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君远相知，不道云海深

 

　　2019年4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辞中说：“‘与君远相知，不道云海深。’2013年，我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如今，经过各方共同努力，共建‘一带一路’蓝图初步绘就，成果逐渐呈现。在这一过程中，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相识相知，结成了紧密的合作伙伴。”

 

　　“与君远相知，不道云海深”，出自王昌龄的《寄欢州》，大意是：纵使相隔千里，但若能相互了解、彼此交心，再深远辽阔的云海也不会把我们分开。这首诗是王昌龄寄给在欢州（今越南）的一位朋友的。而其中这一句既体现了唐朝的强盛，也说明东亚各国在漫长历史时期中的密切关系，用来形容“一带一路”国家间的交流和友谊非常贴切。

 

　　王昌龄，字少伯，河东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又一说京兆长安人（今西安）人。他与李白、高适、王维、王之涣、岑参等同是盛唐诗人，他们的诗歌也都代表了盛唐之音。而其中，王昌龄以边塞诗最为著名，所作之诗气势雄浑，格调高昂，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全唐诗》对其诗歌的评价是“缜密而思清”。他的七绝尤为出色，可与李白媲美，有“七绝圣手”的名号。

 

　　现在，王昌龄的存诗181首。但是，我们要到其诗集里寻找这首《寄欢州》，却可能找不到。比如，目前比较权威的两个整理本，《王昌龄诗注》与《王昌龄集编年校注》，都会把这两句诗放在书的最后，作为“句”或“残句”，因为这首诗的其他部分已经失传了。那么，这句诗是怎么保存流传下来的？仔细考察这句诗的创作背景和流传过程，我们会发现它恰好体现了一种“世界”图景，非常适合外交场合。

 

　　这一“残句”是在日本人所著《文镜秘府论》的“地卷”中找到的。此书分为天、地、东、南、西、北六卷。在第二卷“地卷”的“十七势”条目中，保存了很多写诗的具体技巧，被形容为各种“势”，有点像习武之人练的招式。其中一种叫“直把入作势”，作者解释说：“若赋得一物，或自登山临水，有闲情作，或送别，但以题目为定；依所题目，入头便直把是也。皆有此例。昌龄《寄欢州》诗入头便云：‘与君远相知，不道云海深。’”由此可见，“与君远相知，不道云海深”应该是《寄欢州》的头两句，属于开门见山的写法，一上来就吐露了深切的思念之情与豁达之意。

 

　　那么，《文镜秘府论》是本什么书呢？其作者是日本僧人空海（774—835），俗名佐伯真鱼，入唐后接受密宗的灌顶仪式，又得法名为遍照金刚。他学成回国创立真言宗，去世后日本天皇赐号弘法大师。他是宗教大师，也是文化大师、教育大师，更是深化中日交流的使者。他的众多著作中，《文镜秘府论》是一部备受中国学者重视的文学批评名著。它保存了很多中国六朝时期到盛唐时期的论诗论文的著作，这些著作散佚比较严重，有赖于空海的记录才得以重见天日。刚才我们举的“十七势”条目，事实上出自王昌龄的一本诗学著作《诗格》。他在讲作诗技巧的时候，举了自己的诗为例。他有不少“残句”，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保留下来。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桩美谈，也深合“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精神。

 

　　王昌龄“与君远相知，不道云海深”的这句诗，虽然是道别诗，但是其情感基调是非常豪迈的，体现了盛唐人的盛世胸襟。“不道云海深”，是基于辽阔版图而产生的宏伟世界观和积极人生观。他坚信，新朋友会遍布天下，老朋友会真心不改，一切都是光明和温暖的。这就是积极开放明快的盛唐之音。

 

　　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辞中引用了这句诗。我们知道，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2017年在北京举行，以“加强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赢发展”为主题。“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中国梦和世界梦插上腾飞的翅膀，为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开启新的航程。而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举办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意义尤为重大。截至2019年4月18日，已经有126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总之，“一带一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包容，注重绿色、廉洁，开展文明互学互鉴，顺应了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共建“一带一路”体现了中国推进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决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

 

　　2019年4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的主旨演讲。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应该追求热爱自然情怀。‘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生态文明的真谛。我们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拒绝奢华和浪费，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风尚。要倡导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让生态环保思想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要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绿色价值观念，让天蓝地绿水清深入人心，形成深刻的人文情怀。”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出自《资治通鉴》所引用的唐代著名政治家陆贽的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的第二条“请两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其上下文是：“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量出为入，不恤所无。”

 

　　大意是：土地的产出是有定数的，人力的生产是有极限的。索取有限度，使用有所节制，就会有所盈余；索取无度，使用不加节制，难免陷入匮乏。出产多少决定于上天，但使用多少则完全取决于人。所以贤明的君主制定章程，从来都是量入为出，这样即使遇到灾难，也不会陷于困难之中。衰退的世道则不是这样，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索取，从来不考虑民力物力的枯竭。

 

　　陆贽为中唐名相。这封奏议作于公元794年，也就是他担任宰相的最后一年。安史之乱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地。由于长期用兵，兴师动众，百姓的徭役、赋税也日益残酷，纷纷破产。大唐民困国穷，财政枯竭，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经济危机，陆贽提出《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强调了“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重要性。

 

　　陆贽（754年－805年），字敬舆，苏州嘉兴（今浙江嘉兴）人，唐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中进士，德宗即位后，由监察御史召为翰林学士，此后累迁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为相时，指陈弊政、废除苛税。贞元十年（794年），遭构陷后罢相。永贞元年（805年）在忠州去世，年五十二。追赠兵部尚书，谥号“宣”。

 

　　在主政期间，面对危急的时局，陆贽敢于指陈时弊，筹划大计，为朝廷出了许多善策。他对德宗忠言进谏，建议德宗广开言路、任贤废恶、储粮备边、消弭战争。特别是在藩镇叛乱举国动摇的情势下，更是规劝德宗下诏罪己，为其起草了诚挚动人的诏书并颁行天下，前线将士为之感动，有的听到后痛哭，叛乱者亦上表谢罪。由于他善于预见，措施得宜，力挽狂澜，唐朝摇摇欲坠的局面才得以转危为安。其学养才能、品德风范，深得当时及后世称赞。

 

　　作为文人，陆贽工于诗文，但他最擅长，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要首推政论。其政论文章见地高远，说理透辟，文字流畅，对后世影响很大，比如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就非常推崇陆贽，他在《资治通鉴》中引用陆贽的政论竟多达39篇，这在《资治通鉴》中是绝无仅有的。又如大文豪苏轼，也对陆贽推崇有加，说他“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南宋大儒朱熹也说“陆宣公奏议极好看。这人极会议论，事理委曲说尽，更无渗漏。虽至小底事，被他处置得亦无不尽”。从这些人的评价和推崇，我们就不难感知陆贽政论文的成就与影响。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引用“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体现了对自然资源取予的节制，为中国传统文化“量入为出”的生态理念。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管子》中有这样一段话：“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慎子》一书中也有所谓“圣王在上，则使人有时，而用之有节，则民无疠疾”的说法。更多强调的是君对民的取用关系，而保护自然环境的生态意义，在这里体现得并不明显。

 

　　直到后来，孟子继承了孔子“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提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保护自然环境的生态思想。而孟子的这一思想，后来也为荀子所继承和发挥，因此也就有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地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的说法。这里强调了人与自然的一种良性互动，也就是取予有节。

 

　　到了西汉初年，贾谊将这种对于自然的取用既要有时节的规定，又要有数量的节制，明确概括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这一生态理念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人也在沿用这一表述。直到陆贽出现，“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才正式转变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从涵义上看，“度”比“时”更为丰富。

 

　　由此可见，古人普遍信奉的“量入为出”的平衡理念，既反映了古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思考，又成为当今建设良好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念。在客观上有助于培养国家、社会所提倡的绿色消费观念和绿色消费习惯，有助于促进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必要的生态张力。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集中展示了全球花卉园艺新理念、新品种、新技术和特色文化，诠释了绿色发展理念，加强了各国文明互鉴，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届博览会主题是“绿色生活，美丽家园”。其中，“绿色生活”就是以园艺为媒介，引领人们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融入自然，牢固树立绿色、低碳、环保的生产生活理念；“美丽家园”就是要全面践行科学发展观，加快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促进世界园艺事业大发展、大繁荣，共同建设多姿多彩的美好家园。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深刻诠释了生态文明理念，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价值观传递到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就是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要始终遵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正确处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确保荣辱与共、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以北京与西山永定河的关系为例。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大约300万年前，古老的永定河奔出太行山，冲积出了一片坦荡的平原，因而产生了“北京湾”这片适合生衍的沃土，使得西山成了北京的资源库。从古至近代，北京大部分的生活资源都是取自西山。比如，西山出木材，元代白塔寺在修建时就从西山砍了58600棵树，后又发现产煤，就这样，渐渐山也挖空了，河水也枯竭了。现在，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加快推进，西山永定河及沿岸成为流水潺潺的绿色长廊，焕发出新的活力和生机。

 

　　善为政者，弊则补之，决则塞之

 

　　2019年12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总结了澳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重要经验，并对澳门特别行政区新一届政府提出四点希望，其中第一点就是：“坚持与时俱进，进一步提升特别行政区治理水平。古人说：‘善为政者，弊则补之，决则塞之。’要适应现代社会治理发展变化及其新要求，推进公共行政等制度改革，提高政府管治效能，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善为政者，弊则补之，决则塞之”，出自西汉桓宽的《盐铁论》。原文为：“夫善为政者，弊则补之，决则塞之，故吴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强秦、韩也。”大意是，善于治国理政的人看到衣服破了就会缝补，看到河流决口就会堵塞。引申开来就是，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会在发现问题的时候及时补救、及时解决，绝不会听之任之，任由它酿成大祸。这是一条非常有价值的政治经验，要求政治家在治理社会的时候既不能闭目塞听，对社会问题麻木不仁；也不能抱残守缺，以不变应万变。而是要顺时而动、顺势而动，及时回应社会需求，解决社会矛盾，引领社会方向。习近平主席引用这句话，就是希望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能够与时俱进，不断改革，适应现代社会治理发展的变化和要求，不断提高政府的管理效能。

 

　　那么，这句话是怎么产生的？这里有一个大的背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古人在国家治理中的很多智慧。刚才谈到，这句话出自《盐铁论》。它实际上是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那次著名的“盐铁之会”的会议记录。汉武帝时，因为与匈奴作战，为了筹措军费，采纳了盐铁专卖、均输、平准、酒榷等一系列经济政策。这些政策，虽然适应了当时巩固西汉政权的需要，却也给农业生产、中小工商业和百姓生活带来了某些不便与困难，因而引起了社会上的一些不满和反对。汉武帝死后，这些政策的兴废存留，就成为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主政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下令召开了一次“盐铁会议”。会上，以代表民间利益诉求的贤良、文学为一方，与以代表政府利益的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就西汉武帝一朝的内外政策得失，特别是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这关乎国家发展方向和发展政策。会议历时四个月，由于盐铁官营存废问题是其中最核心的内容，于是人们称其为“盐铁之议”或“盐铁会议”。三十年后，桓宽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整理成《盐铁论》。该书共60篇，虽以“盐铁”为名，但实际上涉及了汉武帝一朝的经济政策及相关的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等全部重大问题，包含了很多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

 

　　而习近平主席引用的“善为政者，弊则补之，决则塞之”这句话，出自其第56篇《申韩》。所谓“申”，指的是法家的先贤申不害；“韩”，指的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这一篇讨论的核心有两个：一是到底以儒家的仁爱治国，还是以法家的法术治国的问题；二是对待汉武帝的政治遗产，是基本予以否定，代之以周孔之道，还是查漏补缺、及时修补的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贤良方正认为，应该全面推行周孔之道，否定汉武帝政治遗产中法家的治国思想。而桑弘羊则认为，周公、孔子之道，太过迂阔而辽远，汉武帝的治理虽然有问题，但并不需要彻底否定，而是要查漏补缺、修改完善。所谓“善为政者，弊则补之，决则塞之”，就是桑弘羊在这个语境下说出的。

 

　　我们说，汉武帝表面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上是“阳儒阴法”，也就是儒家为表、法家为里。而这一治国策略的形成，是春秋战国、秦汉以来几百年社会实践选择的结果。在战国七雄的争霸中，法家、墨家、道家、兵家、儒家等都为结束纷争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最终是选择了法家主张的秦国获得了胜利。但秦国的二世而亡，也暴露出法家的严重不足，于是在汉朝初期，又转而在基本继承秦制的基础上加入了黄老之术。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黄老之术也暴露出一些不足，而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就进入了汉武帝的视野，并在实际政治层面的操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总的来说，汉武帝留下的政治遗产，是汉朝几代皇帝甚至是春秋战国以来数百年政治实践的积淀，是多方政治势力博弈、多年政治生态演化的结果。由此可见，桑弘羊“弊则补之，决则塞之”的主张，无疑是更切合实际的主张。

 

　　而观察后世历史的发展变化，也从实践层面上证明了“善为政者，弊则补之，决则塞之”这一主张的正确性。“盐铁会议”之后，霍光部分采纳了贤良方正的一些主张，比如免除部分赋税、徭役，降低盐价、取消酒榷等，但对盐铁专卖等政策还是予以了保留。因此，在霍光主政后的若干年，就出现了“百姓充实，四夷宾服”的局面。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汉之间的“王莽改制”。王莽信奉儒家的思想，主政后就以《周礼》为蓝图“托古改制”，在生产力、生产经济状况已经完全和周朝初年不一样的状况下，向着这部儒家经典所描绘的古代理想社会大踏步地倒退。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王莽的改制，不仅没有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导致天下大乱，国灭身死。

 

　　由此可见，国家治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事件，希望从单一理念出发，一劳永逸地解决治理中的所有问题，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因此，睿智的政治家既不否定作为官方正统学说的儒家的基本理念，同时也强调法家学说在富国强兵等政治实践中的实际作用，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今天看来，“善为政者，弊则补之，决则塞之”依然有着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这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优秀的社会管理者要与时俱进，但这绝不意味着对以往正确且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政策的轻易否定，而是要从实际出发，积极稳健地进行改革。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30多年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的成功举世公认。当然，‘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也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我们坚信，包括港澳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把‘一国两制’实践发展得更好，把‘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完善得更好，把特别行政区治理得更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进步伐势不可挡，香港、澳门与祖国内地同发展、共繁荣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处事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心为急

 

　　2019年4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讲到“扎实做好今明两年脱贫攻坚工作”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处事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心为急。’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各省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强化政治责任，亲力亲为抓好脱贫攻坚。”

 

　　“处事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心为急”，出自宋代吕本中《官箴》一书。原文为：“处事者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心为急。不以集事为急，而以方便为上。”大意是，善于处理事情的人，不会把聪明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尽心尽力放在第一位。不会把事成有功放在第一位，而是把有利于百姓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这句话的核心在于“尽心”。古人说：“欲事立，须是心立。心不钦则怠惰，事无由立，况圣人诚立，故事无不立也。”也就是说，“心立”既是“事立”的必要条件，也是“事立”的充分条件。投机取巧，玩弄心术，机关算尽，往往是既害人祸国，又害己损友。我们说，小成靠智，大成在德。要想大成功，必要大德性。

 

　　吕本中与《官箴》。吕本中（1084—1145），字居仁，世称东莱先生，祖籍莱州，宋凤台人，仁宗朝宰相吕夷简玄孙，哲宗元祐年间宰相吕公著曾孙。他曾任济阴主簿、起居舍人，官至直学士院，诗人、词人、道学家。他的诗属江西派，二十岁左右戏作《江西诗社宗派图》，使“江西派”定名。虽然未把自己列入其中，但后人多视其为“江西派”。

 

　　《官箴》，是古代中国居官格言之类的著作，共一卷三十三条，其首条开头云：“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而“清”就是清廉，“慎”就是谨慎，“勤”就是勤勉。这是一个官员应该具有的品格，直到现在都被认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故此书多阅历有得之言，可以见诸实事。书首即揭清、慎、勤三字，以为当官之法，其言千古不可易。王士祯《古夫于亭杂录》曰：‘上尝御书清、慎、勤三大字，刻石赐内外诸臣。案此三字，吕本中《官箴》中语也。’是数百年后，尚蒙圣天子采择其说，训示百官，则所言中理可知也……虽篇帙无多，而词简义精，故有官者之龟鉴也。”文中提到的“上”，为康熙皇帝。近代学者梁启超在《新民说》第五节“论公德”中称：“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

 

　　2019年，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官箴》中的“处事不以聪明为先，而以尽心为急”这一句，旨在强调，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完成的硬任务，是硬仗中的硬仗，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没有任何退路可言，更来不得半点小聪明、花架子，唯有咬定目标，稳扎稳打、扎实苦干，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这些伟大的事业，都要靠扎硬寨、打硬仗的实干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靠实干，基本实现现代化要靠实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实干。”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打赢打好这场攻坚战，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和责任担当，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

 

　　2019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了解民情、掌握实情，搞清楚问题是什么、症结在哪里，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调查研究要注重实效，使调研的过程成为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领悟的过程，成为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要防止为调研而调研，防止搞‘出发一车子、开会一屋子、发言念稿子’式的调研，防止扎堆调研、‘作秀式’调研。”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这句诗，就是要求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实践出真知，学会调查研究，不要纸上谈兵，在知行结合中推动主题教育取得扎实的效果。

 

　　“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出自明朝诗人林鸿的《饮酒》。全诗为：

 

　　儒生好奇古，出口谈唐虞。

 

　　倘生羲皇前，所谈乃何如。

 

　　古人既已死，古道存遗书。

 

　　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

 

　　我愿但饮酒，不复知其余。

 

　　君看醉乡人，乃在天地初。

 

　　大意为，儒生大多喜欢谈论古代，一说话就是尧舜的时候如何如何。这就让我很好奇：假如他们生在伏羲、神农、黄帝之前，他们又该谈论谁呢？古人已经死了，他们的见解留存在书籍之中，假如读了书却不能付诸实践，就算书读得再多也都是空谈而已。我的愿望就是有酒喝，不去管其他。你看我这酒醉之人，仿佛在天地生成前的混沌之中，是多么惬意逍遥。具体到“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这一句的意思，就是如果一句话都不能落到实处，就算读书再多也都是空的。

 

　　林鸿，福建福清人，明初著名诗人，《明史·文苑传》中记载：“闽中善诗者，称十才子，鸿为之冠。”洪武初年，因为《龙池春晓》和《孤雁》两诗得到明太祖朱元璋赏识，荐授将乐训导，洪武七年（1374年）拜礼部精膳司员外郎。不过，拘束的官场，并不适合他潇洒的个性，所以不到40岁他就辞别了官场，在诗酒优游中度过了余生。林鸿的一些诗文被整理成集，题为《鸣盛集》（四卷），后被收入《四库全书》。

 

　　就整首诗而言，表现的是林鸿对那些整天引经据典、三句话不离古书，但在现实中百无一能的书生的不屑，以及自己诗酒优游、潇洒出尘的超脱。整首诗格调其实算不上很高，如果真的有人按照这首诗标榜的那种方式去生活，每天沉迷于醉乡之中，那肯定是大成问题的。但是，这首诗却有个亮点，就是精准讽刺了古代的儒生特别是宋代之后的儒生普遍存在的脱离实践问题。

 

　　其中“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是说，儒生们虽然熟读古书破万卷，对往古的景况烂熟于心、能够脱口而谈，但是他们却不能见诸实践，所以万卷书也就显得毫无效果。实际上，这揭示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读书非常重要，可以积累理论知识，但理论知识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够指导自身的实践，因此，要发挥理论知识的作用，就必须密切联系实际。反之，如果理论脱离了实践——“一语不能践”，那么理论再高妙，都是徒劳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万卷徒空虚”。

 

　　中国古代的先贤们，历来注重认知与实践的关系，倡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比如：《尚书·说命》中指出“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意思是说懂得一个道理并不困难，而困难却在于把这个道理付诸实践；《荀子·儒效》中提出“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可见荀子认为，学习的最终目的在于实践，强调把所学到的东西付诸行动，做到学以致用；《说苑·政理》中提及“夫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同样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这些思想最后凝结成“知行合一”。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这强调的就是知行合一。

 

　　由此可见，知行合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精神品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政治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此句古诗，对扎实推进主题教育过程中做好调查研究提出了要求。这次主题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了解民情、掌握实情，搞清楚问题是什么、症结在哪里，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要解决实际问题，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只有瞄准真问题，下足真功夫，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才能使调研的过程成为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领悟的过程，成为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

 

　　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

 

　　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指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尊重规律，摒弃征服水、征服自然的冲动思想。‘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大禹之所以能成功治理水患，原因在于尊重规律。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干大事的优越性，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更加注重保护和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能犯急躁病、大干快上，特别是不能搞各种各样的开发区。”

 

　　“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出自《淮南子·原道训》。原文是：“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修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大意是，就像单凭一人之能力不足以治理深宅大院一样。遵循道的规律，顺应天地自然，那么天地四方也不够他治理。所以夏禹疏通江河正是以顺应水流低处这一自然特性来进行的；神农播种五谷正是以循守苗之自长这一自然特性来耕作的。这段话强调的是要遵循自然规律。

 

　　《淮南子》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收集史料集体编写而成的一部哲学著作。该书以道家思想为指导，糅合了阴阳、墨、法和一部分儒家思想，融会贯通而成，撰著于汉景帝后期，于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进献朝廷。该书原书有内篇二十一卷，中篇八卷，外篇三十三卷，存世的只有内篇。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杂家”，《四库全书总目》也将其归入“杂家”，属于子部。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鸿”是广大的意思，“烈”是光明的意思（东汉高诱《淮南鸿烈解序》），作者认为此书如道一样包括了广大而光明的道理。梁启超评价说：“《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胡适说：“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书又集道家的大成。”从“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来看，尤为体现顺应自然、尊重规律的道家思想。

 

　　“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讲的是大禹治水的往事。从那时起，人们就懂得了治理水患要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道理。从征服水、征服自然的本能冲动，到尊重规律、保护自然的发展理念，黄河治理的实践背后，体现出的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黄河流域的治理和保护。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提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满怀对母亲河的赤子之情，多次深入黄河沿线视察调研，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黄河治理和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掌舵领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自然界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自觉保护生态环境，能动地适应、有效地利用、合理地改造时，得到的往往是大自然的加倍回报和恩惠；当人们破坏性、盲目性、掠夺性地向自然索取资源时，得到的往往是无情的惩罚和报应。

 

　　不仅是黄河治理，2020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阜阳市阜南县，察看淮河水情，了解当地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生产等情况。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不是跟老天爷作对，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

 

　　总之，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

 

　　2022年7月1日，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对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提出了4点希望，其中在讲到第三点“切实排解民生忧难”时引用了苏轼名句“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希望新一届特区政府切实排解民生忧难，强调“香港最大的民心，就是盼望生活变得更好”。

 

　　“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出自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时任翰林学士、知制诰的苏轼为皇帝起草的诏书《赐新除中大夫守尚书右丞王存辞免恩命不允诏》。大意是，享受天下之利，就应为天下除祸患；拥有人间福乐，就应与天下共忧难。这句话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显然是受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影响。

 

　　那么，我们先来认识一个人——王存。据史料记载：王存(公元1023—1101年)，字正仲，宋润州丹阳(今江苏省丹阳市)人，仁宗庆历六年进士。修洁自重，为欧阳修、吕公著、赵概所知。英宗朝，历太常礼院。素与王安石交厚，神宗熙宁中安石执政，论事不合，即不来往。元丰初除国史编修官、修起居注，累迁知开封府。哲宗朝，历尚书右、左丞，吏部尚书。时朋党论炽，存进言恐滥及善人，忤任事者，出知杭州。以右正议大夫致仕。参与编著《元丰九域志》。

 

　　王存是北宋名臣，为人宽厚、处事谨慎、忠于职守，官拜中大夫、尚书右丞。因为忠诚、率直，朝廷任命他担任国史编修官，修起居注，不久又以右正言、知制诰、同修国史的身份兼判太常寺，司掌国家礼乐职责。司马光曾说：“并驰万马中能驻足者，其王存乎！”这句话的意思是，能在万马奔腾的狂流激浪中稳住脚步的人，大概就是王存了吧。

 

　　当时，宋哲宗要任命王存为尚书右丞。按照惯例，官员先要辞谢，然后皇帝会再下诏书，就是辞免恩命不允诏，也就是不允许辞官的诏书。在这份诏书中，会针对官员的辞谢进行一番劝服。苏轼奉命起草了这份诏书，并表达了与民同忧乐的民本思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是儒家哲学的核心思想，苏轼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民本思想。

 

　　苏轼在密州为官期间，逢密州受灾，许多百姓无衣无食，不得不把嗷嗷待哺的婴幼儿丢弃。有一次，苏轼和同僚沿着城墙根挖野菜，发现一弃婴，遂抱至府中收养，并带领州府官员到野外寻找其他的弃婴。短短几天，州府中就收养弃婴40余名。他在《与朱鄂州书》中曾提及此事：“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十年后，苏轼赴任登州路过密州，那些当年被他收养活下来的弃儿及其养父母纷纷前往拜谢。可以说，苏轼每到一个地方为官，就会为当地百姓做一些好事。苏轼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民本思想，而表达最充分的就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范仲淹的民本思想，体现了文人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和同乐精神。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以至于现在仍会引起学者的深刻讨论。中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庞朴在《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一书中表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忧乐圆融”把道德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取向，常怀“天下之忧”而追求“天下之乐”，这两种精神的理想结合，便构成了中国人的理想人格。比如，《周易·系辞》中说：“明于忧患与故”，“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论语·卫灵公》中说：“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中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些都表达了民本思想，体现了仁人志士以生死肉身担当着家国大义，为中华求生存，为人类求出路的责任感。

 

　　中国共产党是民本思想的最好继承者。在一百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这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升华和拓展。比如，我们都深有感触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展开波澜壮阔的反贫困斗争，使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以人民为中心”这一重要命题的丰富内涵做了深入的阐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党和国家的全部理论和实践中。

 

　　在香港问题上，习近平主席高度关注香港民生，多次为香港发展指明方向，一再重申中央对香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来京述职的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时指出：“谋发展、保稳定、促和谐是香港广大市民的共同愿望，也是特别行政区的主要任务。”2017年，在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对香港进行视察时，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央始终是香港发展的坚强后盾。中央将一如既往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同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时指出，“要做好与社会各界对话和改善民生等工作”。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香港民生改善步伐不断加大。近几年发布的施政报告中，扶贫、安老、助弱、教育资助始终是施政重点。据2021年施政报告显示，特区政府用于医疗和社会福利的经常开支，4年间增幅分别为53%和62%。

 

　　如今，回归祖国25年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坚强后盾，将继续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全力支持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全力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香港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香港一定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王德岩：北方工业大学中文系副教授）