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灵水“乡贤文化”的核心价值。灵水村（又称灵水举人村）作为北京市首个“乡贤文化”基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已被赋予新的内涵。本次讲座将带领大家一起学习中国的礼乐文化和“乡贤文化”，并以灵水村为例，介绍中国古代“乡贤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乡贤文化”的当代价值。

 

　　礼乐制是维护古代宗法社会的重要基础。中华传统文化的“三纲五常”看似经纬万端，究其根本无非一个“德”字。周公最早提出“德治”的理念，孔子又进一步提出“仁”的思想，这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灵水村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是中国北方少有的文化现象。灵水村先民崇文重教，重视修身养性，弘扬儒家文化精神，涌现出一个社会精英群体。他们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情操，以政治为要务，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使灵水村的礼乐文明成为古老、遥远和永恒。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一再倡导用大历史眼光研究中国历史、分析历史人物。因为对于一个时代、一个人物，如果局限于一时、一国的视野，便难以得出清晰的认识。因此，我们需要将时间拉长，同时站在高处去俯视。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历史事件放到历史长河中研究。

 

　　一、客观的地理环境是“乡贤文化”产生的自然基础

 

　　要知道，一切社会现象、文化现象等都是地理现象的延伸。《禹贡》中提到，中国四周有“裨海”环绕；九州之外还有九大洲，同样被“大瀛海”环绕。这是古人对我国所处地理位置的认知。战国时期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曾说，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邹衍认为，中国是九九八十一分中的一分，而且是海洋中的一块陆地。这样的认识使得我们发展成为在陆地上繁衍生息的黄色文明，由此我们也选择了农耕文明。而这也是由中国的地理条件决定的。

 

　　西方国家与我们不同。地中海在欧洲大陆的中央，可以说，欧洲文明在地中海中孕育，在大西洋成长，最后形成以海洋为特征的蓝色文明。欧洲国家发展出以海洋运输为基本特征的产业模式，并由此形成了城邦社会，而我们主要在陆地活动，从而形成了宗法社会。这是我们与西方的本质区别。

 

　　二、农耕文明是“乡贤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

 

　　依托于陆地和土地繁衍生息的黄色文明，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和周易的思想，来解释自然界的奥秘，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研究生命现象，探讨自然和社会和谐发展。

 

　　古代“三才论”是传统农业生态学思想的核心，强调“天时地利人和”是取得成功、维持繁荣的重要因素。《吕氏春秋·审时》中写道，“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庄稼，播种它的是人，令它成活的是土地，滋养它的是上天。也就是说，庄稼的生长是天、地、人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这也是人取得成功的要素。晚清《农丹》中也说，“天有时，地有气，物有情，悉以人事司其柄。”古人道出了“三才论”中人的作用，告诫人们要顺天应命，守望田园，不离故土，减少人员流动，创造了与世隔绝、聚族而居的宗法社会系统，保留了血缘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宗法制度一直能影响中华民族的主要原因，是小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的延续。这是“乡贤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

 

　　三、宗法制度是“乡贤文化”产生的政治基础

 

　　所谓宗法制度，是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标榜尊崇共同祖先，维系亲情，而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不同地位的宗族成员各自不同权利和义务的法则。它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

 

　　宗法制度的特征：一是以血缘为基础；二是宗族内区分尊卑长幼；三是根据尊卑长幼规定继承秩序；四是家国同构。儒家思想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是小“国”，“国”是大“家”；父为“家君”，君为“国父”，君父同伦，家国同构，宗法关系因而渗透于社会整体，甚至掩盖了阶级和等级关系。在这一条件下，宗法制度形成了中华民族重视人伦、重视亲情、重视家庭生活的传统，形成了中华民族重视祖先、重视传统、重视统一的民族精神。

 

　　四、儒家文化是“乡贤文化”产生的思想基础

 

　　儒家的一套思想理论，表达了中国古人的生活规范和理想追求。儒家学说倡导的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核心是“仁”，其中心思想是恕、忠、孝、悌、勇、礼、义、仁、智、信，在政治上体现为儒法合一，在文化上体现为伦理政治化。

 

　　五、科举制度是“乡贤文化”产生的教育基础

 

　　对于乡贤的认定，要有一个过程、一个标识。而这就是科举制度。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主要有世卿世禄制、察举制和征辟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相较于世卿世禄制的依血缘亲疏定等级尊卑和官爵高下、察举制和征辟制的个人举荐和社会征聘、九品中正制的人才评定，科举制则相对公平，自隋唐以来一度使大批寒门学子有了成为官吏的机会，但到明清时期逐渐僵化，最终于清末废除，历经1300多年。科举制不仅对我国的社会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更是对西方国家的文官选拔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通过分科考试选取人才、分派官职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开创于隋唐。唐朝时分秀才、明经、进士等八科，主要是考诗、赋或儒家经典，成绩优秀举用为官。到了明朝，只设进士一科，主要考八股文，又叫四书文，题目限于四书五经以内的文句。考生做文阐述经义，模仿古人的语气，“代圣贤立言”，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以诸子的注疏为准绳。文章的格式包括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大结几个部分，字数也有一定限制。

 

　　科举制度打破了世族大家对政权的垄断，给知识分子参加政权管理提供了机会，与魏晋南北朝依门第、身份得官的九品官人法相比，是一个历史的进步。1300年间，科举制度产生了一大批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杰出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诗人、教育家、科学家。就乡贤而言，历史上相当一部分人通过科举获得了举人身份，而他们中的一部分在朝廷做了官，还有一部分就在当地成了乡贤。为什么会成为乡贤？一是他们的身份受到社会尊重。历史上，乡贤对于农村乃至县城的管理是有话语权的。比如，官府在执行公务时须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能付诸实施。二是拥有法律保障的特殊权利。比如，秀才家庭可不纳税，举人犯事可不判刑。可见，古人要通过丰富学识、考取功名而立身。

 

　　总之，科举制度对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融合，对于中华文明的建设，特别是对儒家文化和古代教育的促进和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六、“三位一体”的政体是“乡贤文化”产生的政权基础

 

　　中国古代君主制产生之后，国家施行宗法制、君主制、官僚制和乡绅制相结合的政体。宗法制，就是以血缘来确定等级尊卑。君主制，就是至高无上的皇权。官僚制，就是一种行政管理体制。以上三种制度再加上“乡绅制”，构成了国家的治理结构。

 

　　历史上，宗法制和乡绅制在社会基层管理起到决定性作用。乡贤是指民间本土、本乡有德行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乡贤是乡村社会建设、风习教化、乡里公共事务的主导力量。乡贤是相对独立于官吏体系之外的非正式权力，地方官员可以任免和指使区长、乡长或村长，却不能直接对乡贤行使权力。地方有名望的乡贤，在很大程度上是制约官员在乡村社会行使权力的力量。县官到任后首先要和乡贤形成融洽的关系，获得他们的认可和支持。官府在征收税赋或执行公务时，也必须征得他们同意才能付诸实施。而当官府权力与乡土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就会通过自己的社会网络和资源以各种方式施加压力，以保障乡土社会利益。可以说，这是乡贤与官府的博弈。

 

　　乡贤阶层是享有教育和文化特权的社会集团，居于维系封建社会文明的中心位置，以社会文化权威而不是以法定权力资格参与传统时代政权的运作。也就是说，乡贤阶层集教化、治安、习法、田赋、税收、礼仪诸功能于一身，成为地方权力的中心。

 

　　七、地域性特征是“乡贤文化”产生的社会基础

 

　　中国古代，县以下的乡村主要靠乡贤来维系。乡贤，包括士绅、举人、品德贤明通达之人、德高望重的长者以及对乡村公益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他们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评判是非的价值标准和精神支撑。“乡贤文化”更像一种道德上的评判，是维系庞大的中国社会运转几千年的基层力量。

 

　　“乡贤文化”具有一些明显特征，如地域性、人本性、亲善性和现实性。其中，地域性是其产生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乡贤文化”是一个地区人们根据个人思想、共同的文化基准和社会实践持续构建起来的，是一个地域的精神文化地标。比如，京西灵水村是古代地方乡贤社会的典型代表，北京社科院著名学者尹钧科研究员曾称赞其为“灵水千年史，地杰人灵村”。

 

　　接下来，我们详细介绍一下灵水村。灵水村，位于京西门头沟区斋堂镇，山灵水秀，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距今至少有一千年的历史，2005年被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评为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明清时期，这里曾出过22名举人、2名进士，故从那时起就有了“举人村”之称。灵水村以谭、刘、田三大家族为主，出了不少名人，其中的刘家以刘懋恒、刘增广较为知名。

 

　　灵水村的“秋粥节”是为纪念清朝举人刘懋恒捐谷赈灾之善举而形成的独特传统节日，历经300余年而不衰。康熙七年，斋堂川连降暴雨，百姓大多断炊断粮，饥民遍野。当时还是举人的刘懋恒与其父在村口搭棚舍粥，捐谷2700石，赈济灾民。康熙二十一年，斋堂川大旱，土地颗粒无收，饿殍遍野。当时在山西任汾州知府的刘懋恒，让家人开仓赈济灾民，捐谷1000石。这两次救灾，刘懋恒共捐谷3700余石，救活了当地数万百姓。从此以后，灵水村的百姓为了纪念举人刘懋恒的义举，在每年立秋这天自发在大街上支起大锅，你出一把米、我出一把豆，家里穷的就添一瓢凉水、加一把柴火，共喝秋粥，三百年来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民俗活动“秋粥节”。现在，“秋粥节”已被列入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说，“秋粥节”的延续不仅是为了纪念举人刘懋恒的善举，更是为了弘扬他的优良品质和高尚情操。目前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秋粥节”已发展成为“灵水举人秋粥文化节”。这里，粥只是一种表现形式，重点是要更好传承“乡贤文化”。

 

　　灵水村一直延续着深厚的重贤尚德的良好风尚，并由此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士大夫文化。一代代乡贤借助自己的威望、品行、才学，主动履行凝聚族群、尊祖继统的职责。他们不仅是乡村社会优良道德和醇厚家风的示范者和引导者，而且还是规范族人和乡民行为的监督者和执行者。他们在打理本族事物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慈善、教化、纠纷解决的社会功能，很好地参与了乡村社会的共同治理。

 

　　灵水村先民崇文重教，重视修身养性，弘扬儒家文化精神，涌现出一个社会精英群体。他们朴素为官、教书育人、悬壶济世，留下了“君子不争”“池台三禁”“猪羊圈养”等传统文化故事，留下了灵水村乡贤社会的永久记忆。

 

　　谈到这里，我们就要介绍灵水村的另一位举人刘增广。他有两件事一直在村中传颂。第一，“君子不争”。当年，人们普遍用石碾加工粮食。灵水村因碾子少、用的人多，村民为争碾子使用的先后，难免产生一些矛盾。于是，刘增广在刘姓碾房的墙壁上写下“君子不争”四个大字，可惜年深日久题字早已无存。但当年，全村没有出现使用碾子而争吵、打架的现象，树立了相互谦让的良好民风。

 

　　第二，“猪羊圈养”。刘增广为和睦乡邻，保持村内环境干净卫生，与村民共立“不准放猪羊出圈”的民约。为执行这一民约，刘增广与家人自导了一场喜剧：放自家两头肥猪出圈，使其满街乱跑，家人只追不捉。待看热闹的村民越来越多，家人把猪捉住捆好，刘增广当众自责，表示违规甘愿受罚，当场宰猪，并将猪肉分给村中各家各户，示意村民严守规则，共遵民约，维护村貌，和谐乡邻。

 

　　灵水村以传统文化治理乡村，除“君子不争”“猪羊圈养”外，还提出了“池台三禁”“核桃晚打”等民约。八角龙池是村内主要建筑之一，池的墙体上嵌有“三禁碑”一块。当年，这里是村民共用泉水的地方，为保护水源不受污染，立碑一块，刻有禁止凶泼投跳、愚顽搅浑、儿童汗溺的“池内三禁”；也有禁止宰杀腥膻、饮畜作践、浆衣洗菜的“池台三禁”。可见，灵水村先民具有多么强烈的环保意识。另外，“核桃晚打”也体现着灵水村先民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

 

　　最后，我们就今天的课题做个小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社会组织机构和文化结构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信息化生产方式下的物质文明与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激烈碰撞，使得农村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传统秩序受到冲击，传统社会纽带越来越松弛。如何让乡土社会更好地粘合起来，让社会转型中的个人和家庭得到社群的关注，让“风筝不断线”，让人走得再远也不至于失去精神家园，“乡贤文化”将起到关键性作用。“乡贤文化”是连接故土、维系乡情的精神纽带，是探寻文化血脉，弘扬固有文化传统的精神原动力，更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乡贤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必须具备的七大基础来看，当下中国的乡土社会仍旧离不开“乡贤文化”。那么，如何培养新时代的乡贤，如何让新乡贤更好助力乡村振兴，值得我们深思。新乡贤不是给村里办了多少事、捐了多少钱就可以称为乡贤，他需要有一定的道德水平、管理经验和文化素养，同时还要有一定影响力和号召力。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我们党的坚强领导下，有效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完善乡村治理，更为重要的是乡贤也会为广大的乡村群众特别是乡村青年树立很好的学习榜样。我们可以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思考，未来如何充分发挥乡贤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促进乡村有效治理，希望大家能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