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以来，如何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包括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成为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变得很重要，也是因为我们国家既有悠久的历史，同时也在最近的七十多年中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们目前用于认识中国、理解中国的这些“语言”大多来自西方，如何打破西方中心主义，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传统出发，重新认识中国成为当今的重要问题，这是红色文学经典里的“中国”二字应有之义。红色文学经典，与革命息息相关，与二十世纪息息相关，也与今天的中国息息相关。所以，我们要从红色经典中理解中国，既包括现代的中国，也包括古典的中国是如何走向当代的。

 

　　一、新中国史与红色文学经典

 

　　红色文学经典，主要指的是新中国前三十年，也就是二十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诞生的文学经典。那么，这一时期的文学经典是否可以和《红楼梦》《三国演义》那样的中国古典文学或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相媲美呢？我们说，红色文学经典在文学性上可能不是那么典型，但我们不能以一般的文学性来分析，而应该在一个更大的视野里来理解。可以说，红色文学经典所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东西，远比一般的文学经典要多。

 

　　由此，怎么处理当代文学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就成为我们理解红色文学经典的一大挑战。对此，我们应秉持一个基本态度，即：一是明确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部分；二是承认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文学变化；三是明确对比后三十年的文学，前三十年的文学是更具社会学、普遍性、包容性的文学。其实，所谓的前后三十年文学的“断裂”，本质上是一个文学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什么样的文学是好文学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人重读红色文学经典，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做好关于文学观念的转换，即：不能仅仅把红色文学经典看成是文学经典，而是要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来理解。

 

　　二、书写“中国气派”

 

　　“中国气派”，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们今天谈“中国气派”，指的不是民族主义，而是从文学角度来考察、表达中国的现代化成就与经验，这就需要我们重读红色文学经典。为了便于理解各种各样的红色文学经典，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六大类，并进行一一分析。

 

　　第一，村庄里的中国。作家赵树理及其作品，是这一类红色文学经典的代表，我们也可以称其为“山药蛋派”。赵树理的主要代表作品有：《小二黑结婚》《三里湾》等。其中，代表作《三里湾》写的是一个小村庄里的故事，呈现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表现了民间的风土人情。

 

　　第二，民族形式与地方叙事的辩证法。作家梁斌及其作品，是这一类红色文学经典的代表。梁斌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投身革命运动，先后辗转河北、湖北等地。1935年，他开始着手将自身经历、家乡风土及其所理解的中国革命写成小说，于是便有了后来《红旗谱》的问世。《红旗谱》很好读，写的是一部革命的家谱，即三代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并通过这样的故事来说明中国为什么要发生革命。这本小说描绘的是华北平原的风景与那里的人“燕赵悲歌”的特质，所以是“民族形式与地方叙事的辩证法”。

 

　　第三，民族形式的风格化书写。作家周立波及其作品，是这一类红色文学经典的代表。他的代表作品是《山乡巨变》，还被改编成连环画。他的作品体现的是一种民族性、地方性的个人风格，《山乡巨变》采取的叙事结构是与《儒林外史》《水浒传》相近的串珠式、橘瓣式的结构，以中国古典小说的手法表现当代的故事。同时，他的作品的另一特点就是丰富的地方性特色，比如《山乡巨变》采用了湖南益阳方言的词汇、句式。

 

　　第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中国化实践。作家柳青及其作品，是这一类红色文学经典的代表。柳青的代表作品是《创业史》，他可能是前三十年的中国作家里最有思想的作家，其作品体现了他对中国当代农村变革的看法。《创业史》写的是渭河平原上一个村庄里发生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革命，最具特色的是每一章都从一个人物的主观视点来讲故事，小说中这样的主要人物有17人之多。其作品反映了柳青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即世界性的创作方法、政治理念、社会运动，如何在中国实践的思考。

 

　　第五，革命通俗小说与旧形式的当代转换。革命通俗小说大多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吕梁英雄传》《铁道游击队》《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大刀记》等。这种革命通俗小说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非常好读、故事性非常强，其中好多都被改编成了电影、电视连续剧或评书，创作时极大地借鉴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类型——英雄传奇，如《水浒传》《说岳全传》《杨家将》等。也就是说，革命通俗小说既借鉴了古典小说的形态，又摆脱了其古典性，转为讲述当代的故事。

 

　　第六，毛泽东诗词与当代文学的古今之辨。1957年创刊的《诗刊》，发刊第一期就刊发了毛泽东同志的十八首旧体诗词，在社会上产生极大反响。究其原因，一是社会主义文艺作品采用了古典诗词的形式，二是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其作品的刊发值得关注。也就是说，毛泽东诗词是以古典的形式表达革命的内容，其气魄和审美格局都非常高大，这就是“古今之辨”。毛泽东诗词多以山水为对象，所表达的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视觉上的山水，包括革命的山水、革命的世界以及中国古典的天下视野；二是作为抒情主人公的“我”。可以说，毛泽东诗词将革命者的一面与古典诗词融合起来，反映了当代文学上的民族形式。

 

　　三、人民文艺、民族形式与文化领导权

 

　　综上所述，我们在探讨红色文学经典时，不是简单地从文学性的角度上进行分析，而是把重点放在如何理解中国革命、中国传统以及作家们是如何创造出一个新的文学形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革命的方式建立了新中国，相应的，这一时期的红色文学经典也是真正取得了文化领导权的文学。重读红色文学经典，是我们分析理解民族形式的重要途径。

 

　　当代民族形式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也包括“中国气派”的提出。在这之前，虽然中国有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他们都不谈“中国气派”的问题。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1940年，毛泽东同志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方略。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这三部重要文章，表现了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气派”的思路过程。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提出：“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一个普遍的世界性的思想理论如何与中国、民族相结合的问题。同样的社会主义运动，无论是在欧洲国家展开还是在亚洲国家展开，只有先和民族相结合，才能真正落地生根，也就是“中国气派”。

 

　　通过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一文，我们能够知道：文艺的表现对象应该是“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作家改造与实践方式应该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应该是“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文艺的功能应该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

 

　　所以，《讲话》讲的就是“中国气派”要代表大多数人。可见，“中国气派”既包含一个政治的面向，也包含一个文化的面向。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也可以把二十世纪四十至七十年代的当代文学称为“人民文艺”。不同于五四的文学或二十世纪后三十年的文学，人民文艺是综合了人民性和民族形式的文艺，其核心就是使中国人民获得了文化领导权。

 

　　四、在新中国总体史视野中理解红色文学经典

 

　　我们可以把整个红色文学经典，看成是新中国的自我表述，也就是新中国做了很多事情，我们通过红色文学经典来真正了解这一时期。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红色文学经典，解释了新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的成功。所以，我们必须要在总体史视野中去重读红色文学经典。

 

　　如何在新中国总体史视野中理解红色文学经典？那就是要从三重时间来理解红色文学经典：一是中时段，也就是这些作品诞生的二十世纪前三十年，这一时期我们面临的局势与后三十年相比是不同的；二是长时段，也就是中国文明结构，即：中国的当代文学必须要和中国文明结构相联系，所以我们能从当代文学中读出古典文学的特点，但这并不是古典文学的复古，而是当代文学对古典文学传统的转化；三是短时段，也就是红色文学作家们个人的创造性与经典的诞生直接相关。

 

　　红色文学经典，既是当代文学，又接通了中国古典文学，也抒情、也言志、也载道，写的是经国大业、不朽盛世，是实践政治理想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史的记载，克服了五四式的个性文学的内容局限。所以，重读红色文学经典，我们要打开视野，而不是简单地以一种文学性的角度来理解。

 

　　五、红色文学经典对二十一世纪的启示

 

　　我们重读红色文学经典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今天，是为了探索其中更大的中国，所以落脚点始终应该放在二十一世纪。二十一世纪，我们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就是如何讲出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也就是说，在世界舞台上，我们迫切需要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来讲述中国是如何从一个古典国家走到今天。对此，我们要打开视野，摒弃对西方思想理论的迷信，重新实事求是地理解新中国所经历的一切，既要把中国古典的传统化为己用，也要延续我们革命的传统。也就是说，我们既不是用纯文学或纯艺术的方式来表现历史，也不是用比较僵化的老套的语言来讲历史，而是把革命的资源、现代的资源、古典的资源综合起来。

 

　　如果今天的我们讲不清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历史，说不出新中国成功的经验，那么我们也将讲不清今天的中国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
 

（贺桂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