任，加强资源整合和统筹协调，承上启下开展建设。

 

　　（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聚焦的关键领域工程

 

　　第一，推进保护传承工程。实施重大修缮保护项目，对濒危损毁文物进行抢救性保护，对重点文物进行预防性主动性保护。完善集中连片保护措施，加大管控力度，严防不恰当开发和过度商业化。严格执行文物保护督察制度，强化各级政府主体责任。提高传承活力，分级分类建设完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展览馆等展示体系，建设完善一批教育培训基地、社会实践基地、研学旅行基地等。利用重大纪念日和传统节庆日组织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因地制宜开展宣传教育，推动开发乡土教育特色资源，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打造实景演出，让长城文化、大运河文化、长征精神融入群众生活。

 

　　第二，推进研究发掘工程。加强长城文化、大运河文化、长征精神系统研究，突出“万里长城”“千年运河”“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整体辨识度。加大国家社科基金等支持力度，构建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相适应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结合新时代特点，深入研究阐发推动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两路”精神等在沿线区域的传承发展。整理挖掘沿线文物和文化资源所荷载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头故事，拍摄电视专题片。

 

　　第三，推进环境配套工程。修复国土空间环境，发挥自然生态系统修复治理和水土流失治理、水污染防治项目作用，加强城乡综合整治，维护人文自然风貌。打通“断头路”，改善旅游路，贯通重要节点，完善游客集散、导览导游、休憩健身、旅游厕所等公共设施，安全、消防、医疗、救援等应急设施，科研、会展等公益设施，宾馆、酒店和文化消费等必要商业设施，推进绿色能源使用，健全标准化服务体系。推出国家文化公园形象标志，串珠成线、连线成片，打造广为人知的视觉形象识别系统。

 

　　第四，推进文旅融合工程。对优质文化旅游资源推进一体化开发。打造一批文旅示范区，培育一批有竞争力的文旅企业。科学规划文化旅游产品，在长城周边以塞上风光为特色发展生态文化游，在大运河淮扬片区以运河水韵为特色发展水上观光和滨水休闲游，在长征沿线以“重走长征路”为特色发展深度体验游和红色研学旅行。推动开发文化旅游商品，扩大文化供给。推出参观游览联程联运经典线路，推动组建文旅联盟，开展整体品牌塑造和营销推介。

 

　　第五，推进数字再现工程。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实现主题展示区无线网络和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全覆盖。利用现有设施和数字资源，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官方网站和数字云平台，对文物和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展示，对历史名人、诗词歌赋、典籍文献等关联信息进行实时展示，打造永不落幕的网上空间。依托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体系，建设完善文物和文化资源数字化管理平台。

 

　　四、对于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对策建议的思考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发展革命文化、先进文化的重要方式，是国家实施的重大文化系统工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长城、大运河、长征沿线一系列主题明确、内涵清晰、影响突出的文物和文化资源为主干，生动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促进科学保护、世代传承、合理利用，积极拓展思路、创新方法、完善机制，做大做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

 

　　（一）结合实际修订制定配套政策法规，完善相关保护条例

 

　　深化对相关文化遗产保护法律问题的研究和立法建议论证，推动保护传承利用协调推进理念入法入规。修订完善相关保护条例，结合实际修订制定配套法规规章。

 

　　对辖区内文物和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摸底，编制针对性规划建议。联合中央有关部门对分省份规划建议进行严格审核和有机整合，按照多规合一要求，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相关省份对前期规划建议进行修订完善，形成区域规划。例如，北京八达岭长城早已成为著名的文化旅游景点，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对这些地区的长城资源更多起到的是规范、提升的作用；对于经济欠发达、保护较差、知名度较低的长城资源所属地来说，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统一建设和标准化管理，包括加强保护修缮、文化挖掘、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工作，需要当地做出配合，但这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

 

　　（二）通过特许经营方式推进两权分开的运营模式

 

　　在国家文化公园专职管理机构的统筹协调下，积极开展跨部门和跨地域协作，工作重点是抓好公园保护和管理工作，解决跨部门、跨地域的重点难点问题。将国家文化公园管理权与经营权分离（“两权”分开），在相关政策法规和管理机制的约束下，实现国家文化公园部分区段的企业化运营。政府跨区域协作管理机构负责对园区进行监督管理、行政协调以及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将公园的经营权交由企事业单位进行运作，政府通过补贴、购买服务等形式，对企事业单位进行支持，通过“两权”分开，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公园运营的效率和效益。

 

　　可以考虑参考新西兰、日本等国家采取公开招标竞价，缴纳特许经营费等方式，委托企事业单位对公园或盈利项目进行运营，允许其在公园内开展文化竞演、文化产品展览展示、文化衍生产品开发、餐饮、住宿、购物等旅游配套服务的经营。地方政府、当地社区可优先参与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活动管理，带动周边经济的发展。

 

　　此外，绝大多数保护地内均有居民，因此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运营与当地社区发展密不可分，鼓励社会公众的参与也至关重要，可通过建立各类社会公众参与机制来规范、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和参与范围。

 

　　（三）在合理保护的基础上进行良性开发，保护与利用相结合

 

　　国家文化公园应以增进人民群众的文化福祉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公园公益性运营，根据文化遗产特征，合理展示当地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通过现代科技和创新创意活动推动活化传承。

 

　　实施重大修缮保护项目，对濒危损毁文物进行抢救性保护，对重点文物进行预防性主动保护。完善集中连片保护措施，加大管控力度，严防不恰当开发和过度商业化。严格执行文物保护督察制度，强化各级政府主体责任。提高传承活力，分级分类建设完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博物馆等，建设完善一批教育培训基地、社会实践基地、研学旅行基地等。利用重大纪念日和传统节庆日组织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因地制宜开展宣传教育，推动开发乡土教育特色资源，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打造实景演出，让长城文化、大运河文化、长征精神融入群众生活。

 

　　在北京地区，可以依托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连接京津冀城市群，利用城市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等，协同开发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动态整合长城、运河线性文化遗产沿线城市文化资源、营销品牌、服务品质和支持政策，统筹保护与开发预留空间的关系，注重与周边历史文化景观相呼应。可以借鉴哈德良长城的展示方式，在每一处向公众开放的遗址，向游客讲述长城的更完整的历史，同时每个遗址也应该强调自身的独特之处。这样不仅能让公众欣赏和理解长城的整体面貌，还可以引导他们去参观更多地方的长城，而不是在参观完一个遗址之后就觉得已经“完成”了长城之旅。借助即将召开的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国际化契机，以大运河北京段为中心，打造大运河京津冀连续空间，将大运河的故事传到世界。参与大运河文化带国际高峰论坛的启动与发起，与沿线城市构建区域互动合作，共同发力，促进京津冀地区或者全国甚至更大范围的融合和交流。

 

　　（四）在注重生态文明和强化精神传承的基础上充分对接相关产业链条

 

　　充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相关要求，在注重生态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开发。重视国家文化公园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博物馆、展览展示、体验项目等的设计，充分发挥国家文化公园的精神传承功能。按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型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相关要求，通过主题线路设计、沉浸式演出项目、体验式文娱活动等，推进国家文化公园与文化旅游、文化会展、影视拍摄、网络直播、短视频等相关产业的深入对接和全面融合。

 

　　推进优质文化旅游资源一体化开发。打造一批文旅融合项目示范区，培育一批有竞争力的文旅企业。科学规划文化旅游产品，在长城周边以塞上风光为特色发展生态文化游，在运河沿线开展水上人家民宿体验游等。推动开发文化旅游商品，扩大文化服务供给。推出参观游览联程联运经典线路，推动组建文旅联盟，开展整体品牌塑造和营销推介。

 

　　（五）以公共财政投入为主，鼓励其他社会资本投资建设

 

　　国家文化公园是公共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体现的是全民的公益性，这种公益性需要依靠国家力量来实现。因此，国家文化公园的运营管理有必要借鉴国外国家公园的公共财政主导型资金来源方式，实行以国家和地方财政资金为主，其他社会投资为辅的资金筹措机制，并接受社会捐赠。要建立财政预算为主的多元化资金保障机制，加大政府投入，可以考虑发起成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基金，专项用于项目建设的投融资，推动国家公园回归公益属性。此外，可以按照政府主导、企业经营、市场化运行的模式，拓宽项目融资渠道，在确保国家文化公园公益属性的前提下，探索多渠道的投融资模式和高效的资金使用管理机制。

 

　　（六）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进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建设

 

　　加强数字设施建设，对文物和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数字化展示，对历史名人、典籍文献等关联信息进行实时展示，打造线上网上空间，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化管理平台。充分利用遥感、大数据、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技术，加强对公园各主要点段的实时监控，构建完善的“监控—预警—行动”体系，实现对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的全方位动态监管。例如，在长城的重要节点，利用数字信息、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全息等多种技术，数字化展示已有的文化资源，创造性地再现文化遗产的历史和现状，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空间地域的表现形态及周围环境，提高对文化遗产展示、阐释的深度和广度。利用新技术开发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提升游客的感知效果。

 

　　（七）组织制定明确的国家文化公园验收标准体系

 

　　有关部门应当以国家文化公园发展规划和相关旅游发展规划为依据，在分析借鉴国外国家公园标准化管理经验和我国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成果的基础上，探索构建国家文化公园的评价指标框架和验收标准；将国家公园设立、规划设计、保护管理、科研监测、公众教育、建设运营等全过程涉及的各类指标，按其内在联系进行归类、梳理、衔接、配套，形成科学的有机整体，形成国家文化公园标准化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和顶层设计，作为组织标准制定、修订和管理的基本依据。

 

　　制定的验收标准体系，应明确验收标准的适用范围、验收责任人、验收对象、验收程序，从基础标准、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建设标准等方面细化评价内容与评分标准。评价内容可涉及公园规划、遗迹及相关文物的调查登录情况、一级保护区设定与保护措施、公园展示解说与标识系统、公园科学研究、科学普及、文化宣传推广与交流、运行与管理规范化程度、可持续发展、环境与社会经济效益等多个方面，同时细化评价指标及评分标准。这些验收标准的制定，可以指导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各个阶段的工作，促进国家文化公园从设立到运营全过程实现标准化管理，推动建立科学规范高效的国家文化公园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